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时汉 侵权必究，授权转载见文尾。
1、从“汉水改道”说起
和无数出生于汉口并以“汉”为名的市民一样，汉水一直铭刻在我的生命里，我的人生像汉水那样奔流。
对武汉历史的真正了解是在从青山调到汉口上班之后，由报社副刊编辑工作开始，慢慢知晓这座“两江交汇，三镇鼎立”的伟大城市的前世今生。渐渐地，业务需要拓展到情商寄托，从事的工作能够与兴趣结合成人生快事。就这样与江城精神相融，如同汉水跟长江的拥抱。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认为黄河、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汉水是长江的最大支流，因此被视为长江的长子，我们为之自豪。偶然读到襄阳作家王雄的文章，让我感到很大的惊讶。现在地质界和考古界有一种说法，汉水形成于地球早期的造山运动之始，早于长江、黄河7亿年。
1975年在湖北郧县发现的 “郧县猿人”比“北京猿人”要早30万年左右。汉水流域发现的近百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证明在数十万年前至六七千年前汉水流域已有人类生息。可以毫不谦逊地说，汉水和长江、黄河一样，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她是我们的母亲河。
“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孟子·滕文公》）“江淮河汉”并称，足见其地位的重要，而“河汉江淮”的中国成语也比喻宽广的胸怀。一直以来，人们视汉水为一条单独入海的河流，《汉书·地理志》仍沿用“江、汉朝宗于海”、“嶓冢导漾，东流为汉……东为北江，入于海”，直到现代地理学才认定它是长江的最大支流。
汉字的被简化有些字意变得难以理解。《说文解字》解释“漢”字，“沧浪之水，从难。”有人认为，汉水每年一汛如同妇人的每年一孕，可谓其难。汉水是汉文化的直接发祥地，而汉文化则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本源和母体，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氏的后代炎帝、女娲后代黄帝均出生于汉水流域。中国的河流多东西走向，唯有汉水南北贯通，成为连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自然通道。汉水流域负载着中国文化的半壁江山，从尧舜禹，到夏商周时期，成为汇聚南北与东西文化的大熔炉，秦文化、巴楚汉文化、随国曾侯乙编钟、《鬼谷子》……都出自于此。
“汉中王”刘邦一统天下，定国号为“汉”，由此汉水成了汉民族称谓的源头。汉人、汉族、汉语、汉字等称谓都源于汉朝。可以说，离开了汉水流域，以汉文化为发端的中华文化将无从谈起。有关汉水的论述可以很多很多，它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令人叹服。
早年行旅匆匆，我在沿途的安康、汉中、沔县停留，品味汉水流域的地理概貌、人文风俗以及历史遗迹，流连过汉王台、拜将台、武侯祠、马超墓等地。感觉这里是汉水文化的富集区，三国时期蜀魏相争留下的史迹和传说甚多，青黛的定军山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近年我又出竹溪关垭赴陕南一带，除了旧地重游，还到过西汉张骞走向丝绸之路的城固、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而封侯的龙亭铺等地，复活了昔日印象，丰富了我对汉水的感性认识。
在郧西，我们面对因南水北调而扩展的丹江水库上游，更感受汉水的浩大。“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诗经》在耳，汉水史诗般地流淌着绵绵爱情。
