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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让、专诸、聂政、荆轲，这四大刺客被司马迁另辟一章，专门记录他们的的生平过往。
这些人物如果不被司马迁编入到《刺客列传》里面，可能他们的故事也会随风一样，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不被后人知晓，也不会成为后世的美谈，也可能就不会有“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流传，可供后人激励、感召、观瞻。
如果没有他们，至少会在中国人的性格底色上少去很多光彩，他们虽是不起眼的一抹历史浪花，但他们的生前行径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国人们去反观自省生命的价值，存在的意义等等。
司马迁是按照历史纪元的前后，分别记载了他们的生前往事，虽说各有各的死法，但都会围绕一个“士”的使命，并认为他们的存在价值，有资格在宏阔的历史场景面前占有一席，以此为要他们列传，让后人知晓，他们存在过，且生命价值绽放的十分精彩。
还原到那个时代背景，这些人的生存环境也未必有多么不堪，且这些人都身怀绝技，谋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儿，甚至能富贵为未可知。然为什么还要做一名刺客呢？且志向不改，经久不变。
这就涉及到价值取向问题，这些人都选择了不惜自己的性命去换对方曾经的恩德或者知遇。他们有的怀有大义，有的受人恩惠，有的不愿苟且，选择了终思回馈报答以还愿，注意是愿。
这种行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人大多曰“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是应该的。这些，在那个年代的场合就是“士”的范畴，即便身死异乡，依然慷慨从容；即使千难万险，仍蹈死不顾。某种意义上更象征一种君子品格，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按照社会学意义理解，这些人物都不是金字塔尖上的高层人物，也非王侯将相、诸侯大吏，为什么要记载他们的行径和言行呢？这或许就是司马迁生前的宏大志愿，历史不止是要记载一个王朝的顶端场景，也应暗含着某些角落处的美好，某些非主流的深沉瞬间，就像他记录的这些刺客们。
记录他们，是要让后辈们知道，曾经有这样的人们，有过这样的事，为了“士”的使命，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所以，从这些角度上理解，司马迁是在用文字记录的方式，用前人流过的血，来祭奠一种精神、纪念一种品格，传承一种典范。
掩卷慨叹，现代社会、现代人不如从前了吗？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司马迁笔下记录的“士为知己者死”的场景，可能再现的机率会越来越少，越来越低，为什么呢？
有点现代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句“人心不古”的词汇所能诠释，而是人们选择怎么活的框框大了，可选择的活动范围比先前更多、更广了。多元的价值观更像超市里面的消费品一样琳琅满目，摆在人们面前，任选，但唯独有一点，再好的期许、物相不能拿自己的命去换，去兑换别人曾经的恩惠和许诺。
这是倒退还是进步，价值取向罢了，价值观当随时代而变，就这么简单。换句话说，自己的命自己说了算，谁都无法以任何方式夺取，自己也无需拿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去换。试问为他人而活，是新时代的人们的价值取向吗？
不过，在今天读到他们的文字，意义在哪儿呢？有时候想想他们，想起那些远去人物的嘉言懿行，那些远去的经典背影，那些“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那些久久不能让人平静的画面产生的回响，心中不时会激荡一层涟漪，偶尔还能点燃胸中澎湃的激情，甚至热泪盈眶。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底色千年以来并没有变，那到底这个底色是什么呢？即懂了世故，更要奉献，并非“士为知己者死”那么草率和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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