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成都之后，我第一个参观的教堂便是四圣祠街的恩光堂。三年多时间过去了，算一算，去的次数最多的也是恩光堂。三年间，圣堂正好经历了一次大的维修，我也正好用手机或者相机记录下了它维修前后的一些变化。
2015年1月24日
这是我第一次去恩光堂的日子。去之前，在网上查到了教堂的大致方位，只要到了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教堂就在那周围。翻阅《四川基督教》一书，发现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与这座百年的教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为“成都仁济医院（亦名仁济男医院），是加拿大医生启尔德（O.L.Kilborn）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创建于成都四圣祠北街12号。
建院初名为福音医院，由启尔德主持。以后有加拿大余安医生（R.B.Ewen）、赫尔医生（H.M.Hare）和王雨春（W.E.Smith）等先后来院，医务逐渐扩大。1905年，启尔德得到地方政府补助的1500多两黄金，修建了四层楼医院大楼，1907年大楼落成。设有病床120张，医技力量和设备在当时的成都乃至四川堪称一流。该院也称为英美会在四川各教区医院的中心。……
继后由南下到四川的晋绥军区民众医院在此筹建川西第二人民医院。”（四川基督教）
2015年的恩光堂
找到了市第二人民医院，很快就进到四圣祠街，走不过百米，就能看见教堂。教堂的后面便是医院的高楼。
“成都市基督教恩光堂，初名英美会福音堂，自1892年设堂。1933年改名为四圣祠礼拜堂，位于锦江区四圣祠北街17号，其前身为加拿大基督教循道宗卫斯理会，至今一百二十余年，是成都市开放教堂中最古、保存较为完整的教堂。教堂占地3000余平方米，使用面积1200余平方米，高约18米，属德国巴伐利亚式建筑风格，由传教士兼建筑师苏继贤设计监制，时称‘第一堂’。1989年元旦正式复堂。”（门口简介）
教堂虽然冷清，但铁门是敞开的。走进去，一楼里面并非是想象中的教堂主殿，而是一个通道，通道两侧有房间。主殿是在这些房间的上面。教堂的一侧有切菜做饭的声音，走过去，询问这里是否可以参观。两口子很友善，并没有拒绝我的要求。
教堂一侧的门敞开着
从教堂一侧敞开着的门进到里面，整个主殿安安静静，没有一个信徒。可能因为是中午，大家都在等孙放学、或者给老伴儿买菜做饭。
教堂内部
基督教建筑的装饰给我的印象整体上没有天主教那样的繁复精美，到却有一种朴实厚重实用的感觉。两侧有楼梯，可以顺着再往上走。
教堂内的窗户
从第二层拍教堂内部
这个教堂跟阆中的福音堂有什么关系呢？他们都同属中华圣公会吗？我又翻阅了1992年出版的《四川基督教》这本书。原来，恩光堂是属于中华基督教会。
“中华基督教会，在四川称中华基督教会四川大会，简称‘四川大会’。该会为四川省基督教中较大教派之一。原为‘英美会’，后改称‘美道会’，属于加拿大循道宗卫斯理会（Canadian Methodist Mission），后改称加拿大联合教会（United Church of Canada），总部设在加拿大。中华基督教会四川大会会址设成都四圣祠北街第18号。
清光绪十七年（1890年）加拿大基督教循道宗卫斯理会，邀请美以美会前华中教区的开荒者和主持人赫斐秋（Virgil C. Hart, 美国人）牧师领导，同行者有赫师母及加拿大传教士何忠义（G.E.Hartwell）夫妇、医生斯蒂文森（Dr. Stevenson）、医生启尔德（Kilborn）夫妇和女差会布朗小姐（Jean Brown）等，由加拿大启程于1891年11月抵达中国上海。
1892年2月，赫斐秋等8位传教士沿长江而上，先到四川重庆，再西上成都，自称‘先遣队’。5月初到达成都，他们受到美以美会传教士康地的接待，住棉花街大旅馆。数星期后，租四圣祠北街民房数间作布道所。立刻开展布道，并开办日校和医院。他们抵达成都那年夏季，霍乱症流行，华人死者以千计。启尔德的妻子也染疫丧命。
1893年文焕章（J.Endicott）夫妇和医生赫尔（H.Mather Hare）夫妇也来成都。早期继续派来的医生特别多，例如亚当斯、司提文、倪维新等。1894年英美会在成都的第一座礼拜堂（四圣祠北街礼拜堂）落成。”（四川基督教）
2016年2月7日
今天，我带着相机，准备再拍一些成都的老建筑。到了四圣祠街恩光堂一看，这里被围了起来，正在进行维修。
2016年的恩光堂
教堂前的“安民告示”上写的施工日期是截止到2016年的1月3日。现在一个月已经过去了，整个教堂还是被裹得严严实实，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重见天日。现在这里的所有宗教活动都转移到了教堂对面的一座老建筑中，这栋房子应该也是教会的。
2016年恩光堂临时过渡点
既然来了，就去医院里面看看，院里可能还会有一些当年的老建筑。走了一圈，无功而返。但挂号大厅内，有几段文字述说着医院历史，我又一次看到了“启尔德”这三个字。
