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回家时早起拍的“家乡的清晨”
1987年农历五月我在西北农村一个农民家庭降生。至今我都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妈妈告诉我的是农历五月二十，爸爸却告诉我是五月二十二，而我的身份证上“出生”一栏则写着1987年5月11日。
所以我小时候从来都不曾过过一个生日，一来是不知道该在哪一天过，二来是因为穷，爸爸妈妈的心思全在如何让家里人吃饱肚子上，根本没有过生日的那个意识。
虽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了好些年，但直至我记事还是未能吹到我所出生的那个落后闭塞的小村庄，我小时候所经历的依然是类同六、七十年代的生活——贫穷落后、缺衣少食。
这种生活让我对童年家庭的记忆很是不堪。
妈妈是个勤劳的人，为了生计一年四季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农忙季节更是四五点钟起床后早早的喂了家里的牲畜便去地里干活，爸爸一般都是睡到天大亮才起，慢悠悠的煮完罐罐茶才去地里。所以妈妈时常免不了抱怨，甚至谩骂，爸爸听烦了不免发生口角，这种口角往往会上升到家庭暴力。
我小时候经常目睹他们吵架或打架。在麦黄季节，妈妈会不断催促爸爸起床趁着湿气割麦子，爸爸则把起床气撒到妈妈身上；在冬闲时节，为了冬天一家子人能睡个热炕，妈妈会趁还没下雪去山上公路边的林场收集几大包干树叶，在收集完树叶后，天黑之前妈妈会先背一大包回来，剩下的就叫爸爸拖了板车去拖回来，在妈妈催促几次爸爸一直推诿后他们又开始从对骂上升到打架。他们往往是在房子里赤手空拳的扭打，或者顺手拿扫炕的笤帚或是地上的板凳，等把房子里的东西砸的差不多了便转战到院子里找各自趁手的“武器”，挑水的扁担、锄地的锄头、顶门的门栓等等，捞到什么就是什么。
小时候最怕的就是爸妈打架，整个家里就像是炸开了锅，他们谩骂撕扯或扭打在一起，由于气愤他们的声音都有些失真。妈妈被爸爸抓住了手按在地上，身子动弹不得，嘴巴却不饶，语调凄厉的吼道：“打！你今天有本事就把我打死！”爸爸则左手抓着妈妈的双手，右手握拳狠狠的砸到妈妈的身上气急败坏的骂道：“打死了大不了一命抵一命么，我叫你天天像催命一样的骂人”。大一点的姐姐则哭着劝或企图将他们拉开，爸妈完全像疯了一样不管不顾，后来姐姐又跪在地上求他们：“爸！妈！我求求你们了！你们不要打了。”我跟弟弟则扯着嗓子哭嚎，因为完全被他们的阵势所吓到了。
后来再长大点看他们打架我也会冲上去护着妈妈，或从他们手里抢东西，以免真失手打出个好歹来，可是六七岁的我哪里抵得了两个愤怒的大人，随便一甩我就被甩开老远，而且他们激战时我根本就近不了身，看自己行动无济于事又坐在旁边声嘶力竭的哭，这时的哭除了害怕还有伤心，我在脑子里一遍遍的想着：要是爸爸真把妈妈打死了怎么办？没有妈妈我们姐弟多可怜啊！于是越想越伤心，哭声便越大，直至嗓子哭哑。
到我上了初中再遇到他们打架时我已能做到不再哭闹，没有一滴眼泪；刚开始我也劝劝，看劝不住就干脆站旁边看他们打；有时会愤怒的吼一句：“你们打吧！打死一个我埋一个”；有时是神经质的傻笑，我心里开始憎恨他们。我在心里暗暗的起誓：有朝一日等我长大了，两膀有力了你们再这样的话我会给你们好看，让你们彻底的不再纠缠。
所幸他们打了那么多年都未曾失手过，顶多是妈妈躺在炕上生几天气顺便休养几天后又迫于生计爬起来营务生活。
