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传教士灭亡了中国的三寸金莲？

当传教士麦高温与新婚妻子带着神圣的使命，于1860年第一次来到这个远方的国度时，尽管早已有所耳闻，他还是为这个古老帝国的贫穷、落后以及种种不文明的现象所震惊，而最让他感到触目惊心的，莫过于在众多女性身上随处可见的缠足习俗。

这天清晨，一阵凄厉、尖锐的哭喊声突然从隔壁传到了麦高温夫妇的住所，这是邻居家七岁的小姑娘因为受不了缠足疼痛而发出的喊叫。麦高温夫人立刻前往阻止，但结果却是徒劳无功。然而，这次失败却让麦高温有了一种神秘体验，使他意识到，废除这一违反自然的丑恶习俗正是他的使命所在。

麦高温教士的反缠足生涯就此展开，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一个又一个挫败。每当他试图与士大夫探讨应当禁止人们缠足时，迎面而来的不是冷嘲热讽便是一笑置之，根本不让他再有一丝游说的机会。即便是有着坚定的信仰与不屈的意志，麦高温也不由得感到阵阵绝望。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麦高温的挫败并不难理解。作为一种流行近千年的风俗，缠足早已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分，从时人的角度出发，麦高温的反缠足举措看起来不免有些荒诞可笑。

三寸金莲之美

所谓缠足，指的是用布将双脚裹紧使之变得又小又尖的一种习俗。在缠足最为鼎盛的明清时期，通常要求把双脚缠至三寸大小，在这一情形下，三寸金莲成了小脚的代名词。

缠足的起源已经难以考证，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南唐窅娘说。窅娘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宫嫔，以善于舞蹈出名。一次，李煜突发奇想，让人打造了一个高六尺的莲台；另一方面，他让窅娘缠紧双脚、只着素袜站在莲台上跳舞。据说，每个人都看到如痴如醉。就这样，缠足就从宫廷中流传开来。

尽管有不少质疑，如窅娘是否真实存在、故事中的缠紧双脚与后来的裹小脚有着本质区别而无法视之为起源等，但北宋初年已有女性缠足则大抵无误。只是当时缠足的行为还不多见，直到北宋后期方才开始逐渐流行。

到明朝初年，缠足已经成为社会地位与上层文化的一个标志。当历经艰辛终于将张士诚消灭后，为了惩罚对手，朱元璋特意将其旧部编为丐户，同时下令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缠足”。可见在当时，缠足与否已成为区分贵贱的一种典型特征。

随着缠足之风越来越烈，到了明朝中后期，女性为了凸显小脚之美，更是开始在鞋上做文章，一种高底的弓鞋由此登上历史舞台。这种高底鞋带来了一种新的审美风趣，清初文人刘廷玑对此给予了较为详细的描述，“鞋之后跟，铲木圆小垫高， 名曰高底。令足尖自高而下着地，愈显弓小。” 以目的而论，其与今日的高跟鞋并无本质区别。

加入高底之后的小脚更显美观，相应地，缠足方式也与之前的大不相同，技术含量变得更高，并非一般人都能掌握，失败的案例自然也大大增加。清初的文化名人李渔曾在他的文章中略带嘲讽地提到一位名为”抱小姐“的佳人，此人并不姓抱，只是因为双脚裹得太小寸步难移，只能靠人抱着才能出行，她因此而得名，最后为一贵人耗资千金所购买。

满清入关后，统治者多次下令禁止女子缠足并予以罪罚，因为在他们看来，缠足与衣冠发饰一样都是汉人文化的象征，为了保持民族的独立性而必须予以禁止。但动荡随之而起，清朝皇帝最后选择了妥协，在对满族妇女仍保持禁令的同时放弃了对汉人的约束。

众所周知，清朝初年曾经颁布了严厉的“剃发令”，以至于有留发不留头之说。迫于武力的威吓，男性汉人只得剃发屈服。与之相对，女子的缠足同为汉文化的象征，却历经反抗最终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于是，缠足行为被赋予了反抗的政治色彩，一些人由此提出“男降女不降”的口号。在他们的推动下，清代的缠足越演越烈，终于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明代已有将脚裹至三寸大小，到了清代，三寸金莲的说法更是深入人心，甚至有人缠至不足三寸。除了继续明代弓、小的审美外，清代还发展出了一套七字诀：小、瘦、尖、弯、香、软、正。明代的缠足还多是在上层社会，到了清代，便是普通百姓也大多开始缠足，在汉族聚集地几乎是无地不有。

在过去，小脚是文人的独特审美，而到了清朝便是普通百姓也以娶个大脚老婆为耻。民国时期研究小脚文化的人，曾经深入各地收集资料，发现赞美小脚的歌谣到处都有，如河南安阳，“裹小脚，嫁秀才，吃馍馍，就肉菜；裹大脚，嫁瞎子，吃糠馍，就辣子。 ”

简而言之，当传教士麦高温抵达中国时，在他眼中象征野蛮的缠足，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美丽、文明的代表，而他所歌颂的天然双足却是中国人眼中野蛮、低贱的象征。

