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年夏季的某一天，我穿着几块钱一双的塑料凉鞋，走在老屋后面的菜地里。黄色的泥水顺着山的走势往下灌，不停地有细碎的石子钻进我的趾缝。我的周围是已经肆虐了两天的四面八方的风，雨很大，仍然没有办法撑伞，我穿着宽大的油布雨衣，就这样完全暴露在天地中，油布被吹得贴紧身体，多余的在猎猎作响。
这时候，父亲站在一个长满扫帚草的土丘上，隔着被吹得乱七八糟的雨幕和我招手。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风的声音太大了，还有从山上下来的水流声。我也没法回应，风是吃声音的怪物。
尽管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在独自寻找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对于它最终是被父亲找到这件事，我还不能完全接受。
父亲双手交叠，拄在刚刚挖过沟渠的锄头上，这让他说出来的话更加自信：是这个，肯定没有错。
我用手抹掉脸上的雨水，看着那半株文旦树残破地陷在扫帚草和各种纠缠的藤蔓里，细枝断了不少，枝干最底部，白晃晃的裂口，一边是被扯了一半的树皮。前几天在摘下最后第二颗文旦的时候，我在枝头扎了一根红色的丝线，这时候再看，丝线已经被浸染成了黑色，因为泡了水，和叶片一起松垮垮地耷拉着。
是这个，肯定没有错。父亲用锄头戳了戳红线，又重复了一遍。在这样的台风天里，被拔起来的树不知道有多少。雨变小的间隙，我站在院子中央，看着角落里剩下的半株文旦树，忽然就生出了想要找到它的冲动。
我从前门出发，淌着没过脚踝的水流，路过凤秀阿婆家旁边的池塘，看到井台里的水变多变浑，听见阿娘们洗衣服的小溪发出水流奔涌的声音……在整个过程中，我找到了一小撮还没开花的桂花树枝条、数不清楚的被踩坏的夜来香、被连着根拔起来的桔子树，唯独没有那半株文旦树。
其实我也不是非要找到它不可。
凤秀阿婆的孙女，比我大两岁，我叫她阿燕姐姐，一星期后就会来阿婆家作客。她和村里的小孩都不同，穿白得发亮的衬衫，说语调舒缓的普通话。“你好”两个字念得比学校的语文老师还标准。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正光着脚踩在发烫的水泥路上，她伸过来的手腕上戴着一只精致的红线手镯。
她会在暑假来一次，寒假来一次。暑假的时候带来一箱造型可爱的棒冰，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分几个。寒假的时候带来一箱各式各样的烟花，也给村里的每个孩子分几个。村里的所有孩子都成了她的好朋友。
我一直想着应该送她什么做回礼。不能太常见，比如张阿南送的小浣熊干脆面。也不能太土，比如田小花就随随便便送了块我们都吃腻了的菜瓜。我在家里寻摸了几天，认真地做了比较，最后选定了文旦。
这棵文旦树在院子里长了很多年，不是每一年都能结出好吃的果。但这一年的夏天，第五个台风来的时候，它结出了这么多年来最甜最多汁的文旦。但是父亲母亲有些场面上的应酬，哪个邻居拿来点什么菜什么瓜，文旦就会少一个，“今年文旦特别好吃”，听了这样的话，邻居总要推一推，可是最后都会拿走，没有一个会例外。哥哥又经常趁我午睡的时候，偷摸着抱上一颗不知道去哪里和人吹牛了。
可是最后一个必须留给我。我在枝头系了红丝带。
风很大，我几乎站立不住，何况是一颗已经被养得沉甸甸的文旦。我蹲下来翻找了半天，只在红丝带附近找到一个新鲜的断面。发了一会儿呆，我站起来拿着小棍又在草丛里拨了两圈，最后停在土丘旁边的粪缸前。
就算在，捞起来也不能吃了。等明年吧。父亲似乎感受到我的情绪，叹口气，举起锄头接着挖他的水沟。原本在菜地上四处冲撞的水流终于找到方向，沿着山势急急地下去了。
风吹着雨丝打在我的脸上，有点凉，也有点痛。我又胡乱地抹了两把，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把手放在湿漉漉的料勺柄上，开始搅动起来。雨在墨绿色的粪池里砸起大大小小的坑，风裹着依稀可闻的臭味快速地向四面散去，而我成了一个执拗的孩子。
那一年阿燕姐姐来的时候，我没有出去迎接。过了一段时间，剩下的半株文旦树再也没有活过来。父亲当着我的面把它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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