每次他们打累了，也骂累了，情绪趋于平静后会出现下列句式的对话：
妈妈：“我叫你把什么什么活干了你怎么不干呢？”
爸爸：“迟干一天又不会死人，明天再干不行吗？”
妈妈：“明天还有明天的活，你这样一天天的拖到什么时候？日子还怎么过？”
爸爸：“你天不亮就干活，大晚上还不睡觉忙来忙去的也没见日子好过到哪里去。”
妈妈：“这么大个家，我一个人就算累死也起不到多大作用。”
……
成年后我跟弟弟也谈论过这种家庭暴力的起因，无非是妈妈把我们家的贫穷生活归罪于爸爸的懒惰，但我们一致认为爸爸并没有妈妈认为的那么懒惰、顽劣。妈妈对这个家庭做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爸爸对这个家庭也是付了应付的责任的。爸爸的懒惰可以看作是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作息规律的遵循。
那个时代对于一个基本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除了营务好田地，起早贪黑并不能改变什么。
然而这种家庭暴力对我们姐弟的幼小心灵造成的创伤是不可逆转的，以至于到现在每遇到打架或群体性事件类似的群情激愤的场景时，我的身子会不由的抖动，从脊柱一个激灵后散发至全身，呼吸也变得急促，这一切完全不受我自身控制。我们姐弟性格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缺陷，说小了是家庭暴力留下的后遗症，说大了是时代留在我们身上的烙印。
这种印迹被烙印在生活中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衣
妈妈纳的“千层底”
小时候常去外公家，每次去大舅妈都会给我跟弟弟冲糖茶，端白面馍馍，除了好吃好喝外回去的时候大舅妈还会送我们几件表哥表姐褪下的旧衣服。
妈妈懂缝纫，家里有台缝纫机，是妈妈的嫁妆，也是我们家唯一值钱的物件。还能穿的旧衣服妈妈会就地分配给我们姐弟三人，不能穿的则拆了后用缝纫机裁改裁改再给我们穿，裁下来的边角料可以留着以后衣服破了打补丁，再碎的还可以用来抹“匧子”，就连窄布条都可以用来打成绳子。在那个物质及其匮乏的年代真是物尽其用，没有一点浪费的。
在小时候的记忆里我唯独穿过的新衣服，就是妈妈扯了蓝灰色的布料回来，给我量身裁剪后用缝纫机做的有四个口袋那种中山装。虽然是量身定做，但做出来的衣服穿身上从来都不合体，往往都有些宽大，这是妈妈在裁剪时故意放大了尺寸的结果。裤子倒是不长不短，就是做裤脚时折进去很多，方便以后等我稍微长大点时裤子可以延长。这样做也是为了能多穿几年，正应了那句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虽然对于长身体的我来说不至于能穿九年，但起码我自己在三年里就只有这么一套新衣服，当然小到我不能上身时还可以给弟弟穿。
新衣服不是经常能穿的，只有在逢年过节、走亲戚或参加宴席时才给穿，平时都是穿用表哥表姐们退下来的衣服裁改的旧衣服，而且衣服袖口、领子，裤子的膝盖、屁股部位常常打满补丁。
