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家乡在中国的最东边，我又是伴着早晨初生的太阳来到这世界的，所以我的父亲给我起了“东升”这个名字。
“日出东方”，“紫气东来”，“东山再起”，“东风入律”，“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朝阳，就是希望，我虽生在这“东土大唐”，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却总是对西边的世界充满好奇。小时候看电视剧《西游记》，唐僧师徒一路西行，九九八十一难斩妖除魔渡身成佛，他们给每一个小孩子种下这样一个潜意识——一路向西就能看见牛鬼蛇神和佛法圣经。
西域确实是一片圣地，唐僧西行历经磨难终得《大乘佛法》，张骞出使西域宣扬大汉国威，文化因为历史才显得厚重，历史因为文化才愈加丰盈。
欧洲有着古老的文明和璀璨的文化，对于一个摄影师而言，欧洲就是人文摄影的天堂，我酷爱摄影，尤其喜爱人文，我想要拍摄不一样的照片，完全摆脱“异域新鲜感”的浅显作品，同时我又很害怕，害怕有些东西只适合瞻仰和远观，一旦靠得太近就会看得太清，世界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模样，我害怕戳穿那些披着华丽外衣的“文明假象”。
拿到阿斯塔纳航空公司的机票，我知道我离西方世界更近了，而且是比新疆这个中国最西部更往西的地方。我知道地球是一个圆，如果你沿着一条路一直向西，你终归还会回到你的原点，而你的家人会看着你从遥远的东方归来。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这世界上本没有有“东”和“西”，只不过是人们看的方向不一样，它们便有了字义上的区别。
就像“这世界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一样。
对于亚洲来说，欧洲在西；对于美洲来说，欧洲也在西。既然“东”和“西”是因为有对比才产生表义的差异，那么单纯对于我手里的这张机票而言，它要去的那个地方，到底是“东”还是“西”呢？
我看着手里的这张机票发着呆，发着无厘头的呆，发呆就发呆，我发的竟然还是哲学的呆。
想着想着自己不禁笑出了声，晃过神来才发现柜台值机员已经盯着我看了半天，身体后已经排起了长队，我赶紧拿着护照登机牌尴尬地跑开。
凌晨一点的北京机场国际出发大厅有些冷清，海关入境口处除了有几个外国旅客之外，几乎找不到中国人的面孔。扎堆的那一撮儿外国人也是“成分”复杂，有黑人，黑得只看得见牙齿和眼球的那种。有白人，嫩嫩的白里透红的那种；有东南亚人，矮小的身材加上东方的面孔再配上麦色的皮肤，只是分辨不出到底是来自新马泰还是老挝越南柬埔寨。
航班是早上五点五十分飞起，我还要在机场等将近四个小时，又是一个机场通宵之夜。
记得上次在机场过夜还是三年前，那时候刚刚参加工作，兜里也没钱，想去成都旅行，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要先飞到重庆，然后再坐火车到成都，因为到重庆的机票比到成都便宜三百块。晚上到达重庆机场的时间也是将近凌晨一点，我要坐早晨六点第一班从江北机场到重庆火车站的地铁，然后再坐两个小时动车到成都。
为了省下一晚上的住宿费，当时自己决定就在重庆机场候机楼将就一夜，那一夜也让我终生难忘。现在想想，折腾来折腾去前后一共省了不到一百块钱，却要中转三次，带着行李多折腾十几个小时，还在机场冰冷的大厅里煎熬一宿，相信这种做法至今都有人无法理解。
穷人自有穷人账，穷的时候为了省钱什么都能忍受，那时候脑子里算的账是省下来的钱除以小时数，得出的数字就当是自己挣的小时费。虽然那是支出，不是正向的收入，但那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每小时能省十块钱，就等于每小时挣了十块钱呐。
道理算起来虽然有点傻，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傻子”存在，不是吗？
