短篇小说|疯子
正是草木蓬勃的暮春时节，花园里这个荒弃已久的角落，更是枝繁叶茂得乌烟瘴气。由于地处偏僻，白天都少有人来，到了夜晚就更是人迹罕至。来这里的，大多是舍不得花钱开房的嫖客、野鸡或偷情者、变态狂，或者寻个角落解决尿急问题的路人，总之都是些见不得光的人，再不就是见不得光的事——晚上的时候，这里确实也没什么光。一个人不小心闯进来，发现身处何地时，会立刻落荒而逃，尤其是那些穿衣早于季节的女人们，更是会像踩着了粪便或蛇一样跑开，她们娇嫩的小心脏比蹬着高跟鞋的脚跳得更欢。
这里是虫鸣的海洋。空气中弥漫着春泥的气味，青草的气味，树叶的气味，鲜花的气味，汽车尾气的气味，人和狗尿骚的气味，情欲的气味……各种味道嘻嘻哈哈、亲亲热热、粘粘糊糊地搅在一起，充满了诱惑、罪恶、暧昧和生机，让人血脉贲张却又软绵绵、懒洋洋、舒舒服服的。突然，一股暗流掺了进来，甜腥，鲜红，温热，阴险，锐利，透着冰冷的死亡气息，让嗅到的人忍不住打个激零，既而汗毛根根倒立。这气味先是一丝一丝的，紧接着一股一股的，很快就一片一片的，迅速染红了整个夜空。
就在此时，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撕碎了这片春夜最后一缕残存的安静和祥和——这个后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喊声是如此可怕，简直不像发自阳世的人类，倒像来自地狱，或者一个受伤的野兽，掺杂着狂喜和绝望，细细品味，竟然还有那么一点温柔和忧伤：
“杀人啦！杀人啦——”
“杀人？你说蚂蚁杀人了？不能吧，他的心比豆腐都软，咋能杀人呢？”肖红军放下已经到了嘴边的杯子，鼓着发红的眼睛说。
我仔细看了一眼他的表情，不像是装的，有点不可思议——我们在一个单位里时，他们俩关系最好，这么大的事，他怎么不知道？难道他去南方以后，就再也没和蚂蚁联系过吗？
“刚走那阵子还打过几个电话，后来就没有了。那阵子混的太惨了，没脸见江东父老啊。嘿嘿。”他有些不好意思似地说，“不过我还是不能相信蚂蚁那么老实的一个人，能成杀人犯！”
“那就是个怪胎，啥事干不来？！”于鸿浩一仰脖，把杯子里的酒干了，拿起一个串，恶狠狠地撕下一块羊肉，边嚼边说。
我看着他那双冷酷的细长眼睛里流露出的平静和鄙夷，想他一定早就知道了。也是，虽然他只比肖红军晚走了不到半年，但毕竟他和蚂蚁是同学，事情又那么轰动，同学间不可能没有议论。后来马父还曾跟我要过他的电话，想让他出庭作证，至少出具一个有利于蚂蚁的书面材料。不过给电话的时候我有点犹豫，因为在同时进汽车厂的四个人中，虽然他和蚂蚁是同学，但关系最僵，分配宿舍时说啥也不跟蚂蚁一个屋，问为啥，他背过脸阴阴地来一句：“神经病！”也不怕被听见——谁会想到，若干年后马父会找他来做实这句话呢？也不知找到于鸿浩没有，更不知道他帮忙没有，不过在于鸿浩说这句话的时候，蚂蚁，不，马义——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外号——的脸上也看不出什么变化，也不知道他听没听见。说来，“蚂蚁”这个外号，也是于鸿浩从大学带来的，我们也跟着叫起来，马义也不生气，照样答应。
想想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离我们进汽车厂那会儿已经十多年了，离那个恐怖的春夜也有五六年了。要不是这次肖红军提起，我都快把这个曾经共处一室四年多的人忘到脑后了。当初因为于鸿浩死活不跟蚂蚁一个屋，把他推给了我。我呢，无所谓，反正只是跟他共用一室，又不是共用一床，而且独身宿舍谁又能住多长时间呢，就同意了。当然，一住就是四年，这也是当时没想到的。
虽然在一起住了四年，我对马义仍没有太深的感情。我们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井水不犯河水，平时很少犯话，基本是他干他的，我干我的，相安无事。以至于他父亲来找我，殷切地希望我说点什么的时候，我竟很难面对那近乎低三下四的目光：“朝夕相处了四年，你对他的了解指定比谁都深。”我知道不光他这样认为，周围的人，甚至我自己都这样认为，可是搜肠刮肚地想了一回遭，还真没什么可说的——让我说他好话时没有，后来让我说他坏话时还没有。在别人看来，我这种不可置否的态度，简直就是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了。连我自己都觉得，蚂蚁要真被判了死刑，那就是我害的了。可是天地良心，我总不能闭着眼睛说瞎话吧。既使这样，他父亲也没有任何不满，估计那阵子他已经看惯了冷脸，不在乎了，就是我打他一耳光，他仍然挂会着讨好的笑对我说：“再想想，好好想想”吧。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如果肖红军没走就好了。
蚂蚁虽然和肖红军相处时间短，但他们感情最好，我和蚂蚁在四年里说的话，估计没有他们俩半年时间说的多。那段时间，肖红军总是一下班就来我们屋，我困得不行了，这俩人还是兴高采烈或面红耳赤地说着——所以，我想，要是肖红军，无论说蚂蚁的好话还是他的坏话，他都一定能说出许多来，没准儿真能在法庭上挽狂澜于即倒，救蚂蚁一命呢。可惜那时肖红军早和我们失去联系，他去了哪里，在干什么，我根本不知道。
