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由我与两个朋友的两段对话整理而成。
对话一
参与人：友人G，男，27岁，目前经营一家贸易公司，年收入30万元左右。
友人G：
政府老说要提升民众幸福感，我搞不清楚，幸福感应该是因人而异吧，政府怎么能帮助提升呢？
苏清涛：
即便是政府能够成功地控制CPI，成功地将房价降下来，成功地让无房的人买得起房，但还是有很多买得起房的人娶不到媳妇；即便是想娶媳妇的人都娶到了媳妇，却未必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很有可能，他买房娶媳妇之后的幸福指数比买房之前还要低。
友人G：
我觉得，大部分一个月挣2000的人要比挣一万的人感到幸 福。
苏清涛：
这句我严重同意。
我现在就感觉到，以前咱们在老家一年有半年都在吃咸菜的生活比现在幸福（不过，穷苦的生活在当时我们往往体会不到它的价值，多少还是有点痛苦感，幸福感主要是多年后回忆起来的感受）。
我的收入在我的同学当中是最低之一，但从交流中发现，我的痛苦指数似乎也是最低的。
友人G：
是的，我看到老家的人，很多人一个月只挣几百块的，反而日子过得也很好。
我出来工作这么多年，现在回忆起来最快乐的是在隆腾做生管那段日子（2002～2003年，月收入600元左右，每周工作7天）。
苏清涛：
因为我们在外面混过多年后眼界更开阔了，看得更多了，想要的也就更多了。比方说，你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个朋友买了奔驰而自己买不起，就感到不幸福，但我们在老家的农民父母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奔驰、宝马这么个品牌的车，他们只要买个QQ就很满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的低收入者确实比好多都市的高收入者幸福指数 高。
此外，幸福指数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我们能从真正的友谊中获得多少快乐。
一般来说，低收入者的人际关系比较单纯，低收入者的朋友往往是在共同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自然而然认识的，根本就不用刻意去“交”，他们就已经成为朋友了。或者说即便是两个人的相识纯属偶然，但发现特别能谈得来，于是以同道为朋。也就是说，在低收入者所交往的人中，真朋友的比例高于假朋友。
高收入者，坚持“同利为朋”的价值观，人际关系网比较庞大，但他们的友谊绝大多数都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因为他们的朋友主要是“结交”出来的。真朋友的比例很低，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相当多的高收入者每天都在被他的不少“朋友”算计着，并且他自己也在算计着他的“朋友”。一个整天有着“害人之心”（当然，这个词用得太过分了，不过我确实想不出更恰当的词），并且还要时刻保持“不可无”的“防人之心”的人，真是累得够呛，不管收入多少，他的幸福指数怎么可能高呢？我前面说自己现在的幸福感比不上那些每年有半年吃咸菜、半年吃土豆的日子，也是因为我近年来偶尔也算计过别人。
此外，对那些由穷变富的高收入者而言，在他收入不断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好多原先的真朋友却逐渐疏远他了——或因自卑，或因嫉妒（其实，嫉妒与自卑原本可能就是同一回事）。当然，仍然会有一些心胸开阔的穷朋友并没有疏远这个相对于他们而言的富人，这个由穷变富的人比以前更加珍惜他与这些穷朋友们的友谊了，他绝不因得志而纵情傲物，他刻意低调，绝不在他的穷朋友们面前流露出丝毫的优越感，竭力避免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当他这样谨小慎微千方百计地维护他们之间的友谊时，会逐渐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友谊很难再回到从前了。可以说，孤独感，往往是快速致富的一种代价。固然，一个真正灵魂充实、内心强大的人，是把孤独当作一种享受的，孤独乃是其幸福所必不可少的指标之一，不过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孤独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他的幸福感。
之前，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自我剖析：“偶尔，会有人把我当‘人脉’来‘结交’，那么，我敢断定他必然不具备投资家的眼光，因为我一无意经商，二不适合做官，三不热衷于交际，向我投资，那回报率必定为0。当然，倘若谁只是无意间深入接触了我而非把我当作未来可能的人脉来积累，那他多半会感觉到，深处的灵魂需要我这样一个朋友。”毫无疑问，这个自我剖析也极大地提高了我的幸福 感。
