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扬州东关街上，一位年轻人刚从邮局回来，他手里拿着开明书店寄赠的散文集，草绿色的封面上赫然两个大字——《背影》。

一

1928年一个深秋的傍晚，扬州的街道凄清如夜，萧索的东北风席卷着高枝的枯叶，流露出霸道而残酷的真容。

在扬州东关街上，一位年轻人刚从邮局回来，他手里拿着开明书店寄赠的散文集，草绿色的封面上赫然两个大字——《背影》。他一刻都不敢耽误，马不停蹄地赶往仁丰里一所简陋的屋子里，奔上二楼的卧房。

这是一位老者的卧房，墙壁因为残旧看上去黝黑泛光，有几处潮湿严重的地方，灰粉斑驳而下，露出红砖底色。窄仄的房间里摆下床之后，几乎没什么多余的空间。老者腿疾已经很严重了，行动不便，平日绝大多数时间总是蜗蜷在床上，极少出门。

他从年轻人的手里接过刚从邮局取回的书，笨拙蹒跚地挪到窗边，戴上老花镜，倚靠在小椅上，趁着微蒙的光亮，一字一句地诵读着书中的内容。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

刚读了开头，老者的双眼就变得昏黄而模糊。继续读下去，他的双手不禁微微颤抖起来，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这位情难自禁的老者，就是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散文《背影》中所写的正是他与儿子平素生活中的一段往事。那个递书的年轻人，是朱自清的三弟。

《背影》最后这样写：“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他的儿子。”

当初读到这里，我深感纳闷，慈爱果敢的父亲为何常在家里发脾气？性情细腻善感的儿子对父亲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总感觉这段话的背后，隐藏着一些故事。或许有什么往事，隔阂过这对父子。

带着疑问，我又翻看了朱自清的散文和他的生平资料，渐渐解开了谜团。原来，这对父子之间，发生过激烈的争执。曾经至少有五年的时间，父子两怀揣着对彼此的不满，断绝了联络和交流。

若不是因为这篇文章，间接制造了让他们释怀的机会，或许他们会继续互相厌憎，最终带着遗恨走进坟墓。

朱家是书香门第，朱自清又是家中长子，父亲一方面对这个长子特别宝贝，尽力给他提供丰厚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父亲对他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尤其在学业上对他督教甚严。

二

朱自清的父亲叫朱鸿钧，因为崇敬苏东坡，所以取字小坡。1869年生人，曾在江苏东海、高邮、扬州、徐州等地做官，最后在徐州做到“烟酒公卖局长”，这是个专管盐、烟、酒的肥差。

朱家是书香门第，朱自清又是家中长子，父亲一方面对这个长子特别宝贝，尽力给他提供丰厚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父亲对他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尤其在学业上对他督教甚严。朱自清很小的时候，科举刚废，新学初兴，父亲担心新式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效果不理想，便把他送到同乡举人家里学习诗词和古文。

朱自清放学回来，父亲总要亲自过问他的作文。经常在晚饭时候，朱自清搬个小板凳坐在父亲身旁，父亲则坐在高高的长椅上，一边喝酒一边摇头晃脑地吟诵着手里的作业。如果先生评价优良，父亲就会点头称好，欣然饮酒，顺手奖给儿子几粒花生米做零嘴。如果评价不好，父亲就会训斥儿子，怒极时甚至一把火烧掉作文本，吓得儿子嚎啕大哭也不心软。就是在父亲这样严苛的督促下，朱自清在古诗文和国学方面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朱自清有一篇散文《冬天》，文中写到了年少时和父亲一起吃白煮豆腐的情景。“屋子老了，虽点着‘洋灯’，也还是阴暗……‘洋炉子’太高了，父亲得常常站起来，微微地仰着脸，觑着眼睛，从氤氲的热气里伸进筷子，夹起豆腐，一一地放在我们的酱油碟里。我们有时也自己动手，但炉子实在太高了，总还是坐享其成的多。”这不是正餐，只是闲时吃着玩，因为冬天晚上冷，父亲便安排大家这样吃，可以暖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