那时的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该死的肖红军会以一副成功人的姿态神气活现地突然出现。据他自己说，现在已经是一家公司的副总了，这次出差是为了处理一件紧急业务——唉，反正领导去哪儿干啥，永远都是紧急的了。看着他那副志得意满的胖脸，我感到自己的血液都变成了醋，不，是PH值无限接近于零的醋精——除了蚂蚁那个瓜怂，我已经成沦为混得最惨的一个了：他成副总了，春风得意；于鸿浩成博士了，前途无量；我呢，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技术员，十年了，连屁股都没动一下！中午在肖总下榻的五星级宾馆的楼下餐厅吃的自助餐，说是下午还有事，中午就“垫巴一口”。妈的，五星级啊，我吃过最高档的地方，竟然还只是“垫巴一口”？我真想向他那张流油的猪脸揍上一拳，看他还嘚瑟不！这顿饭，吃得我难受死了，胃都缩成了一个核桃，唯恐一不小心出丑，啥都没吃出香臭来！吃完饭送我出来，肖总说晚上找个好点的地方，把原来那些哥们都叫上，好好热闹一下。我想，除了我，谁还记得你啊，别自觉不臭了！而且，我才不给他显摆的机会呢。我跟他说，还是跟当初一样，找个大排档，喝扎啤吃烤串，又痛快又过瘾！你认识的，只剩下几个要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了，还喊吗？对了，于鸿浩博士毕业了，正在奉城找工作，要不叫上他？肖红军带着锦衣夜行的遗憾“啧”了一下，像个大人物似地很有气派地胖手一挥：行，听你的，吃大排档，就咱仨！
晚上九点多了，烧烤却正是热闹的时候，整条街上一家挨着一家，空气中弥漫着掺杂了辣酱孜然的烧烤的香味和呛人的烟气，路边密密地摆满了塑料桌椅，每张桌子旁都坐了大吃大喝的男男女女，老板和服务员满头大汗地穿梭在各桌之间，还是忙不过来。我们坐在其间，桌子上了和脚底都堆满了乱七八糟的煮花生、煮毛豆的皮儿、烤串的签子以及七倒八歪的啤酒瓶子，每个人的脸都红涨着，酒精随着汗液蒸发出来，一阵夜风吹过，凉飕飕的，舒服极了。
晕乎乎当中，我看到瘦瘦高高的蚂蚁站在我的面前，白暂的脸上挂着略带天真的温和的笑容……这是这么年多以来，我第一次清晰地想起他的形象，突然有种想哭的感觉。妈的，看来我真的喝醉了！
刚跟马义住到一起时，我还真有点怕这个家伙会有什么让人难以忍受的毛病——于鸿浩讨厌他总有原因的吧。接触下来，没感觉马义有什么问题，倒是于鸿浩，自私、刻薄、邋遢、自以为是、小肚鸡肠，让和他一屋的肖红军头疼不已，几次私下里跟我们发牢骚，说要调屋。我都怀疑，他那么快离开汽车厂，除了无法忍受国有企业的收入太低、管理僵化、死气沉沉外，是不是也为了逃离我们背地里叫作“耗子”的“极品”室友？
相比之下，马义作为一个室友简直可以用“求之不得”来形容：不抽烟，不酗酒，不高声大气，不打呼噜不磨牙，做什么都怕影响别人，早起锻炼从来都轻手轻脚，看电脑听音乐都戴耳机，同寢四年，我从没有打过热水扫过地，全是他的事儿，就连我随手乱扔的脏衣服破鞋臭袜子，他都给收拾得整整齐齐……他不太爱说话，常常一个人坐那儿发呆，看书，玩电脑，这在那些爱热闹的人眼里或许是一种缺点，在我却是最喜欢他的地方。我唯一有点不满意的是，只要肖红军一来，两个人常为一些大而不当的问题争执不休，这时的马义表现出少有的兴奋和疯狂，声音都失控了，有些吵人——不过我喜欢开大音量通宵打游戏，更烦人吧——何况没到半年，肖红军就走了，也没人找他辩论了。
肖红军一走，我明显感到他有些寂寞了。我们屋里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在撒野了。
蚂蚁在一些人看来比较讨厌的原因，就是他一些怪癖：坐公交时，坚决不坐“爱心座位”，宁愿站着也不坐；遇到老人或小孩之类的，他一定让座，再挤也让，要命的是，他不光自己不坐，自己让，还让你也别坐，你也让座。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第一次和他出去，他提醒我该给旁边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让座，我感到全车人的眼睛全聚焦到了我身上，全身上下火烧火燎，就像正午太阳里置身于凸透镜下的一张纸，很快就会烧成灰。那个长着一张洒满了芝麻的大饼脸的蠢女人对我道谢，怎么听都像是讽刺。我当时真恨不得从车窗跳出去！我没有理挂着胜利微笑的蚂蚁——从那以后，我不再叫他马义了——径直挤过他，站到了车箱后面。那时我的心百分之二百站到了耗子一边，在心里大骂他是“神经病”，发誓再也不跟他一块出来了。
如果说他在公交车上的举动还可形容为善良，最多是爱管闲事，那他遇上乞丐时的“大方”则是不折不扣的愚蠢、瓜货！每次上街，只要遇上乞丐，不管是老的小的，残疾的健全的，只要装出一脸可怜相，他就掏钱给人家。有次一个三十多岁男的挂个牌子写是聋哑人，没钱回家了，他也掏钱。我让他别给，他不听，还让我也帮帮这人。我这次一点儿面子也没给他，骂了句“有病”就掉头走开了。他居然也不生气！
