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我国近代著名翻译家林琴南先生
周天度先生在《蔡元培传》中写道：“蔡元培对林纾利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的卑劣行径，表示了极大的鄙视……经蔡元培义正词严的指责，林纾无话可以反驳，3月下旬再次复书，声称‘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申其张，彼叛圣逆伦者容之，即是梗治而蠹化。’他还表示要‘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契狗不吠，然后而已。’一副封建老顽固的嘴脸暴露无遗。”
周天度先生以为林纾是封建老顽固，且冠以“嘴脸”二字，本人不敢苟同。难道一个人极力卫道就是老顽固？在和新青年的论战中，林纾只不过是用词不妥而已，但是，新青年们对于林纾亦是如此，陈独秀先生不就蔑称林纾为冒充的古文家吗？
对此，侯墨菊先生在《作为个人的林纾》（文论报534期）中作的分析较为客观。且摘录于此：
“平心而论，新文化阵营说古文是‘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不也近乎谩骂么？林纾嘲笑白话是‘引车买浆之流所操之语’、‘不值一哂’，可胡适等说‘文言是死文字’、‘古文是死文学’，在深爱着左（左思明）司（司马迁）班（班固）韩（韩愈），将古文奉若圭臬的林纾看来，这种评价无异于野蛮。如果抛开文化新旧的分野，林纾和他的辩论对手在用词浮躁上是相同的。然而，后来的文学史家们在叙述这段争论时往往将它过分理性化，并加入了过多的道德评价，历史事件原本具有的偶然性和非理性被梳理成正反力量阵线分明、真理永远胜利的正剧——历史的叙述者往往是势力的，他们纷纷站在胜利者的一边，败者就只合是‘寇’了。历史对林纾有些不公，在史家的笔下，他成了小丑。与新文化的交锋不仅令林纾自讨其辱，而且他不识时务的历史姿态竟成为他作为文学家历史终结点的‘永恒姿态’。”
我想，对于林纾们和陈独秀们的纷争，应作如是观。那么，林纾的言论到底有没有道理呢？不妨再听其言。
“孔子为圣之时，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所以名为时中之圣。时者，与时不悖也。”“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累斥希腊、罗马之文为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因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迭更，即狄更斯，笔者注）
我想，林纾这些话，以现在人公正的眼光看，是不无道理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提倡白话没有道理，反对孔子也没有道理——这本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论题，只是历史是一维的，只能选择其一，我们选择了白话文的道路。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另一条道路是错误的，更不能说他就是老顽固。
其实，作为个人的林纾是颇令人佩服的。1919年2、3月份，林纾的学生张厚载将林纾写的《荆生》、《妖梦》拿到上海《新申报》上发表，后，张又在《神州日报》上造谣，曰“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云云。张触犯众怒，被北大开除了学籍。于是林纾写信给各报馆，公开承认自己骂人的错误。想想看，年近七旬的林纾（时年68岁），还能如此敢作敢当，岂是现在那些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叫兽砖家们所能比拟的？
林纾又在《爱国二童子传》中说：“谨稽首顿首，望海内青年之学生，怜我老朽，哀而听之。畏庐者，狂人也。生平倔强，不屈人下，尤不甘屈诸虎视眈眈诸强邻之下。沉湘之举，吾又惜命不为。然则，畏庐其长生不死乎？曰：非也，死固有时。吾但留一日之命，即一日流血，以告天下之学生。请诒实业以自振。更能不死者，即强支此不死期内，多译有益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亦可见其爱国之心也。
然而，历史之发展总以某些人的牺牲为代价的。林纾终于只能“老来卖画长安市，笑骂由他我自聋”了。不亦悲乎。
是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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