扬州的冬天阴湿严寒，但文章中的每一个字都弥漫着温暖和幸福，父亲的舐犊之情不言而喻。然而朱鸿钧又是一个封建伦理观念根深蒂固的家长，三纲五常、父为子纲的思想成为他处理亲情关系的守则。他爱朱自清，却不能与儿子太过亲昵，因为担心影响父子之间的尊卑关系。在孩子面前，他表现得板正庄重，不苟言笑，这样的亲情含蓄而若即若离。

1912年，朱自清十四岁时，父亲给他定了亲，对方是扬州名医的独生女武钟谦。朱自清十八岁中学毕业，刚考取大学就与武钟谦结了婚，婚礼办得隆重而体面。那时朱家的财力境况已大不如前，为办这场婚礼，父亲可以说是竭尽了全力。

1916年夏，朱自清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二年，父亲失业“赋闲”，偌大的家庭一下子失去了经济来源，只能靠举债度日，生活变得困顿拮据。为了让儿子安心读书，父亲让大家瞒着他，然而朱自清暑假回家还是察觉了，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提前报考北大，进入哲学系。

1920年，朱自清为减轻家里负担，从北大提前毕业，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习一段时间后，回母校扬州八中任职。就在他做教务主任期间，父亲凭借与校长的私交，未打招呼就直接取走了他当月的薪水。这件事成为父子矛盾的导火索。

朱鸿钧觉得父亲花儿子的钱天经地义，即便方式有不恰当处，没什么可计较的。朱自清当然也明白自己身为长子，有责任负担家庭开支，然后他不能接受的是，父亲不把他当做一个平等的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封建专制家长企图完全掌控他。在北大接受过新思想熏染的朱自清彻底怒了，父子摩擦冲突期间，父亲的妾侍又从中挑拨，使得矛盾愈演愈烈。朱自清愤然离开扬州，前往宁波、温州执教，三个月后，他将妻儿接走，彻底脱离父母管制。父子从此失和。

朱自清和父亲之间的矛盾，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实质上是具有人格独立、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的新观念和封建家庭伦常旧传统的碰撞和对抗，这是20世纪初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会陷入的困境，也是知识分子遭遇家庭悲剧的根源。

他在文章《毁灭》里，称这是“骨肉间的仇恨”。

三

朱自清想主动缓和与父亲的矛盾，1922年暑假，他带着妻儿回了一趟扬州老家，父亲的气却没消，先是不准朱自清一家进门，后来在家人劝说下让步了，却始终不搭理儿子，朱自清在家自觉没趣，只待了几天就悻悻离去。第二年暑假他又回家一次，但与父亲的关系仍未好转。随后几年，朱自清都没有回去过。父子两相互逞强，转身成了陌路。他在文章《毁灭》里，称这是“骨肉间的仇恨”。

父亲晚年表面上对朱自清冷漠，其实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个漂泊在外的长子，可他拉不下脸面对儿子认错，只能以惦记孙子的名义与朱自清通信。而朱自清在做了父亲之后，也开始体会到做家长的不易和当年父亲的苦心。

朱自清说自己“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儿子阿九才两岁半时，因为特别爱哭，便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阿菜才过周岁，还不大会走路，就因为缠着母亲的缘故，居然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的病。他自怨自艾说：“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

父亲来信惦念孙子阿九，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是啊，尽管父亲严苛霸横，但确实一直在催他上进有为，从没耽误过他。想到父亲的种种好，朱自清不住哭了一场。

后来，他反省自己，“从前真是一个‘不成材的父亲’……只一味地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在这样的自省中，他渐渐忘却了父亲的不好。在对待孩子方面，他真的还不如自己的父亲。

1925年10月，朱自清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接到两年多不相见的父亲自扬州寄来的一封家信，信中写的就是后来散文中引用的内容：“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