最离谱的一次，我俩晚上到步行街上闲逛，他看卖花的小孩儿连追好几对男女，一枝花也没卖出去，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竟然喊那个小孩儿过来。那小孩儿回头看了一眼，可能很少遇上主动送上门的“上帝”，以为听错了，继续追那对已经走远的情侣。蚂蚁对我的提醒毫不理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喊人家，还说“买枝花”。小孩儿总也想不明两个大老爷们儿逛街买花干啥，一时表情有点茫然，过了会儿他像想明白了什么似的，脸上带着不敢相信的表情和无法掩饰的坏笑慢慢地向我们走过来。我见势不好，想拉蚂蚁走开，可这瓜货偏不走。小孩儿向他仰起伪装天真的小脸儿，试探地说：“哥哥，想给你的那个……啥朋友买枝玫瑰啊？”他竟然不反驳，还乖乖地掏钱！于是悲剧了：一大堆卖花的小男孩儿小女孩儿像从地下钻出来一样把我们团团围住，把我们置身于一系玫瑰花的汪洋大海之中，欢快的叽叽喳喳声吵得我头晕脑涨……结果可想而知，蚂蚁掏光了口袋才让这群小鬼散开——这他还得感谢那天不是情人节，否则非让他破产不可！街是逛不成了，回去的路上，他那一大抱火红的玫瑰花和那一脸心天使般傻瓜的笑容引来了百分之百的回头率。我真不知道他将如何处理这些做“好”事的结果，那时他还没女朋友，我的对象刚黄，他安慰我说：“没事，咱们可以把这些花送给办公室的女同事，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嘛……不然那些小朋友跑一晚上一枝也卖不出去，多可怜啊！”我气得连骂他的心思都没有，只恨自己不长记性，被人怀疑性取向有问题也是活该！
对于他这些脑子进水的举动，就连肖红军都看不下去，耐心地开导他：
“不要觉得这些人可怜，他们没准儿比你还有钱，装可怜不过是他们骗钱的手段。你知道不，你不是在帮他们，是在助长他们不劳而获的懒惰思想，在害他们！”
“你怎么能这么想！要是大家都像你这么冷漠，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就没人管了？”
“怎么不全是骗人的？你不看报纸不看电视啊？这当也上！你啊，真是的！”肖红军恨铁不成钢，后槽牙都该咬碎了。
“就算都是骗人的又怎么样呢？几块钱，对我们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却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一份关注和温暖。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就不相信他们不会感动！感动多了，也许他们就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没准儿哪天就改邪归正、不再骗人了。要是都不帮他们，他们就会对社会越来越失望，甚至充满仇恨，那么就可能变本加厉，做出更可怕的事情来了。”一通高论后，他低声说：“我怎么也不相信，那些可怜的小孩子也是骗人的！”
肖红军发现了更大的漏洞：“你傻啊？没听说吗？有些坏人专门偷或拐人家的小孩子，打断手脚，弄得血糊拉拉的，来骗取像你这种傻子的。你的辛辛苦苦赚来的那点血汗钱，一分都不会落到那些小孩子手里，都到坏人手里啦。”
“能是真的吗？”蚂蚁像自己受到伤害一样，由白蚂蚁变成了红蚂蚁，睁大了眼睛，喃喃地说：“那我更应该帮他们了，至少可以让他们有钱交给坏人，少受点痛苦。”
“你呀！”肖红军觉得他真是不可救药了，“为了减少小孩子的痛苦，你就助纣为虐了，那么为了消除更大的痛苦，估计杀人的事你都干得出来了！”
本来肖红军不过是一句气话，谁知蚂蚁还真的认真考虑了一会儿，说:“杀人不一定就全是罪恶的，有时还是一种慈悲呢，比如安乐死……”
这下肖红军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瞪了蚂蚁半天，说了句:“你真是疯了！”
……
那阵子，他们这种争论每晚都会发生一次。可是谁也说不服谁，也不会有会什么结果，他们却乐此不疲，让我这个旁听者玩不好游戏也睡不着觉，只好气恼地把游戏的音量开到最大，拼命地敲打键盘和鼠标……
“就他那点能耐，杀人也只能杀个老太太。是不是太饥渴憋不住了，找个老太太先奸后杀？不会是强奸未遂、杀人灭口吧？哈哈……”于鸿浩真是喝多了，双眼迷离得成了一条缝，舌头不使唤，话也说得越来越离谱了。
“少你妈的放……”毕竟是当领导的人了，要照顾形象，肖总及时把骂了一半的话压住，转头问我：“咋的？蚂蚁一直没对象啊？”
“哪啊？你别听他胡嘞嘞。人家不光有，还挺漂亮呢，听说家境也不错……”