对话二
参与人：友人H，女，31岁，有5岁的小孩，两年前从事业单位辞职，开始经商，现在生意越来越红火。
友人H：
我现在很矛盾，当初辞职是想多陪陪女儿的。
现在倒好，反而比以前更忙了。压力又大，唉，有时候都顾不上 了。
苏清涛：
“现在反倒比以前更忙”，我刚才正在打这几个字，你先打出来了。默契啊。
本来呢，父母为事业去奋斗主要还是为了孩子，结果却因为事业太忙而留给孩子的时间太少。这是事业心的异化——此时，手段与目标冲突了，表面上，要实现“为了孩子”这个目标必须依靠事业这个手段，而今这个手段耗费了你太多精力，对目标本身造成伤害。
在我们拼搏的过程中，很容易把手段当作目标，而最初的那个核心目标反而沦为次目标，甚或被淡忘。
所以，我觉得，人有的时候，事业心也不能太强。
友人H：
以前我在医院的时候比较闲，几乎天天带女儿在外面转悠。现在每天都很累，回到家就不想动，我女儿在家除了弹琴就只能自娱自 乐。
苏清涛：
那你现在生意上可以不要特别努力啊，不要让自己太累啊。如果收入不比以前在医院时低，哪怕是一样的，你的辞职也并没有吃亏 啊。
不过，我觉得你也不必为此对女儿有太多的歉疚感，毕竟，大多数年轻父母都很忙，不能专职陪孩子。不管怎么说，与大量留守儿童的父母比，你做得已经够好了（当然，我并不是说留守儿童的父母们不好，他们也是迫于无奈）。
友人H：
其实不怕你笑话，我不是担心生意不够好，我是担心生意越来越好，我连自己的时间也没有。
苏清涛：
再这么忙下去，你就跟国务院总理一样了。
不要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啊。可以把有些事情委托给雇员去处理啊，把自己解放出来，然后你就可以自由地带着孩子去游山玩水了。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能成为SOHO一族、自由职业者，比如媒体的自由撰稿人，这样就不用每天都去办公室了，在家里写稿子，也就有很充足的时间来带孩子了。
对话二中友人H的困惑，让我感到心酸，我想起马克思的一个观点：不仅工人是不自由的，而且资本家也是不自由的，因为资本家要受到资本运动规律的束缚。
有时候，过强的事业心可能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倘若我们在事业上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功，而幸福感却越来越少了，那这样的成功还有何意义呢？
或许，有人会辩解说现在之所以过分努力地工作是为了将来的幸福——必须得靠牺牲现在的幸福来争取将来的幸福。但是，我们凭什么就认为将来的幸福比现在的幸福更加重要呢？我们放弃了眼前唾手可得的，甚至已经到手的幸福，而去追求将来渺茫的所谓的幸福，这代价岂不是太大吗？
当然，我也承认，我们的这些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在降低自己幸福指数的同时也可能间接地在客观上提高了别人的幸福指数，这确实是我们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也是我们成功的价值之一。但是，我敢断定，对绝大多数理性的利己者而言，降低自己的幸福指数而去提高他人的幸福指数，这绝不是我们奋斗的初衷——多年前的我确实曾经有过如此高尚的念头，不过现在我早已经随波逐流了。
告诫自己的话：
如果你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感，就不要去追求那些可能威胁到幸福的、世俗的，甚至是渺小的和平庸的成功；如果你认为功成名就、扬名万里比享受天伦之乐还重要，那就不要去哀叹自己对家人，尤其是对孩子的愧疚感，毕竟，成功还是有代价的，你在此处感到的缺憾，将在另一个地方得到补偿。
我眼中最幸福的事情：
一个人静静地发呆。
读有思想价值的书。
写出我自己喜欢、读者也喜欢的文章，能收到有价值的评论并与之交流。
被人高估我的所谓“才华”。
能被有才华的朋友欣赏。
与比较投缘的朋友无拘无束地聊天，并且朋友们觉得与我交谈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如深夜与友人G聊天，瞌睡得不行了却还意犹未尽。
与心爱的女人在草坪上漫无边际、毫无主题、天马行空地乱扯。
明天与心爱的女孩约会，今晚失眠。
心爱的女孩抢我的剩饭。
亲手给孩子洗尿布。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最后，我引用周国平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
“那个在无尽的道路上追求着的人迷茫了，那个在无路的荒原上寻觅着的人失落了。怪谁呢？谁叫他追求，谁叫他寻觅！无所追求和寻觅的人们，绝不会有迷茫感和失落感，他们活得明智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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