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学历史课，讲到秦朝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却突然二世亡国、王朝如流星般陨落，课本重点都在数落秦二世这个人多么“暴虐无道”、赵高这个人多么“奸诈阴险”，给我幼小心灵留下一个印象是，二世和赵高这两个人真坏，把雄才大略的始皇帝嬴政打下来的家底这么容易就败光了。甚至史书上都记录野史谣传，说秦始皇看到一个“预言”，写着：“亡秦者胡也”，然后立马派遣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伐匈奴胡人，却不知道最后灭亡秦国的，不是匈奴“胡”人，而是自己的小儿子“胡”亥。——最近翻《资治通鉴》，对这个问题产生一些新的想法。
个人以为，秦朝二世而亡，主要责任在始皇帝嬴政，而不是秦二世胡亥和宦官赵高。确实，整个局面是在二世在位期间开始崩盘的，二世确实是个糊涂皇帝，赵高确实是个奸佞小人。但是，崩盘的种子在始皇帝时期就已经被埋下了。否则，举个简单例子，初中历史课本里讲，陈胜吴广打响“伐无道诛暴秦”的第一枪时，陈胜说了这样一句话：
《史记·陈涉世家》：...... 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 ......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陈胜说这句话的时间，是“二世元年七月”。整理一下时间表，从二世继承大统、到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天下英雄揭竿而起，大概是这么个流程：（《资治通鉴·秦纪二》）
- 10月，秦二世胡亥登基，大赦天下。“冬，十月，戊寅，大赦。”
- 因为始皇帝是在巡游期间病逝，二世即位时仍在外面，于是即位以后没有立马回到国都，而是继续了一段考察之旅。“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
- 次年4月，二世衣锦还乡回到首都咸阳。“夏，四月，二世至咸阳”。
- 7月，崩盘开始。“秋，七月，阳城人陈胜、阳夏人吴广起兵于蕲”。
- 9月，群雄并起。“九月，沛人刘邦起兵于沛，下相人项梁起兵于吴，狄人田儋起兵于齐”。
所以从秦二世回到咸阳，到天下陷入混战，其实时间跨度不到半年。如果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二世身上，那这个“苦秦久矣”的“久”字从何谈起？
胡亥能篡位登极，秦始皇有责任
据史书记载，始皇帝原定的继承人是长子扶苏，并非胡亥。二世胡亥是通过与赵高、李斯密谋伪造圣旨的方式，夺取了权力。这个夺权行动为什么能如此顺利？
原因之一是，秦始皇有一套“神秘主义”作风，神龙见首不见尾，不喜欢让群臣知道自己在哪里。接见群臣、裁决公务也爱搞一些遮遮掩掩的花样。这样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始皇帝病死在外后，赵高李斯可以很轻松地制造出始皇帝未死的假象，秘不发丧，借始皇帝的名义假传圣旨，群臣还都觉得挺正常，“因为皇帝以前也这样神秘兮兮的”。
秋，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辌车中，故幸宦者骖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车中可其奏事。独胡亥、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
这种神秘缥缈的领导作风，好像很个性帅气，实际上风险太大了。指不定什么时候出个意外，被人架空掉，轻而易举就把胜利果实全部拿走了。至于为什么秦始皇爱好这一口，那是因为他老人家想修仙......而为什么群臣就傻不愣登地接受了秦始皇的这个设定，不去怀疑“老大这么多天不见，是不是出问题了”，实在是因为......心有怀疑也不能说，说了就会死啊！
卢生说始皇曰：“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 始皇曰：“吾慕真人。” 自谓“真人”，不称“朕”。 ...... 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 案问，莫服，捕时在旁者，尽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
所以秦始皇的“神秘主义”个人癖好，存在极大的权力被架空风险，而后来他病死后，也确实出现了这个情况。
二世篡位如此顺利的原因之二是，有赵高的鼎力协助。
(秦始皇)病益甚，乃令中军府令行符玺事赵高为书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 书已封，在赵高所，未付使者。
这封传国诏书如果发送出去了，整个历史的发展轨迹可能都不一样了。至于为什么没有发出去......看赵高此人后续的行动就不难发现，其实秦二世胡亥一开始并没有篡位当皇帝的想法，丞相李斯也没有配合的意愿，一切都是赵高谋划并推动的。
首先赵高本身已经是胡亥的心腹，因为始皇帝原本给赵高的工作是判决狱法，觉得赵高做得还不错，就把自己心爱的小儿子胡亥也派到赵高那里去学习法律判决，“胡亥幸之”。说服胡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赵高)乃说胡亥，请诈以始皇命诛扶苏而立胡亥为太子。胡亥然其计。
说服丞相李斯，就要难一些，不过也难不倒赵高。只要告诉李斯，如果太子扶苏即位，丞相您就没有今天的荣华富贵风光荣耀，就行了：