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蚂蚁是怎么找到那么让人眼红的女朋友的。听说是他们办公室里的一枝花，好多人都在追，可不知怎么竟然跟了他了。就在被那帮小崽子成功推销玫瑰花之后不长时间，俩人就好上了。我真怀疑蚂蚁第二天把那买来的花都给这女孩子了。反正有一天我正光着膀子在屋里打游戏呢，他俩进来了，弄得我好一阵手忙脚乱。看着那个女孩子对他柔声细语百依百顺的样子，我感到自己旧伤未愈的心又被恶狠狠地划上了几刀。一只臭蚂蚁都能找到这么个好对象，可我连那个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没身材的前女友都留不住，亏我对她像对皇后一般低声下气鞍前马后地伺候，还是攀上了一根高枝，飞了！真是情何以堪啊。为了不当灯泡，我找个借口出去了。过了一阶段，可能他们也觉得不方便，就租个房子搬出去过二人世界去了。
后来有好一阵子没见过蚂蚁，直到深秋时一个刮大风的日子，忘了为了什么事，我踏着厚厚的落叶到出租屋去找他。敲开门，我看到蚂蚁的神色有些憔悴，屋里也没有他女朋友的影子，反倒小客厅有个衣着肮脏、破烂、神情麻木、脸皱得像团废纸似的老太太，看样子像是街头要饭或拣破烂的。看到我，那眼神像看到救星下凡一样，听到蚂蚁说是同事，立刻黯淡下来——这是谁啊，怎么上这儿来了？
蚂蚁没有解答我的疑虑，也许是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径直把我带到了卧室里。我问他女朋友呢？他先是不说话，只是叹气，然后自言自语似的说：“挺善良的人哪，咋就容不下人呢？又不是不走了，只要我帮她把事情弄清楚，就送她走了，咋就不行呢？”
吵架了？分手了？我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这时传来了衰老虚弱的声音：“好人哪，你就别管我了，让我走吧……我这个老婆子，死了算了，省得祸害人！”
这个让蚂蚁幸福的小日子出现波澜的老太太，是前两天晚上他和女朋友看电影的路上遇见的。远远望去，他还以为谁在路灯下扔了一堆破布烂衣裳，因为那里并不是人流密集的场所，从未有人在那乞讨过。走在前面两个女孩子经过时那堆东西动了动，把她们吓了一跳，尖声大笑着跑开了，他才知道是个活人。路过时，他往那个空空的小破盒里扔了一块钱。这老太太一边磕头一边喃喃地说:“好人哪，好人哪。”他俩被弄得挺不好意思的。他女朋友说：“大娘，你别这样！你咋不在那边要啊，这也没啥人啊？”“是没人，我一天没吃东西了……他们不让我在那边，打我，说那边是他们的地盘……你看他们打的……”老人一边说，一边哆哆嗦嗦地撩起衣裳让他俩看身上的伤，泪水从浑浊的眼里流出来，亮亮地沿着积满污垢的皱纹往下淌。
老太太的样子让他俩很难受，特别是他女朋友，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对他说：“你等我一下。”跑进不远处的馄饨店里，很快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来，递给了老人。老人作着揖，不停地说：“好人，好人啊，你们都是活菩萨，佛祖会保佑你们的。”然后接过馄饨，也不嫌烫，滋喽滋喽的，不一会儿就连汤带水地吃完了。
就在他俩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老人喊住了他们：“好人，你们会写字吧？”他俩都被逗笑了，他女朋友说：“会写，他的字还写的挺好呢。啥事，你说吧，大姨。”老人也笑了："看我说的，你俩肯定都是大学生吧？能不能帮老婆子把这个抄一下，纸和笔我买。”边说边从怀里掏出一个脏不拉唧的布包，一层层地打开，是一沓又脏又破的信纸。蚂蚁接过来一看，最上面的一行是歪歪扭扭的两个大字“告状”。他心一动，和女朋友对视了一眼，继续看下去。
这份材料足足有十多页，字写的跟小学生似的，到处是错字和病句，条理很混乱，大部分是怒气冲天的控诉和声泪俱下的求告，关于事实的陈述并不清楚。但就这样，已经把他震着了。虽然以前也曾经在网上或通过其它渠道听到过类似的事，可此刻心底的愤怒是以前从未体验过的。他像第一次看清这个世界，为自己从前的浅薄深感羞耻，他不敢相信世上竟会如此黑暗！他的心底涌起了一种责无旁贷的冲动：一定帮这个可怜人伸张正义，否则他马义就是这个世上最伪善的人！
老人看他俩半天不吱声，有些怕了，颤颤地说："好人哪，要是嫌麻烦，就把材料还给我吧，这可是老婆子的命啊。”
蚂蚁蹲在老人的面前，强压着内心激动的情绪，一字一顿地说："大姨，这里面说的都是真的吗？”
"咋不真哩？这都是我当家的临咽气前亲口说的，让村子一个小学生给记下的……我虽然不认字，可让不少人看过，和当家的说的一个字不差，和真事一字不差，句句真，字字真，有一处假天打雷霹，我说啥老天爷都听着哩。”
"大姨，那你好好跟我说说，我不光帮你重写一份更好的，没准还能跟你一块找有关部门讨说法呢。”
“真的？！”老人浑浊双眼一下子放出惊人的光亮，脏鸡爪子似的手揪住了他的袖子，像怕他飞了似的："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他用从未有过的坚定语气说。
出人意料的，老人松开了他之后，竟然拍着地，号啕大哭起来：“当家的，老天爷开眼哩，菩萨显灵哩，儿子，你的冤情要得雪哩……”
他女朋友扯了扯他的胳膊：“走吧，电影该开始了。材料咱给大姨写完，明天送来……”
听了女朋友的话，他感觉是那么不可思议：电影？这时候还谈什么电影？！他盯着她的脸，感觉是如此陌生。