我清楚的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是穿了一条膝盖上打了两个补丁的红色裤子。那时的观念还是只有女的才穿红色，男的穿红色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我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在老师及同学们面前穿一条红色带补丁的裤子一段时期，这件事一度让我很感自卑。多年以后开始流行非主流、乞丐装时，我看到一些年轻的男男女女穿着红红绿绿的衣服、破洞牛仔裤招摇过市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已先于他们好些年在不得已中无意的引领了一把潮流。
长大后我发现我的很多衣服都是穿旧后扔掉的，鲜有能穿破的。我开始疑惑那时候的布料质量怎么就那么不结实，衣服裤子总是要缝缝补补。直到最近我才想明白这一问题，不是布料的质量，而是使用的时间。表哥表姐那些衣服里有很多也是来自城里亲戚们馈赠，他们穿完再给我穿，都不知道穿过多少人，洗了多少次，经过了多少年，势必变得不再结实。而布丁重补丁的问题也被我想明白了，打补丁的布料也都来自旧衣服上裁出来的，经过多年的穿着及浆洗也早已变朽，成了一块破布，用原本就变朽的破布来打补丁，便注定了不久后的磨破，正如我的生活，我的袜子。
我的袜子常常是补丁重补丁，但总是被磨烂。在我记忆里小时候从没穿过新袜子，我的袜子都来自爸爸的袜子穿烂后妈妈将脚趾头部分剪掉再缝合，脚后跟部位再用更烂的袜子的袜腰或是旧的不能再穿的秋裤秋衣上裁下来碎布缝补后给我穿的。虽然妈妈的针线活做的挺细致，这样缝补的袜子针脚平整穿起来不硌脚，但松松垮垮的袜腰总是堆在脚踝，走路时老是要停下来提提溜到脚底的袜腰，而且这种袜子不经穿，几天就破洞了。所以晚饭后妈妈就着煤油灯，端着针线娄，挑拣合适的碎布缝补袜子的场景也给我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妈妈的针线娄里除了碎布头还时常放着锥子、拔针器、一股股的细麻绳跟裁好的大大小小的鞋底、鞋帮，这些都是做鞋子用的。要说童年时候在穿着方面我最不缺的就是鞋子，因为鞋子的制作不需要花钱，只需要花功夫。
我的鞋子都是妈妈纳的“千层底”布鞋，制作这种布鞋工序还是相当麻烦的。首先在桌子上铺一层纸，大概一平方左右大小，在纸上摸上用面粉做的浆糊后，再把碎布一块块的拼接在纸上，就这样一层层的碎布与浆糊拼接重叠至大概两个毫米厚度才算制作成一张，妈妈称之为“箧子”。待“箧子”干透以后再比着鞋底样剪出若干张，左右脚的鞋底张数要一致，摞起来用手捏紧要有1.5公分的厚度，再用细麻绳密密的纳上一遍鞋底的制作才算完成；鞋帮的制作相对简单，就是在“箧子”上比着鞋帮样剪出左右两只用黑条绒上个面，白布条走个边就可以了；再把鞋底跟鞋帮用细麻绳纳到一起，一双“千层底”布鞋就算完成了。
妈妈会在农闲时制作足够做一年鞋子的“箧子”并比着全家人的鞋样剪好放在针线娄子里，这样天阴下雨不能去田里时就能抽空纳纳鞋底。纳鞋底是个费工的活，纳一双鞋底大概需要整整一天功夫，厚厚的鞋底每一针的穿刺都是很吃力，需要用到顶针跟拔针器两种工具，而且在纳制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把麻绳拔紧，力度掌握不好麻绳极易拔断。小时候但逢天气不好的时候我就坐在妈妈旁边看她纳鞋底，顶针、拔针再拉紧一次次的重复着这个动作。妈妈在纳鞋底时还有个习惯动作，就是在每一次入针前总是拿针在她鬓角的头发里摩擦一下，我好奇的问妈妈这个动作有什么讲究，妈妈告诉我只是为了保持针的锐度。我不知道这个动作对保持针的锐度有没有作用，但这个动作却成了我对妈妈形象一个永恒的记忆。她总是忙忙碌碌，或与爸爸恶语相向、大打出手，但在那一刻妈妈是安详而平和的，我想这才是妈妈的本来样貌，是生活将她变成一个爱抱怨、碎碎念、易怒甚至歇斯底里的人。