房县人尹吉甫编纂的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周南》、《召南》中多是这一带采集的民歌，比屈原的“楚辞”要早五百年。在“汉剧”发源地的竹山，我们联想“汉赋”、“汉乐府”，甚至觉得自己的一口“汉腔”也是从这里流传而来。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汉水一线穿珠，绾结起一串城市，如宁羌、沔县、汉中、陨阳、襄阳……而羌、沔、汉、陨、襄都是汉水的曾用名；造就了襄樊、南阳、随州、钟祥、江陵等七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千流归一的汉水入江口如龙之口——“汉口”，是唯一的，也是最后总揽的。当身心定格在汉水与长江的伟大交汇处南岸嘴或龙王庙，我们就会顿生豪迈：江汉朝宗！汉水1500公里的奔流有了结果，16万平方公里的汇聚有了渊薮，天设地造出一座伟大的城市。
“水不仅仅是自然界中活动的因素，而且是历史的真正的动力……不仅仅在地质学界和植物学界的领域中，而且在动物和人类的历史上，水都是刺激文化发展、刺激文化从江河系统地区向内海沿岸，并从内海向大洋过渡的力量。”百年前去世的俄罗斯科学家梅契尼柯夫研究生物，对自然之水亦有过如此论述。
汉水走完了最后的旅程，它的终点不是句号，而是与长江共同组成了“人”字的一笔，这何尝不是又开辟出了一条通天大道？
我们为这一条河流骄傲，也为它所养育的这座城市自豪。
“人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一个是母亲的面孔，一个是城市的面貌。”这是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格梅的名言。身为汉口人，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历史面貌呢。
“五百年前一沙洲，五百年后楼外楼。”这是对汉口形成的通常描述。汉口与汉阳过去是一个整体，明朝中期的成化二年，因汉水改道由龟山之北流入长江，从此才析出汉口——这个说法不知是从谁开始的，却似乎成为历史的定论。
以新世纪的眼光回眸汉水最下游的这片大地，首先要弄清历史悬案，重新解读“汉水改道”之说。
汉水是一条充满生命活力的河流。古汉水下游流经云梦泽故地，河道常常消失在这如云似梦的浩缈水体中，千变万化。汉水历史上大的改道据说有八次之多。南宋时，汉水郭师口以下河势发生改变，河床向南摆动，沿今梅子山北麓的月湖东行，直趋龟山西麓。龟山则以分水铧嘴形式把汉水劈为山南、山北二股分流（月湖港就是它的故道残迹）。
当时龟山南北二支分流尚以北支为主，南支为次，但时有交替，且南支顺应曲流流向，有喧宾夺主之势。元代后期至明代初期，汉水河口段主流动力轴再度北移，因而造成龟山北分流流量逐渐增大，再次成为主泓。龟山南分流因流量大减而成为涓涓细流的支汊。所以《大明一统志》：“汉口在大别山北，即汉水与亻瓜水（一说陨水）合流入江处。”“大别山在府城东北，汉江右。”“汉水在府城北五里。”而对汉阳城南的汉水支汊，根本不予提及。
城市对自然界水的依赖几乎是根本性的，汉水养育了汉口，并缔造着它的奇迹，起缘于明代中期成化初年的河流变化。早于《明史·地理》、成书于明成化七八十年后的嘉靖二十五年《汉阳府志》（1546年）是这样记载的：“襄河在汉口北岸十里许，即古汉水正道。汉水从黄金口入排沙口，东北转折，环抱牯牛洲，至鹅公口；又西南，转北，至郭师口对岸，曰襄河口，约长四十里，然后下汉口。
成化初，忽于排沙口下，郭师口上，直通一道，约长十里，汉水径从此下，而故道遂淤。今渔利犹存，舟楫已不达矣。”作者朱衣详尽记载了郭师口上段的改道，对下段却用“汉水径从此下”一笔带过。很多志书如明代万历《湖广总志·堤防考》、《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六《汉阳府》也有上述记载，而都没有提及下段改道之事。