“就为这个，就和女朋友闹别扭啦？”看着手里的那几张破纸，我心想：于鸿浩真他妈没说错，这小子真是个怪胎。
我手里的东西，不用说是蚂蚁帮着重写过的——这小子别看人不咋地，字写得比我好看多了——错别字没有了，事情说的也很清楚：那个老女人的儿子因为和邻居有纠纷，被推到河里淹死了。我有点不太明白：如果事情果真如此，当地公安局就能管了，还轮到你蚂蚁来当包青天？
蚂蚁小声解释说：“事情麻烦就在这个地方，害她儿子那人，是村里一霸，谁也不敢惹，她儿子不信邪，去上边告他，结果被那人知道了，带了一堆人把他截住，打了一顿，推下路边的一个水塘，淹死了。等大姨他们听到信儿赶来的时候，儿子已经给捞上来，停到了道边了，自行车粘泥挂水地倒在一边。那人早走了，留下几个不相干的，都说是他儿子自个儿掉下去的。他们觉得奇怪：大白天的，一个年轻人，怎么会往水里骑呢？那些人都说，好像是喝酒了，车子都骑得歪歪斜斜的，眼看就往水里去。儿子身上的伤呢，那些人说水里石头磕的，再不就是往上捞的时候碰的。那时他们都蒙了，特别是她，看了儿子一眼就人事不省了，所以都是人家怎么说怎么是，稀里糊涂就把儿子火化了，埋了。可是纸里包不住火，等到事情过去了，有和那人不对付的，就趁半夜悄悄来到家里，把实情告诉了他们，他们这才知道孩子死的是这么冤枉。”
对于这个故事，虽然蚂蚁讲得绘声绘色，可是我还是心存疑虑：“就算她没撒谎，谁知道别人不是在瞎说八道、挑拨是非呢？”
蚂蚁叹了口气，说：“我也是这么怀疑过，可是后来的事太奇怪了，不由得我不信。他们上告之后，当地派出所来人了，和那人又是握手又是说笑的，对他们老两口却是黑着脸一通教训，说他们想讹人家钱！后来还拿出了手铐，说要不是看他们年纪大，就把他们俩抓起来了。后来不再理他们，去那人家里吃饭去了。等到这群人酒足饭饱走了之后，那人在街上大声说：看到没有，敢跟他作对，没好下场！她老伴儿气不过，上去理论，被那人家里一大帮人打得腿都给打折了。那人一边打还一边说：反正已经有了一条人命，就是把他们家灭门，偿命也值了。村里那么多人在旁边看热闹，谁也不敢上前。当天晚上那个当初给他们报信的又来了，说那人已经知道是他说的了，不能在村子里待了。第二天就全家出去打工了，谁也不知道去了哪儿。她老伴腿伤加上丧子之痛，躺了没到一个月就没了。在咽气之前，一再嘱咐她只要有一口气，就一定不断往上告，哪怕告到北京，也得给儿子讨个说法。怕她记性不好，就趁着自个儿还清醒的时候，让她拿几块糖做诱饵，在放学的路上拦住了一个外村的小学生，引到家里来，由他一字一句地口述，让那个孩子写下了那个材料。那人听说她还要往上告，扬言说要把她的腿也打折，让她到下面陪那爷俩去！吓得她把老伴儿埋了之后，当天晚上就跑了出来。她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老太太，老伴儿活着的时候连县城都没去过，现在被逼无奈，越走越远，现在都跑到省会来了。”
我被蚂蚁这番话弄得稀里糊涂的，分辨不出个真假，想一会儿，问了句：“她就再也没回去过？”
这话说得声音大了点，被外间的的老女人听见了，大声说：“不敢回去啊，他们说了，看到我就把我送到精神病医院里关起来，那我还怎么给我儿子申冤哪。”
她这一搭茬，吓得我不敢大声说话了，尽量压低了声音对蚂蚁说：“也没什么证据，你觉得能告出个结果吗？”
“怎么不能？天底下还没公道了？”
看着他那瞪大的眼睛，涨红的脸，我知道我说一句话他有八句等着我，我又不是肖红军，争不过他，他愿意折腾就折腾去吧，关我屁事！于是把想说的话都咽回肚子里，告辞离开了。
“你觉得那事能是真的吗？”老肖一张胖脸红扑扑的，脸上的那些黑斑像面包上的芝麻一样格外触目。
“我怎么知道？我也就当个故事听，老太太叫什么，他儿子叫什么，害他们的那个人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统统没往心里去……除了蚂蚁，谁能在意这样没影的事……”
我一边说，一边看耗子，希望他能把话接过去，因为我能感觉到此时的老肖就像一张拉满了的弓，随时准备把一连串的问题向我射过来，我可招架不住。可是耗子醉眼朦胧的，一副随时要睡着的样子，恐怕我们说什么他都没在意。酒喝到这份上，人已经很少吃东西了，桌子上的串早都凉了，中间热了一次，可是谁也没吃几口，我和老肖还能不时举举杯，耗子已经半天没动静了。
这时一股尿意救了我，还没等老肖说什么，我就站起身：“稍等，我去放个水。”
在厕所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在蚂蚁出事那阵子我做的一个梦。那时我刚装修完房子，女朋友出差了，我一个人住在新房子里，半夜的时候突然发现床边站了个人，我不认识，二十左右岁的样子，穿着红黑格子的体恤衫和一个夹克，长得挺普通的，看上去没什么恶意，身上拖泥带水的，滴滴达达地往下淌。我突然知道他是谁了。我想，原来那事是真的。可是，蚂蚁那么轴的人都整不了，你来找我干啥？他什么也不说，就那么满眼悲哀地看着我。我不耐烦起来，开始担心他身上的泥水会弄脏我新铺的地板。这时我才发现，我一动也动不了，也说不了话，我知道自己是被魇住了，干着急没办法。不知挣扎了多久，终于身体又属于自己的了，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屋里哪有什么人啊？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爬起来看他刚才站的地方，清清爽爽的，没泥没水。我放下心来：新装的地板，要是泡鼓包了麻烦了！这件事我从没和人说过，此时却有一吐为快的冲动。