那种父子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让他不禁悲从中来，回想着八年前自己离开南京到北京读书，父亲送他去浦口火车站，与其离别的情景，他提笔一鼓作气写下了那篇不朽的佳作《背影》。这篇文章首刊于1925年11月22日出版的《文学周刊》第20期，后收录于1928年开明书店出版的《背影》散文集。

等父亲读到文章，了解儿子的心迹，时间又过去了三年。1928年，父亲终于读到了这篇散文，他谅解了儿子，从此父子矛盾缓解消逝。故事到这里，我感觉欣慰又惋惜，欣慰的是，最后两人终于知晓彼此，握手言和。惋惜的是，父子两都为了虚设的自尊和面子，错过了太多实实在在的重逢时光。人生匆匆来去，在血缘亲情面前，有什么不能原谅的，还有什么不可放下的？

凡永恒伟大的爱，都要绝望一次，消失一次，一度死，才会重获爱，重新知道生命的价值。

看纪录片《四个春天》，其中有一段话写得真好：“大概是放了太多想念，行李才在积雨的路上隆隆作响，看过山海流澜，城市花火，却不敢凝望，你闪烁不舍的眼，他们一边说着，累了就回家，一边说着，世界还很大，那些温热的道别，轻轻变成，按时吃饭，早点休息，而我没有回头，直到披上月亮。”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夫妻也许还能白头偕老，可父母子女之间重叠的生命真是非常有限。天下的父母总盼着孩子成材，可优秀的子女是国家的，平庸的子女才是父母的。作为子女，你是期盼自己出类拔萃，去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城市落地生根，还是一生碌碌，留在父母身边恪尽孝道。或许，无论你做出怎样的选择，终究都会留下遗憾。唯一能做的，是珍惜当下，善待每一刻相处的时光。

可是，就在这样困窘的境况下，父亲还是给朱自清定做了一件精美的紫毛大衣，并细心地铺垫在座位上，以抵御北国的风霜。

四

“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那时，家中所有贵重物件都一一典当，连稍微好点的衣物也变卖了，父亲囊中空空、负债累累，借高利贷，才给祖母办了丧事。可是，就在这样困窘的境况下，父亲还是给朱自清定做了一件精美的紫毛大衣，并细心地铺垫在座位上，以抵御北国的风霜。

细想来，父亲对他，向来都会竭尽全力的。就像他的婚礼，明明家里经济捉襟见肘，还是为他撑出了大场面；就像父亲担心他在车上干渴，硬是要绕道去买橘子，以肥胖的身躯攀上那边的月台；就像家中雪上加霜祸不单行，口舌笨拙的他只会哭，父亲却安慰他“天无绝人之路”。身为父亲，他真的已经做得够好了。

后来，关于这件紫毛大衣的下落，朱自清在文章《买书》中做了交待。

“在毕业的那年，到琉璃厂华洋书庄去，看见新版《韦伯斯特大字典》，定价才十四元。可是十四元并不容易找。想来想去，只好硬了心肠将结婚时候父亲给做的一件紫毛水獭领大氅亲手拿着，走到后门一家当铺里去，说当十四元钱。柜上人似乎没有什么留难就答应了。这件大氅是布面子，土式样，领子小而毛杂——原是用了两副“马蹄袖”拼凑起来的。父亲给做这件衣服，可很费了点张罗。拿去当的时候，也踌躇了一下，却终于舍不得那本字典。想着将来准赎出来就是了。想不到竟不能赎出来，这是直到现在翻那本字典时常引为遗憾的。”

父亲送的紫毛大衣最后流落到了当铺，不过仔细想想，一直注重儿子学业的父亲如果知道大衣最终换成了字典，也许还是会谅解的吧！

1945年，父亲朱鸿钧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76岁。有人说，父母是阻隔在子女与死神之间的一道墙，父母不在，子女就离死亡不远了。朱自清晚年身患严重的胃病，他每月薪水仅够买三袋面粉，全家12口人吃都犯愁，哪还有钱治病。朱鸿钧去世三年后，1948年，朱自清就因胃穿孔病逝于北平，年仅50岁。临终前他嘱咐夫人：“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一身重病，却也一身傲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