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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花前
人道主义伦理学的整体目标（人的可能性和好生活），是美好的。但要实现这一“美好目标”，必须要有一个现实的前提——作为个体的人，切切实实是自由的。
01 人有“自由”，才有“可能性”
人，如果是不自由的，也就谈不上，可能性与完善，更谈不上，幸福与好生活。既然，“必要的自由”是弗洛姆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前提，那么首先要澄清“自由”所包含的“多种含义”，才能真正明白，弗洛姆要求的“自由”（作为前提的自由），是哪种自由。
首先，自由，可能意味着，人已然获得了“实质自由”，即同时具有自由的权利和自由的能力；其次，自由，可能是指，人所具有的，多种多样的“形式自由”，比如在法律上规定——人有自由，而作为个人，却没有能力来“兑现自由”，事实上，还是不自由；最后，自由，也可能意味着，人类可以“变得自由”，即具有自由的可能性(潜能)。
弗洛姆正是，在第三种意蕴上，看待自由的，即人具有实现真正自由的可能性——即作为“可能性”的自由。
02 表面上看，人既渴望自由，也“逃避自由”
进一步说，弗洛姆要阐发，新的人道主义伦理学，就必须首先批判、澄清“人的自由”的问题。
弗洛姆在他的著作《逃避自由》中，提出了“自由的悖论”的问题，即人在个体化（独立、长大）的过程中，有的两个相反的面向：一方面，人在成长过程中，自我实力不断地成长；另一方面，人越长大，也越孤独。“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时，他便觉得，孑然独立而面对着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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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比方：小孩子长大了、独立了，可以“独当一面”时，也往往意味着，他要“独自承担一切”；甚至有些人，要“孤军奋战”，却始终“孤立无援”；最惨的就是，“永远一个人在战斗”，还“屡战屡败”，而自己又对“未知、未来的一切”无能为力。）
按弗洛姆的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中，也是如此：人成为了独立个体，看起来有了自由选择的能力，成为了市民社会的一员，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独立了，可资本的自我运作是残酷的。“资本取得了决定性的重要地位，这意味着一种超越人的力量（资本），决定人的经济与其个人命运。资本‘已不再是仆人，而成为主人’”，“人们常常要反抗，资本那不可抵抗的强大势力，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场拼命的，是无望的奋斗”（所以，人们“逃避自由”，还不如“不长大”。有点像S.H.E唱的《不想长大》味道）。
这时，这种“孤独的人”便产生了，想要放弃其个人独立的冲动——想着要“服从”“抱团”——简言之，想通过服从来“融入”某个传统、群体，从而避免自己“自由选择”，想通过抱团，来“分担”责任、压力。
但“服从”“抱团”，就意味着，要和其他“人”“事”产生关系。因此，人的可能性也就“大大缩减”了，也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了。
所以，自由的悖论就是，人总是渴望，自己成为更加自由的“个体”，能做更多的“自由选择”。可是，当人一旦成为“个体”时，却又往往感到孤独、无能为力和无权力，而宁愿选择去“服从”，从而放弃“个体”的自由（自由的选择，就要自己担责任）。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弗洛姆称这种“逃避自由”的心理，为心理的“逃避的机构”。
表面上看，即人在内心深处，并不是真得“渴望自由”（类似，叶公好龙，说爱自由，结果又承受不起，自由的后果。毕竟，如萨特说的那样：“自由意味着责任”）。
03 事实上，“人，生而，求自由”，且求“真的自由”
但是，“自由的悖论”，并不能证明，人类“逃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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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在对“自由悖论”的阐释过程中，反而揭示了，人类对真正自由的渴望。
因为弗洛姆坚信一点，就人性而言，人类是求幸福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生而求幸福。
没有自由，就没有幸福，所以，人类也必然渴望自由。
在此意义上，可以恰如其分地，引用赵汀阳先生的话：“自由本身，不是价值和目的，而是价值和目的的前提”（所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也不一定对！关键要看，自由，能带来什么！）。
所以，问题的就很清晰了，关键在于“人类要求的、渴望的是何种自由?”
最后，我们替弗洛姆作个结论：人类并不是简单地逃避自由。人们所要求的、渴望的，是能够实现的实质自由（既有自由的权利，又有自由的能力），而不是被空头许诺的，仅仅是形式上的自由。
并且，弗洛姆也给出了“实现自由”的药方，就是要：首先培育起，一种“创造性的、生产性的健全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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