食
用玉麦做的“糌粑”
吃完饭必须要舔碗，吃馍馍时要用双手捧着，这些都是在一次次的呵斥与笤帚把下懂得的规矩。夏天天气热，馍馍容易发霉，发霉后也不能丢，切成丁丁放锅里用油炒一下放点盐去去霉味可以再吃。
以前我们家烙馍馍时妈妈会发两盆面，一盆是小麦面，一盆是杂粮面。小麦面粉烙的馍馍一般不给我们吃，都是留着来客人跟爸爸一起煮罐罐茶时端给客人佐茶的；自家只能吃杂面馍馍，有时是豆面的，有时是荞面的，有时是玉米面的，还有一种最难吃的就是玉麦面的。
这种被称为玉麦的谷物不好去皮，没法用磨面机磨，妈妈就淘洗干净后用最原始的石磨磨碎。小时候经常帮着妈妈推石磨，我跟弟弟换着推，因为推磨子转久了就会犯晕恶心。磨完后妈妈会连皮带粉发了做成馍馍，由于皮没去掉，吃的时候感觉就像有刺一样，卡在喉咙里很是难以下咽。
不过这种谷物炒熟后磨成粉，做成像藏族人的糌粑一样那口感就会好很多，家里没有馍馍时爷爷跟爸爸常常用它来佐茶，我常看他们一勺“糌粑”一口茶的很是惬意。但小孩是严禁干吃的，干吃被大人看到是要挨打的，倒不是因为不舍得，而是这“糌粑”干吃的话极其容易呛到，农村常有小孩因干吃“糌粑”被呛死的传说。
我对“糌粑”的吃法早有掌握，主要在如何运气，总之就是吃的时候千万不能用嘴吸气，这样就不会呛到气管里面去。我掌握后也教会了弟弟，我们时常趁大人不在家时偷偷勺上半碗，再偷几勺爷爷佐茶的白砂糖和匀之后一人一勺的送到嘴里，闭上嘴慢慢的咀嚼。咀嚼的过程中砂糖颗粒咬迸混合着口水使“糌粑”湿润后吞下，在这个过程中千万不能喝水，一喝水就要吸气，准被呛到。吃完后就要喝很多水，这样可以把粘在牙齿及口腔里的一并涮进肚里。
我跟弟弟最讨厌吃这些杂面馍馍了，白面馍馍又不给吃，不到饭点时已饿得饥肠辘辘，所以偷吃“糌粑”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小时候除了饿还有馋。
记得上学的时候在下午回学校前我和弟弟会去草垛里摸个鸡蛋，有时看到鸡卧在草垛里生蛋就蹲在边上等，等鸡生完蛋第一声“呱呱哒”还没叫完就一把把鸡提起来扔到边上抓起鸡蛋就往学校跑。偷鸡蛋是为了去学校旁边的小卖部换钱，一个鸡蛋一毛钱，有时候也换一毛钱一袋的零食。换钱也是为了买零食，那时候能撒了调料干嚼一包方便面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一包方便面要五个鸡蛋才能换到，我们每天只敢偷一个鸡蛋，偷多了怕妈妈发现，可后来还是被发现了。
为了避免鸡蛋装在书包被压破还专门装在我中山装的右手边下方的口袋里，但在路上玩耍打闹得意忘形时还是会不小心打破，然后蛋清蛋黄就会浸透整个衣兜，回家时衣兜会变成一个硬壳壳。
我妈洗衣服发现后问我怎么回事，我从实招了以后挨了顿笤帚把，我妈一边打我一边骂：“难怪我好几次听到母鸡下蛋后的叫声，跑出去就是没有鸡蛋，原来是给你个怂偷去卖了”。我知道外婆那段时间病了，妈妈是打算凑够了鸡蛋去看外婆的。
那时候走亲戚或看望病人都是要带礼品去的。所谓礼品不外乎白糖或者点心、饼干之类，大多都是你家提到我家，我家又提到他家，转来转去不知道过期多少年的东西。尤其是过年，亲戚们都会带这些东西过来放到我家柜子上面，白糖往往会给爷爷和爸爸煮罐罐茶时冲茶喝掉，饼干跟点心妈妈则会收到柜子里，在我们去别人家拜年时再给人家送去。有一年年都过完了，柜子上面还留着一盒饼干，妈妈也忘记收到柜子里，我跟弟弟盯着那盒饼干心心念念了好几天。
