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高声朗诵《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下》,其中对于孟子离开齐国,与学生充虞的对话,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发展观,当时孟子离开齐国,其实是不得志的,尽管齐宣王假意要换留他,也有多人劝他留在齐国,也有人对他离开齐国表示不理解。但是,孟子的救世之心,几乎无人理解,大部分人都是站在个人世俗的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角度看问题,并不深度思考社会发展规律,并不了解当时身处乱世,为什么没有人挺身而出救民于水火之中。有这样觉悟的人太少,用孟子的话来说500年才会出来一个,“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如果人家没有觉悟,那么就从我开始吧!孟子的救世之心,乐天之诚,溢于言表。
原文如下:
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大意是:
孟子离开齐国,充虞在路上问道:“先生神色上似乎有不高兴的样子,前些日子我曾听夫子说:“君子不埋怨上天,不责怪他人”。
孟子说“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每五百年必定有称王天下的人兴起,其间必定有著名于世的贤人。周兴起以来已经有七百多年了,从年数上说已经超过了,以时势而论,也该有圣贤出现了。上天大概还不想安抚治理天下,如果想安抚治理天下,当今之世除了我还会有谁呢?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个人看法:
胡适先生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应该是当时自殷商到春秋战国以来的一种规律,从夏到殷、从殷商到周朝兴起,每隔500年,再从周兴起到孔子也就五六百年,所以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每500年必然会出现一个影响天下的圣人。孟子算了一算,从周到他这个时代已经快七百年了,感觉真正的圣人还没有出现,大概是上天不太愿意眷顾我们,如果没有圣人来进行平治天下的大事,那只有孟子本人了“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当然孟子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逻辑推算,认为孔子是继周文王之后的真正的圣人,在《孟子.尽心章句下》最后一段,表述的非常明确“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南怀瑾老先生曾经对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提出这样一个历史演进逻辑:
第一个五百年间(文武周公阶段)
从周公的学术思想开始(约当公元前1115——公元前1079年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崇“郁郁乎文武”的周代文化,是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
第二个五百年间(孔孟思想的阶段)
时间(约始自公元前571——公元前545年间),才是孔、孟思想兴起的阶段。
正是司马迁所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体、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的阶段
第三个五百年(儒道佛文化思想的交变阶段)
时间(汉朝到隋朝)
自汉末三国之际,由于佛教传入之后,儒、佛、道三家的优劣,和宗教哲学的争论,一直延续到隋唐之际。属于儒学的衰落时期;
第四个五百年(隋唐文化与儒道佛及理学勃兴阶段)
时间(隋朝到宋朝)
第五个五百年(宋明理学与王学的阶段)
时间(宋朝到明朝年间)
王阳明心学的兴起
第六个五百年(明清儒学与近百年历史的巨变)
时间(明朝到民国)
清初诸大儒,如顾炎武、黄梨洲、顾习斋、李二曲等人,遭遇国亡家破之痛,鉴于明末诸儒“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迂疏空阔,大唱朴学务实,学以致用于事功的成就。
清末而产生了孙中山的思想,如“建国方略”和“心理建设”等等,也可以说是承接顾炎武、黄梨洲之后而继孔、孟儒家思想,融会古今中外的文化学术而构成简明易晓的大成。
南怀谨先生是从中国文化脉络的视角来看待“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逻辑。
回到现实中,中华文化之所以延绵不绝,其实与儒家一脉相承的道统有关,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有生命力,就看他是否有张力,是否可以兼容并蓄,是否与世界主流文明相融合并不断进行升级,形成自己的发展优势,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四大文明古国只剩下中国,主要原因就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的生命力与自发新陈代谢的进化能力,尽管在近代中国文化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依旧生机勃勃,这也反应中国文化强悍的体质与强大的免疫力。
余超林早读《孟子》感言集之173: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2018-11-13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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