必须说明，书中所说的“古汉水正道”是指龟山北麓的汉水河道，是长期以来就存在的一条老河道，有别于龟山之南的宋、元新道。汉水突发性的自然裁弯取直，实为河道主泓改变，并非在龟山之北开了个新的入江通道。而“故道遂淤”一语明确说明是指四十里长的“古汉水正道”牯牛洲曲流，也不是汉水河口段的另一条什么独自入江的分流。这次汉水裁弯取直还造成的另一结果是龟山南分流入江口的消亡，其河道则先淤为月湖港，继而因人为影响而几乎完全消失。
明代中期发生的最终标志汉阳、汉口明确分野的重大事件，就这样发生了。至于汉水这一变化的原因，一般说法都是明成化之初的连年大汛。据《续辑汉阳县志》载，成化三年，“江水决江口堤岸，迄汉阳长八百五十丈有奇。”同治《汉阳县志》载，成化八年“汉水涨溢，高数十丈，城郭民居淹没”。如此充沛的水量，势必造成堤防多次多处溃口，为汉水终于从汉阳县西排沙口郭茨口之间决而东下创造了条件。
还有人分析，明初荆襄山区列为禁区，不许百姓开垦。但是无地贫民纷纷潜入，已达数十万人。过度农业开发导致汉水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严重。故成化七年朝廷用武力驱赶流民返回原籍，当时盛夏，沿途饥渴，瘟疫流行，死亡九十万之多。后来有近四十万人在当地合法入籍，为此专门新设了郧阳府和几个县。
不过，明嘉靖《汉阳府志》还是这样描述汉水入江口的众多之状：“今自潜江等处播于沔阳州诸水皆称沔，远者入江在华容境，近者在汉阳新滩、沌口，不啻三四处，此则汉之别出，随地异名。”明确说明汉水正流在汉阳以北的龟山脚下入江，而汉水别流则在汉阳之南的沌口、新滩等处入江。
汉水的这种河势变化并没有停止。至上世纪60年代，汉水在蔡甸新沟河段急弯附近仍冲出新河道，从而又一次裁弯取直，再次证明它是一条充满活力的河流。
武汉历史学家皮明庥与欧阳植梁主编的《武汉史稿》（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如此论述：“可以这样说，在明朝成化年间以前，在汉水下游众多的入江口中并不存在一个很稳定的水流量大的入江口。换句话说，汉水靠近入江口的一段不存在长期稳定的主河道。明成化年间汉水水文形势发生的变迁，与其说是改道，毋宁说是汉水下游主河道及其入江口的稳定形成。”文中强调，“很明显，《湖广总志》中提及的‘改道’，是指排沙口与郭师口之间河道的裁弯取直，与汉水口毫无关系。”
事情早已清清楚楚。但是“汉水改道”由龟山之北出江“于是汉口有兴机矣”之说仍有人提出来了，始作俑者是清康熙年间的贡生唐裔潢。据说他当时鉴于汉阳黑山（又称赫山）一带有人“掘山取石”，以致“地脉久伤”，为达到禁民采石的目的，这位“风水”先生便拼凑了一些史料，写出了“急救风水之呈”的《风水论》，见载于同治年间的《汉阳县志》。
中国有个说法，人微言轻，但唐贡生“汉水改道”的说法虽为信口开河，却谬种流传至今，也算约定俗成。于是乎，一谈到汉口镇的兴起，人们往往就说汉口与汉阳原来是一个整体，因为所谓“汉水改道”才析出。
这其实是不加思索地沿用清朝人的说法，明朝人并不这么看。《明万历汉阳府志校注》中有载：“王光裕曰：开国建汉阳郡邑，即经制汉口镇，上下交相承恤，以图永久。官家所取，岁有常额，额有常直。轸念民瘼者，须倍加抚爱，庶乎泽不竭而续可渔。不然民贫且散，则无汉口，无汉口，则无汉邑，而郡且不可为郡矣！故培养一镇而所利赖者大，胡可传舎视之。”
明朝开国就有汉口镇建制，那它的历史绝不是“五百年后楼外楼”，而至少有650年了。汉水龟山北麓河道这个问题是很容易澄清的，如今科学如此昌明，卫星都上太空了。如果组织地质专家作地质钻探研究，马上就能知道这段河道及河床形成于何时，是否早于明代“成化年间”。但至今没有人这么做，也许为此进行地质考察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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