三年多过去，职业慢慢起步，生活不再那么拮据了，我也当然不会再因为一百块钱去如此折磨自己。但是这样的价值观却一直保留下来未曾改变——没有必要的花费我永远不会去浪费，能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的花费，我一分也不会省。
人生中很多选择的“必要与否”其实只有微妙之别，人在不同的境遇里自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些选择并没有是非对错之分，也没有好坏优劣之别，做了就是做了，选了就选了，成了就成了，不成就是不成。就如“东”和“西”的概念一样，如果你非要纠结清楚，那就没多大意思了，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灯火通明的国际出发大厅里静悄悄的，在休息区对面有个小超市，超市亮着灯，也没有多少人进去买东西，值夜班的小姑娘无聊地看着窗外发呆。仅有的几排沙发早已被外国旅客“占领”，有的在听歌，有的在看电影，有的只是安静坐着发呆，好似在想家。
寂静的夜最容易让人黯然神伤，有那么一瞬间我也想家了。
有些不可思议，我还没有离开呢却已经在想家，家就在几百公里之外，三四个小时车程。我隐隐感觉到，“家”其实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自己的国家里，不管走多远，家其实就在眼前，只要你想回家，家很快就能出现在你面前，熟悉的饭菜，熟悉的味道。
“想家”两个字也只有在出国之后才会显现出它特有的情感，出国之后，“家”就变成了“国”，“国”才是真正的家。那时，你想说的是中国话，想过的是中国年，想吃的是中国菜。
没想到我竟然也会在出国之前矫情了起来，在我看来，那道海关的门就是家的门，那个制服上写着“中国边防”四个字的当兵的人就是我即将告别的最后一个家人。
2.
机场的安静让人有些昏昏欲睡，看看表已经是将近两点钟，除了要进海关离境的旅客之外，几乎没有人走动的声音，然而这种安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它们随着一群中国大妈的到来而消失了踪影。
中国大妈毕竟是中国大妈，“聒噪”是中国大妈永恒的标签。休息区原本安安静静的几十个人全被惊了起来，大家大眼瞪小眼，看着眼前这些人过中年、衣着花哨、吵吵嚷嚷的大妈们走来走去，吵吵了半天只是为找连在一起的座位。
我起身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其中一个大妈，然后坐在了一个黑人小伙旁边。黑人小伙二十四五岁的年纪，手里拿着的手机是华为老款中的老款，屏幕上已经有几道破碎的痕迹。小伙手腕上系着一条红色的祈福绳，那一缕红色跟小伙子黑色的皮肤配在一起显得格外突兀。
黑人小伙看了一眼旁边兴奋的中国大妈们，然后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指了指左手手腕的位置，用英语问我：“请问几点了？”
“差10分钟两点”，我说。
小伙轻轻叹了口气，只得又默默转过头去继续忍受这种中国大妈们的“热闹”，因为身旁的热闹，黑人小伙落寞的眼神就显得格外“孤独”。
热闹和孤独永远都是两个凑不到一起的家伙，看着别人热闹，自己本就孤独的心会更加孤独。看着有人孤独，那些本就热闹的心更会变本加厉以彰显自己的虚妄。沉浸于热闹中的人怎么可能会注意到那些孤独的灵魂呢？
孤独是可以被溶解的，只要热闹的人多给一个微笑，孤独便会烟消云散。但孤独更多的又是一种画地为牢，他们保持孤独正是为了圈一片净土留给自己，这种刻意的力量又远远不是一个微笑能抵消掉的。
所以在这中间，时间就变成了一个很微妙的介质——所有的深夜里的热闹都会随着晨曦的到来归于平静，而所有深夜里汹涌澎湃的孤独也都会伴随着第一缕阳光的到来而变得和煦温柔。
我很了解这种感觉，一个人旅行久了，时间这个概念会变得特别敏感，有时候你会觉得它走得很快，快到你都来不及去好好体验一些东西就要重新出发了，比如在艺术馆美术馆沉浸在伟大艺术作品的时候，比如在博物馆档案馆了解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时候，比如在旅行路上和偶遇的异国朋友相聊甚欢的时候。