等我从厕所出来，我们那桌上，只有老肖一个人闷闷的自斟自饮。我问耗子呢？“跑了。说喝多了，明天还有事……没能耐的玩意儿……”我刚坐下，一阵风吹来，感到一丝寒意，胳膊上的鸡皮疙瘩都起了。夜深了，虽然灯火依旧，还是能感觉到黑暗在光明不能普及之处集结，蠢蠢欲动，想如果此时讲那个梦有点瘆得慌，不由得意兴阑珊，不讲了。
我再次见到蚂蚁，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我正为结婚的事忙得昏天黑地：拍婚纱照、订酒店、买钻戒……忘了那天为了什么小事，我和女朋友闹了别扭，一个人在街上闲逛，突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扫视一周，没看到认识的人，以为听错了，继续往前走。这时，有人猛地拍了我的肩膀一下，吓了我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蚂蚁。虽然我知道是他，可是眼前这个人和我熟悉的那个蚂蚁太不一样了，跟个流浪汉差不多：又黑又瘦，头发如乱草一般，衣服也是又脏又破，特别是那眼神，再也没有原来的温软、热切，而是又冷又硬，还透着疯狂和绝望，像一只受伤的困兽一般，令人望而生畏。
“你这是挖煤去了，还是逃荒去了？整成这副德行！”话一出口，我就想起这几个月里听到的和蚂蚁有关的风言风语，便住了口，不再说下去。
“一言难尽。”蚂蚁也不在意，问我：“你忙吗？没事的话陪我坐会儿？”我正闲得无聊，便跟他来到一个小店里，找个背静的地方坐下，点了几个菜，要了几瓶啤酒。
“我才从那个大姨的老家回来，妈的，死里逃生。”他也不等菜上来，拧开一瓶，倒到杯子里，一仰脖干了，继续说下去：“你猜我去干啥了？杀人去了！”他的话把我吓着了，有点后悔和他来跟他喝酒了。他不理我，自管自地说下去：“你也知道这几个月我都忙什么了。你们都把我当成了异类，一个不安定因素，可我从来没有想给谁找麻烦，我只是做不到一个大活人就在你的眼前承受痛苦的煎熬却视而不见。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即使事是真的，没证据，也不能把谁咋着。当然，也有人说，根本就是编个故事在博人同情。当时我听了还很生气，后来冷静下来一想，他说的也有道理，没准儿那个大姨真的把听来的故事当成了自己的事。可是即使事情是假的又怎么样呢，她的痛苦是真的啊。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们就感受不到一个人的痛苦呢？”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整张脸因愤怒涨得通红，虽然看着我，目光却穿透我，望向了遥远的地方。说到激动处，他还用力地拍打着桌子，吓得来上菜的小服务员不停地回头瞅他。他这个样子，和当年跟肖红军辩论的那个蚂蚁是那么相似，却又那么不同。
“通过这件事我才发现自己和这个世界是这么格格不入。以前你们说我是个怪胎，精神病，我还不服，现在我服了，我就是个怪胎，就是精神病！我也想像你们一样，做个安分守己的小技术员，过我的小日子。我不止一次劝自己：世界上这样的事多了，就是你能管，你管得过来吗？可是我就是做不到视而不见！痛苦就像一匹狼一样撕扯着我的良心，让我一刻也不得安生。有时我都想，如果人的记忆能消除就好了，那不管多少钱我都会去做这个手术，再不把我这段时间的记忆消除，再不把那个大姨的痛苦记忆消除，这样我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我的下半生了。我才不想替谁偿命呢，反正他已经死了，我又没看到他被推下水里去，再说了，人就死了，活着的还得活着……”
说到这里，蚂蚁的眼里溢出了泪水，他一把抹去，继续说下去：
“后来我想了，既然让我摊上了，也就没别的选择了，只有我自己去把事情弄清楚，如果事情真的像那个大姨说的那样，我就替她讨还公道！下定决心时，天还冷，我就多等了一个多月，不然我一走，房东肯定会把她撵走，用不了几天就冻死了。所以我等到了天暖和，和房东把各项事交割清楚，给那个大姨留了点钱，就坐上火车走了。我当时想了，这回我一定要做两件事:一是弄明白大姨说的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就一命换一命，替大姨讨个公道！不怕你笑话，当时我真是满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感，觉得自己就像个侠客一样。回头看看，贼二。那些人说的没错，那份材料里的地址和人名都是错的，因为都是根据读音写下来的，而且那边的行政划分这两年也变了，可是也不太难找，只用了三天时间我就找着了，地形、村里的人名、甚至哪儿长了棵什么树都和那个大姨告诉我的发音一模一样，他儿子和老伴儿的坟也找到了，长满了草，一直没人添土，都快平了……要说不一样，就是淹死她儿子的那个水塘已经没了，村里人告诉我，填上好几年了，现在是那家人的一个机加厂，里面竟然还有一个佛堂！