然而，事情很快起了变化。

反缠足运动的兴起

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对于传教士的禁令相继解除，一大批怀着宗教热忱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纷纷来到中国传教布道。这些传教士的首要职责是招收信众，在此之余，他们中的部分人把目光转向了缠足这一最具中国特色而又显著地违背上帝教诲的习俗上。

1868年，由传教士创办的对近代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的《教会新报》（后改名为《万国公报》，曾被认为是“西学新知之总荟” ）创立。该报对缠足现象给予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其第二卷就集中刊载了三篇反缠足的文章以及两篇反对反缠足的辩论文章。

七年后的1875年农历正月初九，传教士麦高温在厦门新街仔礼拜堂召集信众，在这次聚会上，他宣布成立戒缠足会，并鼓励信众签署誓约以杜绝缠足蛮俗出现在自己的家门之内。这是目前可知的中国境内的第一个反缠足组织。

1878年春，在厦门戒缠足会每半年一次的例会上，与会人转录了华人牧师叶汉章所著的长篇论文《戒缠足论》，逐一批判了世人关于缠足的种种观念。在叶牧师看来，缠足无疑是一种人类狂妄无知的举动，如同巴别塔一样，是一种对上帝十足的亵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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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一些传教士及他们的中国信徒不遗余力地宣扬缠足的危害，最终的效果却并不理想。以麦高温成立的戒缠足会为例，直到该会成立三年后，响应者也不过仅八十余家。

原因很简单，作为一种有着近千年历史的习俗，缠足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岂是几个人的三言两语便能改变的，更何况说话的还是隐隐然被视作威胁的外来和尚？甚至于，有的牧师也入乡随俗地给自己的女儿缠起小脚来，这不让人感叹于缠足习俗的强大。

但甲午战争来了。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给老大帝国带来太大的震撼，一些人竟然把失败归结于汉奸太多的缘故，更多人至多承认是外国人船坚炮利、武器先进而已，洋务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艰难地进行着。

不过，甲午战争撕碎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偌大的天朝竟然被一向被视为蛮夷之地的弹丸小国所击败，这一事实使得无论是官僚还是普通文人都受到巨大的刺激，孙中山正是因此而坚定地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国家灭亡的危机让强国强种成为时人的共识。而要做到这一点，依照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的观念，解放妇女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反缠足与国家富强

甲午战争之前，西方传教士反对缠足的立论点主要有三点，

其一，从宗教角度出发，认为缠足违反基督教教义，因为上帝造人时无论男女皆是天然双足，而女子的主动裹足无疑是违反自然、辜负上帝恩典的举动。

其二，从医学角度出发，认为缠足之后女性更容易生病。十九世纪来华的早期传教士多兼医生身份，因此他们常常从生理医学的角度来论述缠足的危害，认为缠足会引发坏疽病在内的诸多可怕病症。

其三，19世纪70年代以后，传教士开始将缠足与国家富强联系在了一起。他们强调，缠足一方面把妇女变成对国家毫无用处之人，另一方面更是使得妇女体质虚弱，进而所生的子女也是身体羸弱。

传教士从宗教方面反缠足的思想主张，除了一些教徒外，并没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多大反响，而医学上以特别是政治上的反缠足主张，则伴随着甲午战争之后国家存亡危机的刺激下，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士人所接受并为之广泛宣传。

在北洋海军大败不久的1895年4月，立德夫人等西方人在上海成立了天足会。这一组织在日后的反缠足运动中起到了巨大作用，不过在成立之初，并没有多少人应和，不仅西方人多加以嘲笑，便是中国人也讥讽其狂妄无知。然而，相比多年前的麦高温，立德夫人的失望并没有维持太久。

伴随着人们对甲午战争的深刻反思，响应反缠足号召的中国知识分子日渐增多，正如当时的观察者所言，“远近士夫，同声赓和，虽守旧者千百，谋新者什一，而其机固已动矣。”

不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积极响应，便是满清大员如张之洞也表达了认同。他们的逻辑是，要想强国，必须要先废除缠足习俗，否则不但占人口一半的妇女不能为国所用，所生下的子女也是病而弱，如此一来，国家怎可能强盛呢？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康有为于1989年上书光绪帝，请求下旨禁止女子缠足。

四年之后，慈溪太后终于颁布诏书，正式反对女子缠足：“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 ，嗣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 与此同时，各地的封疆大吏也陆续提倡女性不要缠足。反缠足运动自此成为全国精英的一致共识，并开始从云端逐渐落到大地，从知识分子的大声疾呼转到了脚踏实地的行动上。

就这样，在西方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与国破家亡的现实刺激下，小脚这一流行近千年的审美被丢进垃圾桶，源自清末的大规模反缠足运动拉开了序幕。

ps：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以前看古装电视剧或阅读网络小说时常有女扮男装的剧情出现，若是故事发生在明清时期，除了看喉结以外，直接看脚无疑更方便。有志于穿越的同学请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