而有时候你又会觉得时间这东西太磨叽了，为什么时间一定要精确到分精确到秒呢？为什么手表钟表一定要有三根走针呢？等待一件事物的到来是一件让人感到如此心情沉重的事情，比如等待迟迟不来的公车，等待一直延误的飞机，等待爱慕依旧却姗姗来迟的意中人。
我们又往往感到无奈，因为我们必须要等待，不论是等待未来还是等待死亡，或者只是等待眼下第一班飞往阿拉木图的航班。
“等待”是一个伟大的词汇，它像一张无形的筛子，把一个个看似平等的社会人彻彻底底筛成了一三六九。
有人在等待中坚强，有人在等待中沉沦。
旅途中最怕的也是等待，也只有在旅途中才会感到时间的那种无坚不摧的力量。
解决旅途中的“等待”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阅读，所以不论去哪里背包里面我都会放一本书。这次欧洲之旅我特意带上了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小说已是几十年前的作品，但是今天读起来依旧感觉铿锵有力。小说讲的是一个藏地土司的傻子儿子眼里的世界，人间所有的恩恩怨怨和是非情仇最终都是岁月长河里的一粒尘土，不论这世间风起云涌还是潮起潮落，都终会零落成泥，落定尘埃。
这和我旅行的初衷不谋而合，也冥冥之中暗示了我旅程的最终结局。
亚洲也好欧洲也好，不论我去多么遥远的地方，不论我见过多少陌生的路人，不论我翻过多少座山趟过多少条河，最终我还是要回来的。不同的是，当我们重新回归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起点还是那个起点，路也还是那条路，不过是重新回到了某个十字路口然后拐了个不同的弯而已，而至于路的终点是不是变了我们就不知道了。
3.
黑夜渐渐淡去，时间匆匆流逝，不知不觉深夜已经过半，手里的书也看了大半。看看表已经是凌晨三点，候机楼又重新开始聒噪起来，国际出发最早出发的航班已经开始办理登机手续，老外们纷纷起来收拾行李——他们要回家了。
老外的行李都很多，大多数人的行李箱看起来是又脏又旧，不知道那行李箱已经跟随他们跨过多少大洋大洲了还是不舍得换新的，鼓鼓的行李箱里不知道塞进了多少中国特产，不论贵贱，他们都是要不远万里漂洋过海亲自带回去的。
我旁边坐着一个身穿黑衣头戴黑纱的穆斯林女孩，女孩身旁的行李车上放着两个黑色破旧行李箱和一个大手提包，另外女孩肩上有一个挎包，身后还有一个双肩背包。穆斯林女孩手机传来电量不足的声音，她要把充电器拿出来充电，而充电器是放在最下边的行李箱的侧包里，女孩只得一件一件把行李从车上搬下来，拿出充电器后在把行李一件一件搬上去。
可是那个手提包实在太重了，姑娘自己提了下来却没有力气再搬回去，女孩扯了扯头上的黑纱擦了把额头的汗，看了一眼周围，无奈地把手提包暂时放在了地上。
看着这个穆斯林女孩，我却忽得想起了我的姐姐。
姐姐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在几千公里外的广州，姐姐每次都是一个人拉着大行李箱坐30个小时火车，有时候买不到卧铺票就只能买硬座，有时候硬座票也买不到就只能买一段站票一段坐票。买站票的时候姐姐就会带走一个小马扎，就这样一年四次往返，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坐过飞机。
每年寒假回家，姐姐的行李就会比离开的时候多一倍，也重一倍，除了衣物和书之外，姐姐都会用省吃俭用和勤工俭学攒下来的钱给家人买一堆土特产。
我想姐姐一定也跟眼前这个穆斯林女孩一样，每次都是这样一个人费尽力气去提那些行李箱，一次次搬上搬下那些远超过一个体重90斤的女孩所能承受的重量的大包小包。
想到这里，我赶紧上前帮穆斯林女孩把包提起来，然后把行李车上的行李一件一件摞好，我怕重量分部不均一旦行李掉下来女孩还要再一次无奈求助路人。帮女孩整理好行李之后，女孩连说了好几句谢谢，还把右手放胸前向我鞠了一躬，我赶紧鞠躬还礼回去。
我对女孩说：“我有一个姐姐，和你一样的姐姐。”
隔着头纱女孩也笑了，女孩说：“我也有一个弟弟，和你一样的弟弟。”
告别穆斯林女孩，我最后看了一眼北京机场的夜晚，我看到外边刮起了风，人们一个个把手揣进了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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