大姨家的房子也没有了，和隔壁的并成了一个院子，盖着一个二层小楼，特气派，是那人弟弟家的。提起她的名字，村里人告诉我，人没了；问怎么没的，都说不知道；有人说是病死的，还是车撞死的，还有人悄悄和我说，是和他们作对的那人给害死的……反正是死在外头了，谁也没看到尸体，但户口都销了，她家没人了，不然人家也不能在他们家的房基地上盖房子啊。挺让我意外的，无论是村里的人还是那家人，都不太避讳那件事，村里人觉得事情早就过去了，那家人把这件事当成炫耀和威慑别人的一个资本，所以没有人觉得我是来调查那件事的。我在村里窜了几天后，人们开始觉得我是暗访的记者，是来调查那家人非法挖沙的事的，还有有不少人偷偷给我提供不少这方面资料。那家人扬言，我要再在他们村里逛游，就把我的腿打折，扔到山里喂狼。有一回，还真有十几个手拿大棒的彪形大汉带着狼狗追我，吓得我跑了好几里山路才逃脱。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敢公开在村子里露过面。”
说的到这里，蚂蚁自嘲地嘿嘿笑笑，笑里满是苦涩：“虽然后来我又不止一次趁黑夜潜回村里，把下手的方案在心里想了一套又一套，但是我自己明白，不用他们撵，我也干不了啥，一看到他们人我就怂了。他们父子六人，个个都人高马大、虎背熊腰的，上哪去都是开着丰田霸道，旁边跟着好几个带着家伙式的保镖——防我啥？他们的好几个生意都和人犯争，怕人家黑吃黑——无论家里还是工厂，都高墙大院的，还养着大狼狗，就是我有那个胆儿，也没机会下手，何况我根本没那个胆儿。”
他除了说话，就是一杯接一杯地往肚子里灌酒，很少吃东西，以前我真不知道他有这么好的酒量。
“昨天在公交车上，我旁边站着一个老大爷，我就是没让座！他旁边一个家伙，不停地瞅我，我瞪他一眼，立刻就怂了，扭过头看窗外，不敢看我了——别看他脸上有道疤，一看他的眼神，和那瘦不干撑的样，我就知道也跟我似的，是个没用的玩意儿！”说着，他笑了，眼圈却红了，“现在我终于明白，操蛋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我自个儿，是我配不上这个世界。”他哽咽住了，过了一会儿，继续说道：“你知道我刚才怎么跟大姨说的吗？我说，害你的那人得了癌症，就要死了，他那几个儿子也混的一个比一个惨，都没娶上媳妇……”
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低着头陷入了沉思，好半晌才说：“好像是鲁迅说的吧:我看到受苦的人，就像秃鹰看到尸体一样，一方面希望它灭亡，另一方面它以外的世界灭亡……如果一个人活着，他自己痛苦，别人看着也痛苦，死倒是对彼此来说都不错的解脱……我终于知道怎么结束大姨的痛苦了——我要早知道，还去她老家折腾什么劲儿啊……”
他的话听得我莫名其妙。我对鲁迅的印象还是上学的时候，每次考语文卷，都因为他那拗口难懂的文章丢不少分，上了大学以后，终于不用学语文了，便把他老先生的文章统统还给了老师，现在唯一能记住的，就是他那句最著名的“世上本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没了路”，每次被堵到路上时都会想起来，便佩服他的先见之明，不愧是大文豪！可是蚂蚁说的那些，什么尸体，什么秃鹰啊，什么死啊，又吓人又变态，人家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还有什么什么家，能说这样的话吗？
后来蚂蚁又说了什么，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来了。但是那顿饭吃得我实在不舒服，蚂蚁的话怪吓人的，害得我那天晚上做了一宿的噩梦。在那之后没两天，就发生了那件事，我总觉得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似的，担心了好几天警察会来找我问话，后来也没有，慢慢地心情也就平静了下来。
那天，蚂蚁用自己兜里仅剩的一点钱，给那个那个老女人买了身新衣服，又让她去大众浴室洗了澡，买了些好吃的，来到公园的角落里，让她吃了。那个老女人吃着，眼泪流下来了，说：“孩子哪，拖累你了，以后你就不用管我啦，你的大恩大德我来世再报吧。”说着，跪下身子，要给他磕头。他急忙拉住她：“大姨，你有什么打算吗？”“啥打算啊？坏人也遭报应了，我到那边跟老头和儿子也有交代了，我也该跟他们爷俩见面去——孩子，你别劝我，赶紧走吧，别让人瞅见跟我一块，拖累你。”蚂蚁想了一下，问：“大姨，你好了？”“想好了。要不是为了给儿子，我早不活着了。你走吧，快走吧。”
蚂蚁沉思了一会儿，说：“大姨，我帮你吧。”
“啥？帮我？”老人吓了一跳，“孩子，你说啥傻话？临了临了我咋能还给你找麻烦呢？你快走吧。”
“大姨，我帮你吧。”
“你帮我？”老女人看他说的诚恳，犹豫了：“我这两天也琢磨，怕整不好，遭二遍罪……有个人帮我，痛快点，少遭点罪……不过，孩子，不会让吃官司吗？”
