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前文
孔子之后，儒家分为六派，(李斯为代表的小康派，孟子为代表的大同派，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派，孟子，荀子和告子为代表的心性派，荀子为代表的考证派，司马迁为代表的记繤派）其中有两派在日后发扬光大，一派是天人感应派，在两汉时期威风八面，另一派则是心性派，多年以后，它改头换面而成为理学。
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告子则说人性可善可恶。理学家则说，孟子说的对，荀子说的也有道理，而告子给我们提了个醒。我们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心一定要“存天理，灭人欲。”
为什么会有理学的诞生，这是个深远的话题。
儒学在西汉取得正统地位后，风光了几百年。魏晋五胡乱华时，儒家四平八稳的主张在乱世失去作用，于是销声匿迹。直到南北朝结束后，隋唐大一统王朝到来，儒学才蹑手蹑脚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不过400多年不在人间，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的高度繁荣，使得儒家思想没有了竞争力。唐代的韩愈曾向皇帝提出抑制佛道二教，重新把儒家思想放到尊位上来的建议。韩愈的呼吁很快就化为泡影。唐帝国灭亡后，中国又迎来了一个血肉横飞的小分裂时带五代十国，到处都是武夫当权，儒学再次显示了他脆弱的一面(只有在大一统时代才有力量）而退隐。
北宋统一中国后，第一任皇帝赵匡胤”抑武扬文“，儒学在告别人世，接近700年后，终于迎来了复兴时刻。这一复兴是震动天地的，几乎是一夜之间，北宋帝国成了儒家知识分子的乐园，人人都以读儒书，参加科考而高中为生平最幸福的事，连北宋的皇帝都指着儒书赞叹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我们都知道儒家知识分子有个极坚韧的行为，就是千方百计把他们侍奉的对象皇帝纳入到自己设计的圈套中来。他们要求皇帝必须具备基本的仁义道德：必须要这样，必须不能那样。他们的政治理想就是圣君贤相。可问题就出在这里，儒家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想过要设计一种制度来限制皇权，而只是通过各种说教来让君圣相贤。一旦君不圣相不贤，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干瞪眼。
董仲舒，曾用天人感应的方式来限制皇权，但汉武帝穷兵黜武的历史照样发生了。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国君做了坏事，老天就发怒。国君做了好事，老天就高兴，北宋的儒家知识分子拿不出别的办法，但如果还拿天人感应来忽悠，他们自己都会为自己枯竭的想象力而羞愧，所以北宋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开始对天人感应进行升级。
意想不到的是，这段时期发生的一件事给理学的诞生提供了温床。1058年，王安石在皇帝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进行变法，儒家的保守派群起而攻之，王安石将他们通通从中央驱赶到洛阳。正是在洛阳以程颐为代表的洛阳知识分子群，没有政事的烦扰，所以专心致志地搞起思想来。也正是在这时，这些儒家知识分子放弃了儒家知识分子本应该坚守的处理现实问题的实际性，而凌空蹈虚的谈起了天道和人性。
据说程颐年轻时听了周敦颐对《太极图说》的解释后，大呼过瘾，说周老师是天下第一等人。朱熹很小的时候就曾问过老师，头顶是天，那么天之上是什么？陆九渊三四岁的时候就问老爹天地的边际在哪里？
正是这种区别于注重现实的古典儒者的探索精神，让理学诞生到人间。理学虽然诞生于南宋，可在南宋时，命运多绛。朱熹晚年发生了庆元党禁，一大批理学家和信奉理学的朝野著名人士被列入伪党名录，理学受到重创，直到南宋灭亡都未恢复元气。不过元朝初期，蒙古人对思想的宽松政策使理学重获青春。理学就在他倒下的地方(中国南方当年的南宋地区）站起来，开始发光发热。1314年，元朝皇帝法朱熹特别推崇的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并且指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它的参考书。直到此时，理学在全中国被普及，渐渐有了压倒其他思想的权威。
然而，自理学诞生的那一刻，到它拥有唯我独尊的地位，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始终像个恶灵一样跟随着它。（未完待续）
（本文非原创，内容多为搬运拼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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