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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里来是重阳,
是重阳,在北方。
秋高气爽雁远翔,
落叶随风草枯黄。
游子归家萧瑟地,
金菊瘦骨傲寒霜。
十月里来是重阳,
是重阳,在南方。
呼朋引伴鸟声忙,
碧波荡漾到水乡。
旅人在外奈何天,
一树新绿桂花香。
邵寨塬上有些节是过的,而有些节是不过的;有些节是大过,而有些节是小过。
春节,如果细算起来,腊八就是开头了,到小年腊月二十三,中间必定打扫房屋,再到除夕、元宵节,捏耍活,给灶王爷上香,这期间没啥活计,也不用动针引线,也不能理发,“剃头死舅舅哩”。出了正月,过了农历二月二“龙抬头”,才算真正结束。
端午节算是第二个大节。邵寨塬上自然不赛龙舟,也不吃粽子,但身上佩戴香包(这是庆阳人的称呼,邵寨人习惯上叫做chuchu,前面四声,后面轻声),门上悬挂艾草。上了高中,才发现县城里的人这天吃粽子,但口味只有一种——甜糯米带枣。真的可以说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了。
中秋节的月饼对我来说更像是遥不可及的礼品,只有在外面干大事的人或者富贵人家才配享用。普普通通的邵寨人,嘴上嘟囔着过节,手底下却不见加大动作,早饭加个蛋花汤,午饭添一盘凉菜,就算是给一家人最大的奖赏了——委实是对于这个节日没多大感念和印象。至于《红楼梦》中那样吃井水“拔”的又大又圆的西瓜(象征“团圆”),更是奢侈至极,属于想象中的事情。
接下来就到重阳节了,农村人俗称做“重九”,邵寨人也不例外。
一提到农历九月九日,能联想到的最著名的诗词要数王维的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邵寨人自古以来就住在塬上(山顶削平,用以生产、生活,这就是“塬”),哪有山用来登高啊。至于茱萸,我打小就没见过。所以邵寨塬上就有其他习俗代替,比如吃枣馍。
我曾在《上学路上,春夏秋冬》中这样描述:
九月九,吃枣馍,是我们这地儿的习俗。用竹竿把枣子打落下来,拣选出囫囵的无虫的,洗干净,切好,然后放到擀好的面皮里去蒸。三层还是四层,这个随你。枣馍,无论冷热都可直接食用。一口咬下去,连生活都是甜甜蜜蜜的。我们交朋友,可不像城里的孩子们,用游戏机、文具、玩具。我的枣馍给你,你的给他,这样既品尝了母亲们的手艺,大家又成了好伙伴。打下来的枣,不好收藏,会发霉变烂,必须用笸箩盛了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如果连日阴天,或者秋雨连绵,那么把炕烧暖,捂上被子,用其热量烘干也是不错的方法。
在这里,“炕”是名词动用,但“炕枣”只发生在九月,或者别的地方新枣下来的时候。“炕馍”倒是常见,尤其在天冷的时候,“炕馍”配“糊汤”,乃是一绝!
“炕馍”不是真用“炕”来烘干,而是用锅,多半是“后锅”。农村的土灶台,大锅底下烧火,专门用来加热;后锅,也就是二锅,底下是热浪的通道,只是对于余热的第一次使用,第二次使用就是使其通过炕腔,用来暖炕,然后从烟囱散发出去。
邵寨塬上千年雷打不动,早上馍馍,下午面条,于是人们殚精竭虑地想方设法将面食变着花样来吃。
“炕馍”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最大的原因竟然是——省油。当然,就有一种费油的吃法,叫做“炸馍”。油锅里炸出来的馍又亮又黄又香又甜又酥又脆,真是人间极品!
将馍切开,一般两到四片,像东北铁锅炖里的贴饼子那样将切好的馍片紧贴锅底,事先在锅壁涂抹清油,有钱人用专门的小刷子,穷苦人则用切成方块的土豆或者生姜,然后生火加热,期间不停翻转,使得两面均匀受热,于是馍香渐渐飘了起来,弥漫在空气里,吸入鼻腔和肺腑。
富,肯定有富的富足、殷实、豪奢和满意;贫,自然也有贫的贫瘠、萧索、简单和快乐!
清代彭端淑在《为学一首示子侄》当中这样写道: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
你看那时候“之南海”如此艰难的事情,对于一些人来说,只要“一瓶一钵足矣”,况人生世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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