(赵高)乃见丞相斯曰：“...... 君侯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注：长子即太子扶苏）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斯曰：“不及也。” 高曰：“然则长子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乡里明矣！ 胡亥慈仁笃厚，可以为嗣。愿君审计而定之！” 丞相斯以为然，乃相与谋，诈伪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
赵高这人虽然用心不正、没有治国的谋略胸襟，但在剖析人心、玩弄权术上，实在是一把好手。这样一个人，为什么铁了心要扰乱大秦帝国的权力传承呢？还是因为利益。赵高与太子扶苏并没有矛盾，但与太子扶苏的心腹蒙毅有矛盾。小人之所以是小人，就是因为遇到矛盾，没有负荆请罪的度量和杯酒言欢的胸怀，只想把对手往死里整：
初，始皇尊宠蒙氏，信任之。...... 赵高者，生而隐宫，始皇闻其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 赵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当高法应死。始皇以高敏于事，赦之，复其官。赵高既雅得幸于胡亥，又怨蒙氏......
赵高身为宦官，被秦始皇委以审断案件、维护法律威严的重任。自身犯法当斩之后，秦始皇却又因为怜惜这个人办事能力不错，不仅不加惩罚，还官复原职，继续主管律法。首先，这破坏了律法的威严，“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本身就是秦国在商鞅变法时期确立下来的强盛根本，而今被秦始皇自己打破；其次，作为万乘之君，在驾驭群臣的时候需要充分考量他们之间的潜在利益冲突，始皇帝难道没有想到，就这样把赵高官复原职，除非赵高是蔺相如廉颇之流，不然迟早会跟蒙毅闹出事情来，也极有可能不会拥护扶苏即位？
所以，即使把胡亥篡位作为秦朝衰败的关键，而胡亥篡位成功的关键是有赵高从旁辅助，那赵高这个小人能呼风唤雨，都是秦始皇识人不明用人不察的缘故（这个人才评价的问题在《资治通鉴》里司马光有一番很经典的论述，评价一个人是否优秀，要从“才”和“德”两个方面来考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智商和情商，不展开了，改日再谈）。假如当初赵高犯法时，秦始皇按蒙毅的建议来，依法将赵高贬为庶民或者咔嚓掉，历史的发展应该又是完全不同的走向了。当然，历史是没有“假如”的。
秦帝国社会矛盾激化，秦始皇有“大”责任
再来讲讲胡亥。胡亥这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喜欢享乐的普通人，实在担不起皇帝的责任，更适合去做一个安乐公之类的角色，声色犬马颐养天年。他初登帝位，回到咸阳，首先想的不是励精图治安国兴邦建功立业青史留名，而是：
二世至咸阳，谓赵高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吾年寿，可乎？”
等到反秦起义势不可挡时，赵高怕二世怪罪自己，先下手为强，派阎乐去诛杀秦二世。临死之前秦二世脑子里想的，也还是这些：
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 二世曰：“丞相（注：此时丞相即为赵高）可得见否？” 乐曰：“不可！” 二世曰：“吾愿得一郡为王。” 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 弗许。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注：诸公子是秦始皇的其他子孙，之前都被秦二世贬为平民）。” 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 麾其兵进。二世自杀。
这样一个人，本身闹不出太大乱子，但放在皇帝之位上，乱子可就大了。但是，我想说的是，二世的很多荒唐行为、想法和言论，都跟乃父秦始皇的“不良影响”有关系。
回到开头“天下苦秦久矣”的“久”这个话题。为什么秦二世胡亥即位不到半年，天下百姓就苦秦“久”不能忍，揭竿而起了？苦的是啥？总结起来，“苦”的主要是两点：苛刑 + 暴政。而这些苛刑与暴政，可都是在始皇帝时期就开始了的，包括但不限于：
其一、劳役重。比如征发70万戴罪民夫修建阿房宫和骊山秦始皇陵墓。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这么雄伟壮丽的建筑，其实还只是秦始皇脑海中的理想宫殿的一个开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那时候，征发民夫的修建工程，可不像现代社会兴建公共事业、以雇佣关系做公平买卖，而是挟帝王之威掠夺劳动力：有罪的人，免费服劳役；无罪的人，也来服劳役，换取一些赋税减免。
其二、兵役多。往北走，“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往南看，“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处。” 屯田戍边的制度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刑法严峻，随便犯个小错，就要被拉去戍边，那就极大地干涉到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满意度了。
其三、赋税多。这么多修宫殿陵墓、道路城墙的人，这么多在外打仗的兵，都是要吃饭的，也都是种不了庄稼的。所以他们的口粮，自然而然都得从其他农民口袋里掏。