终于有一天爸爸妈妈都不在家里，我就怂恿弟弟去拆了，我们两兄弟大快朵颐了一顿。味道甜甜的还有点霉味，并没有想象中的好吃，但也是我跟弟弟生平第一次吃饼干。吃完后我们两个开始惴惴不安，弟弟还提出用泥巴捏一些假饼干放进袋子里，可后来又为封口无法做到那么逼真而作罢，为了毁尸灭迹我们干脆将饼干的外包装纸塞到了炕洞里。讨论了一下午我们也没有想出什么应对办法，最后只好寄希望于爸妈不会发现，我们还跪到中堂前对着伟人挂画进行了磕头祷告。
不幸的是伟人他老人家并没有理会我们的祷告，爸妈回来的当晚就发现饼干不在的事实，为了不挨打我就说是弟弟拆的，妈妈问我：“那你吃了没有？”我说：“就吃了几片。”结果妈妈把审问情况通报了爸爸，爸爸找来赶牛的鞭子把我跟弟弟围在墙角劈头盖脸的抽了一顿。
多年以后跟妈妈忆起当年那顿打，妈妈说当时我跟弟弟挨打时很是滑稽：为了躲鞭子一个争着往一个的屁股后面蹲，后来她实在看着可怜给爸爸使了眼色，才使得我跟弟弟少挨了几鞭子，不然是没那么轻松的，因为那盒饼干是他们为了年后去小姨家借化肥钱经过各种权衡少去了一家亲戚才留下来的。弟弟也感慨：“为一盒被提来提去都不知过期多少年的破饼干挨那么一顿皮鞭也是太不值了”，我也觉得小时候那些为吃挨打受骂的事真是太让人匪夷所思了。
住
庄院一角
那时候家家户户住的都是土坯房。在黄土高原上建这种房子几乎是零成本的，所有的材料都可以就地取材。一般人家都有用粘土筑的墙围成的四四方方的庄院，依着一面筑好粘土墙用来作后墙，侧墙跟前墙都可以用土坯垒；附近林场偷伐来的树干可以作椽子，树枝劈了以后作札子；札子摆好之后铺了稻草再用稀泥兑了柴草厚厚的漫上一层（因为没有瓦）；前墙装了门窗后一间房子就算大致落成。落成后的装修就更加简单，里外墙面抹一层泥巴，细致些的人家会把墙面抹的平整光滑，再在房间墙壁糊上报纸，用报纸糊个顶棚，房间里再盘一面炕算是彻底大工告成了，就可以住人了。过这种房子门脸低矮，窗户偏小不利采光，白天走进去都给人一种黑洞洞的感觉；而且每年要用泥漫一次屋面，不然会漏雨。
爸爸年轻时曾立誓要有自己的一院瓦房，可直到我记事我们家的三间房子只有堂屋上了瓦，厨房与偏房的屋面依然是泥坯，遇上夏天暴雨总是漏雨。为了避免淋湿屋内物品放了搪瓷盆、铁桶在下面后“嘀嘀铛铛”的，再加上风雷闪电好似一场交响乐。每每这时我跟弟弟经常站在堂屋的房檐下面享受这种非同一般的盛大演出，看着院子里混浊的泥水从墙根的出水口流出；爸爸妈妈则忙着查看哪里又漏雨拿器皿去接或用化肥袋子去覆盖；如果雨水顺墙流下就只能腾挪家具了，像锅台、案板这些无法挪动的只能等雨停了再擦洗。直到后来集市上出现了细密厚实的塑料布，买回来处理了屋面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观。
后来砌的锅台，现已遗弃不用了
我记事时我们家只有堂屋是有炕的，房间大概三分之一的面积被炕占据，爸爸、妈妈、姐姐还有我跟弟弟一家五口全挤在堂屋的炕上。后来爸爸跟二叔又分了一次家，这次我们家什么财产、田地都没有分到，只是承担了爷爷的赡养义务。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奶奶跑来我家扇了爸爸一个巴掌，至于为什么我无从得知，当时说了什么我也毫无印象，只记得那个巴掌特别响亮。那个巴掌之后爸爸在偏房又盘了一面炕，炕盘好之后爷爷从二叔家搬了过来，我跟姐姐也在爷爷的炕上睡。