“启尔德（1867-1920），加拿大人，……英美会传教士，美国金斯顿往后大学医学博士。1891年，他作为一个志愿者先遣队的队员，带着妻子詹妮来到中国上海，次年来到成都，在四圣祠北街租了几间民房，从一个小小的夫妻诊所开始，第一次把西方的近代医学知识与医疗技术带到了成都，为成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开一代新风、解万家病痛的难以估量的作用。妻子詹妮到成都的当年就因为染上了成都流行的霍乱而去世，时年25岁。两年后，启尔德娶了第二个妻子丽塔，中文名启希贤，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化学硕士、医学博士，她是成都第一家妇女儿童医院即惜字宫街上的仁济女医院的开办者，一直到1942年逝世，为成都人民服务将近50年。启尔德还是创办华西协和大学的最早的发起人、校董会首任主席。学校开学以后又担任了医学院首任院长，而仁济医院则是华西医学院学生最主要的实习基地。启尔德也是中国红十字协会四川分会的发起人之一。”（成都街巷志）
启尔德的儿子、儿媳、女儿还有孙女等，“一家三代七口在成都与香港为中国人民工作一直到1966年，在四川先后创办了12家仁济医院。”（同上）
这是2017年我读到四川文化名人袁庭栋先生《成都街巷志》（全新修订版）（上下卷）中的一段话，在这本书中，我也找到了更多有关恩光堂的历史。
原来礼拜堂成立之后，便在进口处设置书室，“发售与散发各种有关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书籍与单页印刷品，成为成都地区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早期中心”；
原来这座德国古典巴伐利亚式建筑风格的教堂是由“金堂淮口硖石用铁水浇铸为基。因为使用了主要由众多民众捐赠的100万块青砖，所以又称为‘百万砖教堂’，最后一次维修是在1989年完成的”；
原来“这座教堂顶部的北端原来还有四层钟楼，内悬合金巨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时，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曾经亲自登楼敲钟，与万民同庆。遗憾的是这个钟楼与其中的巨钟均已在‘文革’中被毁”；
原来这里还引发了成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教案。“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4月，中日甲午之战以签订《马关条约》而结束，这个极不平等的条约使得举国上下的爱国主义情绪与仇外排外情绪同时高涨。5月28日时传统的端午节，当天下午五点，参加‘掷果会’的一些群众回家时从四圣祠北街福音堂门前路过，适逢加拿大传教士史蒂文森和何忠义带着小孩在街上玩，还向其他小孩散发糖果。有的群众出于看‘洋娃娃’的好奇而形成了对传教士的围观，加之当时在民间流传着洋人要拐骗中国小孩杀了用来制药的流言，乃至少数人的围观变成了较多人的聚集，秩序失控。医院负责人启尔德和传教士史蒂文森采用向天鸣枪的办法驱散人群，可就是这两响枪声激怒了愈来愈多的成都市民，他们当即用各种方式攻击传教士，并将四圣祠北街的福音堂和诊所全部捣毁。从此为开始，当天晚上和第二天，在全城形成了更大规模的反洋教行动，成都市民将当时在成都所有的教产捣毁，……这一行动迅速波及四川全省，有70处教堂被毁，一些意欲保护教堂的清朝官吏也遭到群众的攻击……教案之后，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将教案参与者朱瑞亭等6人处以极刑，17人枷杖充军，赔偿全省各教会白银近100万两，成都知府等十几个官员受到撤职处分，连四川总督刘秉章也被革职，永不叙用。”（同上）
2018年6月10日
不知道维修过后的恩光堂是什么样子，今天我又带着相机出发了。
2018年的恩光堂
教堂一侧小楼的高度增高了，这也许就是《成都街巷志》中提到的北端四层钟楼的原貌吧。施工队将被毁的部分给复原了。虽然是昏沉沉的下午，烈日当头，但教堂中响起唱诗班的声音也足以驱走头脑中的睡意，给心境带来一片阴凉。
走进去看看吧，还是得从侧门楼梯进去。一切都是新的，从外及内。教堂的所有玻璃都换成了彩色，阳光打进来，整个教堂呈现多彩的暖色调。教堂内有义工在擦拭座椅，有信徒在默读《圣经》，前者通过体力表示外在的忠诚，后者依靠智力彰显内心的关注。默读《圣经》的一位信徒，似乎定力不够，时不时地抬起头来看我这个小心翼翼的“闯入者”。我知趣地走了出来。
门也焕然一新
彩色的玻璃
教堂内部
再过几天就是端午节了。一百多年前的端午节，这条街引发了成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教案。激动的人群把教堂围了个水泄不通，各种口号此起彼伏。一百年后的端午时节，教堂前的这条街上行人寥寥，只走着几个手提粽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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