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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里来是重阳，
是重阳，在北方。
秋高气爽雁远翔，
落叶随风草枯黄。
游子归家萧瑟地，
金菊瘦骨傲寒霜。
十月里来是重阳，
是重阳，在南方。
呼朋引伴鸟声忙，
碧波荡漾到水乡。
旅人在外奈何天，
一树新绿桂花香。
邵寨塬上有些节是过的，而有些节是不过的；有些节是大过，而有些节是小过。
春节，如果细算起来，腊八就是开头了，到小年腊月二十三，中间必定打扫房屋，再到除夕、元宵节，捏耍活，给灶王爷上香，这期间没啥活计，也不用动针引线，也不能理发，“剃头死舅舅哩”。出了正月，过了农历二月二“龙抬头”，才算真正结束。
端午节算是第二个大节。邵寨塬上自然不赛龙舟，也不吃粽子，但身上佩戴香包（这是庆阳人的称呼，邵寨人习惯上叫做chuchu，前面四声，后面轻声），门上悬挂艾草。上了高中，才发现县城里的人这天吃粽子，但口味只有一种——甜糯米带枣。真的可以说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了。
中秋节的月饼对我来说更像是遥不可及的礼品，只有在外面干大事的人或者富贵人家才配享用。普普通通的邵寨人，嘴上嘟囔着过节，手底下却不见加大动作，早饭加个蛋花汤，午饭添一盘凉菜，就算是给一家人最大的奖赏了——委实是对于这个节日没多大感念和印象。至于《红楼梦》中那样吃井水“拔”的又大又圆的西瓜（象征“团圆”），更是奢侈至极，属于想象中的事情。
接下来就到重阳节了，农村人俗称做“重九”，邵寨人也不例外。
一提到农历九月九日，能联想到的最著名的诗词要数王维的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邵寨人自古以来就住在塬上（山顶削平，用以生产、生活，这就是“塬”），哪有山用来登高啊。至于茱萸，我打小就没见过。所以邵寨塬上就有其他习俗代替，比如吃枣馍。
我曾在《上学路上，春夏秋冬》中这样描述：
九月九，吃枣馍，是我们这地儿的习俗。用竹竿把枣子打落下来，拣选出囫囵的无虫的，洗干净，切好，然后放到擀好的面皮里去蒸。三层还是四层，这个随你。枣馍，无论冷热都可直接食用。一口咬下去，连生活都是甜甜蜜蜜的。我们交朋友，可不像城里的孩子们，用游戏机、文具、玩具。我的枣馍给你，你的给他，这样既品尝了母亲们的手艺，大家又成了好伙伴。打下来的枣，不好收藏，会发霉变烂，必须用笸箩盛了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如果连日阴天，或者秋雨连绵，那么把炕烧暖，捂上被子，用其热量烘干也是不错的方法。
在这里，“炕”是名词动用，但“炕枣”只发生在九月，或者别的地方新枣下来的时候。“炕馍”倒是常见，尤其在天冷的时候，“炕馍”配“糊汤”，乃是一绝！
“炕馍”不是真用“炕”来烘干，而是用锅，多半是“后锅”。农村的土灶台，大锅底下烧火，专门用来加热；后锅，也就是二锅，底下是热浪的通道，只是对于余热的第一次使用，第二次使用就是使其通过炕腔，用来暖炕，然后从烟囱散发出去。
邵寨塬上千年雷打不动，早上馍馍，下午面条，于是人们殚精竭虑地想方设法将面食变着花样来吃。
“炕馍”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最大的原因竟然是——省油。当然，就有一种费油的吃法，叫做“炸馍”。油锅里炸出来的馍又亮又黄又香又甜又酥又脆，真是人间极品！
将馍切开，一般两到四片，像东北铁锅炖里的贴饼子那样将切好的馍片紧贴锅底，事先在锅壁涂抹清油，有钱人用专门的小刷子，穷苦人则用切成方块的土豆或者生姜，然后生火加热，期间不停翻转，使得两面均匀受热，于是馍香渐渐飘了起来，弥漫在空气里，吸入鼻腔和肺腑。
富，肯定有富的富足、殷实、豪奢和满意；贫，自然也有贫的贫瘠、萧索、简单和快乐！
清代彭端淑在《为学一首示子侄》当中这样写道：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
你看那时候“之南海”如此艰难的事情，对于一些人来说，只要“一瓶一钵足矣”，况人生世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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