爷爷于我就像是个陌生人，他从来对我们姐弟没有过笑脸更别说是疼爱了，姑姑们给他带来的好吃的他都锁在箱子里，钥匙从来不离身，也从未当着我们的面打开过。对于爷爷这种行为我跟弟弟很是好奇，便打算把钥匙偷了，看看里面到底装着什么，会不会有传说中的袁大头。
有一天晚上我等到爷爷鼾声均匀后，便从他贴身的衣服扣子上解下了钥匙。第二天我还没等来机会打开箱子一看究竟，爷爷就发现钥匙不见了，提着拐杖追着打我，所以直到爷爷去世我都没能知道他箱子里到底装着什么。爷爷在住进我家没过两年就去世了，尸体被停在堂屋里供亲人们凭吊时我骑在堂屋的门槛上呵呵的笑。晚上在堂屋里临时搭的草铺为爷爷守灵时我看到了他的脸刷白，但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就在他的脚边睡着了。
爷爷去世的当年年底我们村子才通了电，那年的春节爸爸买了一张伟人挂画挂在了堂屋的中堂，挂画周边装饰了闪灯。在年三十晚上有个接祖先的仪式，爸爸将我们的祖先“接”回来后供在了挂画下面的桌子上，并叫我开了闪灯，爸爸说：“你爷爷活着的时候一辈子没见过电灯，今晚接回来给照照亮”。在闪灯一明一灭中我留意到在挂画的底部有个日历，上面有“公元1994”的字样。
新家的“中堂”
而有些老人那时还住着窑洞。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舅爷家的窑洞。舅爷家的窑洞很是低矮，大人进去后还得低着头弯着腰，而且炕就占了窑洞里三分之二的地方。炕头放个用土坯垒好后用泥巴裹了的炉子，炉子是舅爷用来煮罐罐茶的，常年的烟熏火燎使得洞壁一片黑黄。我们小时候去舅爷家玩最喜欢的就是晚上跟舅爷挤一个炕，因为舅爷的窑洞要比其它的房子暖和。
行
对面山上有条公路
我们山上有一条公路绵延而过，但是很少看到有车。小时放羊时会把羊群赶至公路边的林场，然后坐在离公路很远，偶尔看到有轿车或摩托车经过时心里就会发慌。因为大人们告诉过我们：“不要离公路太近，那些开车的人会把小孩抓走”。当看到汽车渐渐开近又越来越慢时心里更是慌的不行，随时准备放弃羊群奔跑下山，然而人家只是下车撒了泡尿后又上车扬长而去。
对那种会跑的铁疙瘩真是又害怕的又好奇，经常想象着人坐上去是什么感觉，所以恐惧被抓走还是时常去。在赶着羊群去公路边林场时遇到熟人，打招呼的口头禅的不是：“今天又去林场放羊”而是：“今天又去汽车路上看车”。
只有汽车路上才有车啊，在村道是根本看不到的，别说汽车就连摩托车或自行车都很少，那时村里人出门基本靠走，我只见过乡镇干部在上山下乡时是骑着自行车的，其他人都是走路。
大姑父去世后他们村的人来报丧，凌晨出发，走到我们山顶时已太阳高照，却因为腿软下不了山，最后拖了个我们村人接力才把话传到。
五姨夫给我姐姐做媒时走破了两双牛筋底的布鞋，回家之后躺了三天才感觉腿有了知觉。
我跟弟弟有一次从姐姐家回来，走到最后上山是用爬的，下山是用滚的。
结语：前一段时间在饭局上跟一老者聊我这些童年记忆，老者听后唏嘘感慨不已：“感觉是一个80后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生活”，老者是63年生人，跟我爸同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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