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 什么是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与之相对的还有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钱学森在讲课
l 钱学森之问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核心也就是我们的教育是否存在问题？主要的观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承认我们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来，没有出过什么大师；二是，现行教育制度不合理，制约着人才成长和大师的出现；三是，此点为分析引申，我们要全面学习西方的教学及教育管理制度。
进一步分析这三个观点，发现都有一些相同的内涵：他们都承认我们现在没有“大师”，也认为我们现行教育制度出不了“大师”；本质上还暗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培养出“大师”，所以我们的教育制度是失败的或者不成功的；而后经过众多媒体和学者对钱老和其他“大师”的一番分析，似乎发现了秘诀，就是“大师们”基本上都是接受西方教育而成为“大师”的，所以我们要出大师、教育要成功就要全面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这样的一个结果可能是对我们形成较大的误导。
l 现如今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钱颖一在2017年6月《参事讲堂》曾引用爱因斯坦的三句话来回应钱学森之问：
1、教育的价值不在于记住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会思考
2、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极度的好奇，想象力比知识重要
3、在科学的殿堂里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探索科学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智力上的快感，有的是为了纯粹功利的目的，他们对建设科学殿堂有过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贡献。但是科学殿堂的根基是靠另一种人而存在。他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象，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
钱颖一教授
当教育背离了思考、好奇、激情和想象力，能培养出怎样的人才呢？
工业革命以来，席卷世界的普鲁士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优势是大面积扫盲，培养认字听话的流水线工人和善于服从命令的社会螺丝钉。在信息技术革命到来时，大量的机械自动化导致人才需求转向个性化和创新型。流水线式的教育模式恰恰使学生的好奇心减弱，求知欲消解，导致创造力不足，想象力丧失。
针对工业化教育的问题，多数国家采取的做法是，保留公立教育体系，以国家核心教育标准，来维持基本教育质量。同时弱化毕其功于一役的大考，给学生充足的时间，也鼓励民间办学、特许办学等多种办学模式，允许游学、在家上学等各种各样的个性化教育选择。
l 我们的教育目前的现状？
《教育蓝皮书2018》指出，1995-2015年的二十年间，我国教育总经费总量增长了20倍，占GDP的比例由3.1%提高到5.2%，有力地保障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然而，在政府教育投入继续维持较高增速的情况下，多渠道教育投入的增幅却大幅度下滑。在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增长空间有限情况下，应深化教育筹资体制改革，调动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多方面的积极性，拓宽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为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充足物质基础。
回顾2005-2015十年间教育投入的态势，呈现“国进民退”态势，未能实现政府和市场共同双轨驱动发展，主要体现在：多渠道教育经费的年均增速远低于前十年。尽管近十年来公共财政教育经费的年均增速继续保持在10%以上的高位水平(高于同期GDP的增速)，但社会和私人教育投入的增速仅达到3.6%的平均值。社会和个人投入在教育总经费中的占比呈现较大幅度下降。在非政府财力的三个经费渠道中，学杂费收入占教育总投入比例由2005年的18.4%下降为2015年的12%左右;学校社会服务及其他途径自筹的教育经费比例也由2005年的18.5%下降到2013年的9%;社会捐、集资投入占教育总投入比例由2005年1.1%下降为2015年的0.3%以下;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占教育总投入比例由2005年的0.7%下降为2015年的0.5%以下。同时，城乡居民教育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持续下降。近十年间，城镇民教育消费所占比例由2005年的7.2%下降为2015年的5.0%，农村居民教育消费所占比例由9.5%下降为6.0%左右。(参见《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P18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l 我们目前的主要困局？
第一、从教育的观念和定位上说，我们现行教育有很强的功利性的倾向，初等教育以升学为目标，高等教育以就业为目标，而不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以潜能的发现和培育、以思想和科学的追寻为根本教育观念，这导致我国教育和学生学习缺少永恒的追求、执着的信念和内在动力，这也是导致诸如教师无心专注教学和科研、学生道德素养滑坡、学校热心项目和赚钱的重要原因。
第二、从教育教学的评价体系上说，我们现在的初等教育以分数排名、升学率、重点学校升学人数为考评标准，老师因而也以此来要求和引导学生，只关注学生的分数，而不注重学生潜能的挖掘和培养，不注重学生健康的心理和人格的塑造，不注重学生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实践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培养；而我国现行高等教育对教师和学生几乎都是以课题的数量和金额、发表论文的数量和级别、社会兼职与活动能力为标准，这样导致老师和学生都疲于拿项目、搞课题、发论文、做活动，这也进一步导致了中国教育的心浮气躁和急功近利的风气与氛围。
第三、从教育的选拔和奖惩制度上说，我们现在的学生的选拔几乎都是以综合分数的高低为标准，缺少对特殊人才的特殊选拔；在对老师的选拔几乎都是以博士学位、名牌高校毕业、国外留学经历为标准，缺少对老师真正教学、科研能力的重视和考察；在奖惩上，学生以学习成绩为评优评奖的标准，可谓“学而优则奖”，这导致了大部分学生只关心考试成绩，而忽略了自身阅读思维、组织管理、交流表达以及社会实践方面能力的养成；而老师则以科研项目和论文为标准，做出突出成绩的则提拔为学校学院的行政官员，可谓“研而优则仕”，这一方面导致很多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和学者不是以更高的科学和学术成就为追求，而以做行政领导为目标。另一方面导致这些青年科学家和学者做了行政领导职务后，政事繁杂使他们的科研和学术才华过早地被湮灭或中断。
第四、从教育的主体上说，我们在教育和各类教育的功能定位上不清晰，我们把太多的功能和使命附加给高等教育，认为高等教育既是培养各类人才的地方，又是科研工厂和谋求利益的商业的基地，这些导致“大学责任过度社会化和全能化”、“大学教育职业化、职业教育大学化”等问题；
第五、从教育的方式说，我们现在初等教育几乎都是整齐划一的以分数和升学为目的，缺少多种多样的教育模式和对特殊潜能孩子的特殊教育，教育成长模式单一；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我们现在的高校教育模式也愈发像生产工业产品，标准统一、流程一致，基本上也把施教类比于加工产品，学校类同于工厂，缺少因材施教和个性化教育。我们的教育只注重知识的传承，追求的是唯一正确的答案，强调的是大一统的共性教育，以记忆能力代替了学习能力，以学习能力代替了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创新能力，使培养的学生工具化、同一化。
l 我国教育改革的出路可能在哪里？
我们要追问“钱学森之问”、思考中国教育的出路，就要去努力地把握教育发展得本质和规律，就要克服一些仅凭感觉、想象和独断的想法和做法。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钱学森之问”就否定新中国教育的巨大成就，不能将“大师”等价于成功的现代教育，而是要在这个成就的基础上直面问题、认真改革；我们不能搞革命式的运动式的教育改革，不能搞“全盘西化”、“先否定一套，再建立一套”的休克疗法，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状进行有目、有标规划的“延伸创新”的改革；我们也不能搞“哪儿有问题修哪里”的办法，而是要进行整体的全局的系统的考虑；我们还不能搞“一步到位”做法，而是要充分的尊重教育改革的规律和人才成长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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