“没事，大姨，我帮你！”
“好吧。完事了你赶快走，谁问你都说没见过我。”说着，她整了整衣裳，闭上了眼睛，说：“来吧，孩子。”
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刀子，觉得喉咙干得很，手里全是汗。此刻，天已经黑了，这里很偏僻，除了远处路灯传来的微光，再就天上那轮弯月洒下的清辉，可是他还是觉得亮得怕人，对面那张脸上的每一条皱纹、每一块老年斑、每一个汗毛孔都看得清清楚楚。他想了一下，绕到了她身后，伸手摸向她细痩的脖子，明显能感到她的紧张，浑身都像秋风里的树叶一样抖个不停。他感到一阵眩晕，两手发麻，赶紧停下来深呼一口气，开始摸老女人的颈动脉。她的皮肤像鸡皮一样松弛，又湿又冷，摸了半天也没找到颈动脉的位置。他回想了一下以往在电影电视剧里割喉的画面，狠下心一刀割下去。不知道是因为他手抖的厉害，还是根本没找对地方，虽然出血了，但是肯定没割到动脉和气管。老女人突然争扎起来，低低地说道：“孩子，不行算了，大姨不想死了，我想活……”他顾不上自己脸上的泪水，死命地摁住她，一边说：“大姨，忍忍，忍忍就好了……”一边狠命地一遍一遍割下去，终于，他感到一股温热、粘稠的液体从老女人的脖子上喷射出来，溅了他一脸一身，老女人说了一半的“我想活……”被嘴里不断涌出的血沫淹没了，抽搐了两下，终于一动不动了。
世界是真的安静下来了。
他感到大脑里的什么东西崩垮了，另一种东西不可抑制地奔涌出来，最终化为一种陌生的声音从嘴里冲了出去：
“杀人了！杀人了！”
老肖沉默良久，用干涩的声音问我：“那啥，蚂蚁真的给人家偿命了？太不值了！”
我叹了口气，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虽然我们都替蚂蚁亏得慌，可是他本人似乎不那么觉得。听说，除了交待杀人经过，他什么也不说，问急眼了，就一句话：“判我死刑吧。”他这种死不悔改的态度激怒了媒体，那阵子这个城市里的所有报纸和电视节目都在连续报道这件事，对于这种残杀一个无辜的拾荒老人的行为一律表示了强烈谴责。许多专家学者分析这种残忍行为背后的道德沦丧，并把它和网上的虐猫事件联系起来，对于现在年轻人的心里空虚和以残害生命为乐既愤慨又痛心。许多爱心团体还发起了关爱拾荒流浪人群的慈善行动，不少有良知的企业也纷纷加入进来，赞助钱物……一时间形成了“世人皆欲杀”的舆论声浪。
蚂蚁的父亲就在这时出现在这个城市里的。他们父子俩是如此相像，从他的身上可以看见蚂蚁如果顺利老去后样子。这个乡镇中学校长吓坏了，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变成了人民公敌。他絮絮地和我说，马义打小时候起就学习好，听话，善良，八岁那年家里小猫死了，还哭了半天，长这么大没和人红过脸，怎么可能杀人？听到消息，他妈一下子就病倒了，三代独苗啊……不久他就上了电视，茫然失措地重复着那些话，向不知道在哪里的受害者家属道歉，恳求他们的原谅。可他的话不仅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情，反倒激起了更多的反感。有教育专家就说了，孩子犯了这么大的错，当父母的不但不反思自己教育上的失误，反倒想尽办法替孩子辩护，或许正是这种中国式的教育方式，才是出现如此自私、残忍孩子的深层次原因。
和他父亲一起四处奔走的，还有他的女朋友。这个女孩子一直还爱着他，相信他不是个坏人，不顾家里人的阻拦，多次要去看守所探望他。可是都失望而归，里面传出的话是:“谁也不见。”
这时，一个专家的话提醒了马义的父亲，给事情带来了转机——他说，像马义这样的人，往往精神上有问题。从此，马义的律师开始往这方向辩护，要求对马义做精神状态鉴定。那年中国发生的大事太多了，先是火炬传递时闹了许多不开心，后来又是汶川地震，再后来是北京奥运会，很快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给了马义父亲回旋的余地。或许是马义真的疯了，他在法庭上时而沉默时而激烈的言行也确实让人觉得他不正常，或许还有其他的因素，反正最终的结论是马义患有间歇式精神病，杀人时正好处于发作期。
“这么说，蚂蚁现在还活着？”
“当然还活着，只是不知道是在哪个精神病医院里，还是已经被他父亲领回了家。”
老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把手里的杯子猛地贯到了地上。此时的店外面只剩下我们和邻桌了，碎玻璃溅到了邻桌一个光着膀子的胖子的腿上。那哥们儿立着眼睛站了起来:“咋的，找茬啊？！”
这人胸前那头张牙舞爪的猛虎让我有些眼晕，忙说:“对不住啊，喝多了，喝多了。”
这时老板听见动静，也过来了:“咋啦？”
“没事，杯子掉地上了，算到账上吧……买单！”
在我和老板算账的时候，老肖还在那里口齿不清地喃喃着:“杀人，杀人……”邻桌那人一边悻悻地坐下，一边不屑地说道:
“真是疯了，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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