其四、律法严。从商鞅变法开始，秦国就走的是赏罚分明的法家治理路线，到始皇帝时，更是重用精通刑名法术之学的李斯和韩非（韩非本来应该是会被重用的，如果不是被李斯搞死的话~）。秦国立国之初，臣民各有杂念，步调不一致，强调纪律和刑罚是有意义的。但是到了秦始皇这里，天下已经一统。为了稳固江山统治，本来应该做的事情是轻徭薄赋，给天下百姓多一些好处，让大家对秦帝国的管理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可惜始皇帝“暴戾”惯了，把刑罚越做越严，秦二世更是犹有过之。如果他们能回想到兴国功臣商鞅的下场，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吧：
《资治通鉴·周纪二》：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 ...... 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 ...... 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秦二世胡亥最“无辜”、或者说最想不通的一点就是：我只是沿着我老子做的事情继续做下去了而已，为什么半年时间天下就变成这样了？所以当臣下建议他做一些政策调整时，他坚决驳斥：我又没另外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只是在做先皇都做的功夫，才半年时间就弄得天都要塌了，一定是你们做臣下的没有尽力！
《资治通鉴·秦纪三》：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追击，所杀亡甚重，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注：戍边屯田）、漕（注：水路运粮）、转（注：陆路运粮）、作（注：劳役）事苦，税赋大也。请且止作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 ...... 二世曰：“...... 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境，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无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 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
所以，如果说秦朝灭亡的实际原因在于“戍、漕、转、作、税赋”等“苛政”和“暴刑” 激化了社会矛盾的话，这些矛盾可都是秦始皇激发的。二世嘛，作为一个毫无政治觉悟的享乐主义者，没有在半年的时间里扭转乾坤，不能全怪他。
听不见不同的声音是要付出代价的
如果说秦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一系列政策举措失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话，其根本原因我觉得是：残害人才，闭目塞听，自毁长城。
梳理整个秦国的发家史，看到的不只是帝王的明察秋毫励精图治，更多的是招贤纳士，借用精英人才的智慧和力量来攻略天下。有商鞅，推行变法，“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有张仪，三寸不烂之舌纵横天下，行“连横之术”，为秦国争取盟友。有司马错，力主秦国拿下巴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有白起，用兵如神，战无不胜。 有范雎，“远交近攻”，蚕食六国。
到始皇帝这里，在一统天下之前，仍旧是励精图治招贤纳士的做法：用“韩国间谍”郑国修筑郑国渠，“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关中由是益富饶。” 用李斯之谋，“阴遣辩士赍金玉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然后使良将随其后，数年之中，卒兼天下。” 用大将蒙骜、蒙恬、王翦、桓齮(yi，3声)等，率秦国铁甲，攻城略地。
一统天下之后，这个优良传统渐渐就被始皇帝丢掉了。最直接的表现是：刚愎自用，暴虐更甚，动辄杀人。“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 被几位之前重用的儒生讥笑以后，行坑儒之策：
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 始皇长子扶苏谏曰：”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 始皇怒，使扶苏被监蒙恬军于上郡。
看到这里不禁感慨：“你说的我不喜欢听，就准备给我去死” 这种做法，养出来的还能是什么优秀臣下，国家离崩盘确实也不远了。在这一点上，只能说，秦始皇开了个坏头，然后秦二世学了个十足十。最后举两个细节的例子：
- 始皇帝出巡患病，并不是一夕而崩，为什么直到临死前，继承人的事宜都处理得如此仓促，没有人提前筹备，因为：
《资治通鉴·秦纪二》：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
- 秦二世听信赵高之言，杀掉丞相李斯冯去疾，将所有秦国公子或杀或贬，自己躲在深宫里歌舞升平。（赵高还用“指鹿为马”的套路进一步排除敢于说真话的人）。直到被赵高派人围攻，临死前才悔悟，这家伙是个坏人。这时二世胡亥的第一个念头，居然是埋怨身边的人，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资治通鉴·秦纪三》：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于此！” 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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