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我们家下放农村那会儿，是六十年代后期，我刚满十一岁，上小学四年级。生产队帮我们把家安顿好之后，父母就赶紧安排我去上学。一天早上，我父亲带着我，在老乡的指点下，找到了不远处的小学。学校座落在三个相邻的村子中间，一处残缺不全的院墙内，有几排十分老旧的红砖灰瓦平房，缺少大门的墙垛子上，有依稀可辨的几个红漆大字：跃进小学。

找到校长办公室，父亲从怀里掏出生产队开的证明信，校长看完之后，亲自带我们去找教室，这位校长，是位年过半百的老伯，从衣着和举止看上去，完全是一副农民形象。

这所小学，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来到四年级的教室，当时就把我惊呆了，一扇破木门摇摇欲坠，所有的窗户几乎没有一块玻璃，更让我吃惊的是学生们的课桌，竟然是一排排用破砖头垫起来的水泥板，而且还粗糙不平。老师说，凳子要自己从家里带，而且特别强调，放学后要把凳子带回家，第二天再带来，否则的话，一夜之间凳子就会不见了。我的天那！

初到这个新的学习环境，我很久都无法安心学习，每天，不论是课间还是放学的路上，我总是被孩子们围着追着，让我心烦意乱。我的到来，给这所乡村小学的孩子们带来了新鲜感，全校的学生都想看一看，从北京来的女孩子是啥情形。那时候，我皮肤白净，穿着漂亮的连衣裙，与周围这些灰头土脸、衣服脏兮兮的孩子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们追着我，多数是善意的围观，也有一些捣蛋的男孩子故意调皮推搡，还编一些顺口溜招惹我：“北京的洋蛮子，屙屎炸丸子……”，经常把我气哭，他们就拍着手哈哈大笑。

时间一长，孩子们的新鲜感慢慢退却，不怎么骚扰我了，我又被老师给热情的关注了。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是一位年轻姑娘，姓刘，名字叫刘彩霞，属于民办教师，据说刘老师高小毕业。后来才知道原来“高小”就是小学六年级。

那时候，农村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因为贫下中农最革命，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要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学校任教老师，基本上都由民办教师，取代了那些学院毕业的正规教师，那些人不是右派，就是臭老九，思想反动，必须让他们远离讲堂，坚决不能让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下一代，通通打倒之后，发配到艰苦的地方劳动改造去了。

我们班主任刘老师，人长的还不错，五官端正，身材适中，两条粗黑油亮的辫子是亮点，有时垂在后腰，有时飘在胸前，在她身上，有一种农村姑娘特有的健康美。刘老师还有一副好嗓子，唱歌很动听，她兼带着教我们唱歌。那所小学没有专门的音乐老师和音乐课，就由班主任在适当的时候，教大家唱唱歌就行了。

那时候“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小学改成了五年制，初中和高中各是两年。那些民办教师，多数文化不高，有的只有小学水平，最多是初中毕业，高中生很少。汉语拼音读不准，也不会说普通话。

来农村之前，我就读于北京海淀区七一小学，那里的教学条件自不必说。明亮宽敞的教室，整齐的桌椅板凳，有很大的操场，各种教学设计齐全，还有专门的音乐教室，音乐老师用钢琴教我们练声乐，所以我的音准一直很正确。

自刘老师关注我之后，经常让我在课堂上唱歌，那时候我唱的最多的是《红灯记》和《白毛女》唱段，还有一些领袖诗词歌曲，如：《卜算子.咏梅》、《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长征》......老师还经常让我带着大家读课文，因为我是普通话。

那些年农村学校还没开始推广普通话，刘老师跟我说话时，也总想试着用普通话。山东人学说普通话有点费劲，舌头根儿发硬，翘舌音和平舌音不分，听上去很别扭。刘老师真的是特别喜欢我，有一次放学之后她把我带到她家，非让我在她家吃饭。她家就在学校附近的村子里，刘老师的母亲是一位慈祥的小脚老妈妈，看到女儿带来一个洋气的女学生，赶紧的开始和面，说是擀面条给我喝。那是个十分困苦的年代，当地村民一年到头吃的是地瓜干煎饼，只有过年过节或者来重要客人才舍得吃一顿白面。

老妈妈那边做着饭，刘老师一边跟我聊着天，问我北京天安门高不高？天安门广场大不大？那几年，首都北京在人们心中是神圣的地方，“千条江河归大海，万万颗红心向北京”…  一会功夫饭好了，老妈妈招呼我们吃饭，香喷喷的葱花手擀面，放了一种叫银银菜的野菜，非常好吃，在我的碗里面，还加了一颗荷包鸡蛋，那个年月，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算是很高的待遇啊！

学校有时候在操场上开大会，校长讲话，传达上级指示，分析革命形式。我们校长姓陈，陈校长是初中文化，讲起话来，也还不太离谱。就是这位老伯的衣着方面太不注意，尤其裤子，经常引起笑话。陈校长的裤子，前开门的扣子都掉了，他也不及时的缝上，所以，那门儿老是自动开，那还不说，里边内裤上的带子偏偏就爱从那个门里溜达出来，在前面耷拉着。这陈校长讲话还有个习惯，边讲话边来回走动，他还是个外八字，那根裤带子也随着他的脚步左右摇摆，每当这种情况，孩子们的眼睛就被那条晃晃悠悠的裤带子给吸引了，然后就都捂住嘴偷偷的笑，哈哈，当时真觉得很可笑啊。如今五十年过去了，那画面还清晰的留在脑海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