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兹利特认为，真正涨工资的办法是提高员工所创造的市场价值。政府“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只是实现了“财富转移”，算不上“财富增长”。然而，与有相近教育背景的父辈相比，年轻一代在工作中所能获得的职权和报酬都减少了。那么，到底如何解释科技进步、员工生产力提高，但失业率和贫富差距反倒恶化的现象呢？
各国差异巨大：从235欧元到2000欧元
欧盟各国最低工资标准差距大得惊人：当保加利亚（235欧元）和罗马尼亚（275欧元）最低月工资还不到300欧元时，卢森堡居民拥有近2000欧元的最低法定月薪。
除了“一骑绝尘”的卢森堡，处于“最低工资鄙视链”第一梯队（1500欧元左右）的国家有比利时（1502欧元）、荷兰（1508欧元）、爱尔兰（1546欧元）、德国（1498欧元）和法国（1498欧元）。同样，英国的最低工资也位列这一区间（1529欧元）。
接下来再次是倍数级的差距：将“第一梯队”国家的最低工资数额除以二，我们可以看到：葡萄牙（650欧元）、西班牙（826欧元）、斯洛文尼亚（791欧元）、希腊（684欧元）。
除了上述提及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位于排行榜最底端的是那些最低工资仅为（或还不足）卢森堡五分之一的国家：波兰（453欧元）、匈牙利（353欧元）、“雪乡”捷克（366欧元）、克罗地亚（408欧元）、立陶宛（350欧元）。
在奥地利、意大利和北欧三国（丹麦、芬兰、瑞典），目前尚不存在法定最低工资规定。德国也是在2015年才开始设置最低工资。相比之下，在上世纪50年代法国便确定了相关制度。
专家发话：提高最低工资没用！
去年12月，法国研究法定最低工资（Smic）的专家小组就工资这一敏感话题发声，明确反对在新的一年“额外提高”最低工资数额。事实上，该专家组自2008年就一直表态，增加最低工资对消除贫困毫无助益，并会加剧失业现象。
凭什么这么说？专家组可是给出了充足的理由：
1. 时机不成熟：法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欧元区，生产领域的竞争力也不足；
2. 帮倒忙：高水平的最低工资并不利于无专业技术或专业技术较低者找到工作；
3. 效果不佳：最低工资增速过快致使公共财政付出巨大代价，这笔钱若用于其他措施也许更有效。
不过，面对显然愤怒的工会，一直密切关注舆论动态的劳工部赶紧出来息事宁人：政府表示，这次不会采纳专家建言。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忘谨慎地提了一句——“会将专家建议纳入考量”。
人们总是太短视？
事实上，不少知名经济学界人士都曾反对设置法定最低工资，称这是短视的产物。例如，在风靡了数十年的经济学读物《一课经济学》中，美国经济专栏作家黑兹利特逐章批驳了最低工资、缩短工时等“弊大于利”的政府干预措施。让我们来看看，为何他认定最低工资法必会造成失业人数上升：
在黑兹利特看来，政府设置最低工资后，“失业”会直接取代“低工资”现象。什么意思？如果你劳动的“真正市场价值”实际“配不上”最低工资，那么就等着收拾个人物品回家歇着吧。如此一来，“最低工资标准”便剥夺了那些条件较差者的工作权利，也使得社会失去了低收入人群所提供的廉价服务。
为什么这么说？黑兹利特认为，真正涨工资的办法是提高员工所创造的市场价值。政府“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只是实现了“财富转移”，算不上“财富增长”。例如，如果最低工资被强行提高后，企业采用“硬性提价”的方式，将负担转嫁给消费者，那么消费者会转而去买更划算的进口替代品。即便部分忠实消费者选择继续“忍痛”购买，但较高的价格将迫使其购买力降低，并连累其他行业的产品销售；另一方面，如果企业选择默默“自行消化”升高的最低工资（工资涨、价格不涨），那么难以为继的企业更容易倒闭，从而造成产量减少和失业等一系列恶果。总而言之，黑兹利特痛心疾首地敲打着普通读者们：快醒醒啊，劳工争取到那么一点儿短期利益，得不偿失！
那么，他给出了什么药方？“提高劳工的生产力”：具体的做法有很多，如增加资本累积、引进新的发明和改进、提高管理效率、更好的教育培训等。遵循这一思路，政府应尽量减轻雇主负担才是——鼓励资本投资增长，并以此来提高投资回报率、增加就业。
总而言之，黑兹利特主要讲述的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观点，即崇尚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社会总财富增加了，人人便不愁分得一杯羹：“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产出能达到多少？只要有更多的产品可供分配，人们极力强调的分配问题便能更易得到解决”。
说到这里，也许不少人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社会公平”四个掷地有声的大字：企业累积的财富能惠及大多数员工吗？毕竟失去工资就无法缴房租的员工是谈判的弱势群体，如果政府不设置一定的工资标准，那么企业不就“更肆无忌惮”了吗？ 别急，黑兹利特早就为工会安排了“合理的角色”：他认为，哪怕没有最低工资标准，但只要工会别“强行要求将工资标准订得高于市场价”，而是“确保成员所提供的劳务能得到实际的市场价格”，那么许多问题便迎刃而解。
法国学者唱反调：最低工资不是替罪羊！
法国经济学家让•维切兰（Jean Vercherand）在《世界报》上表达的观点，似乎并不赞同将法国“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失业挂钩的做法。
首先，他援引了法国“光荣30年”（1945年至1975年间，法国经济快速成长，建立了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体系、工资大幅上升）的例子，以此质疑“劳工的生产力越高，就越不容易失业”的观点：在1960年，高达85％甚至90％的员工事实上只有小学毕业（及以下）文凭，且在就业前未接受任何初步的职业培训。更不用提当时被大量招聘的不懂法语、甚至是文盲的外国劳工。
相比之下，那些在1950年后出生、生产力和教育水平显然不低于父辈的人们从70年代开始便面临着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不仅如此，近半个世纪以来，失业率上升、“社会阶层下滑”的现象始终与我们形影不离。也就是说，与有着相近教育背景的父辈相比，年轻一代在工作中所能获得的职权和报酬都减少了。那么，到底如何解释科技进步、员工生产力提高，但失业率和贫富差距反恶化的现象呢？
值得一提的是，维切兰还强调，之所以法国在限制收入不平等方面比美国做得更好，那是因为多年来，法国最低工资收入数额“大体上还是反应了员工生产力的真实市场价变化”。相比之下，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美国的最低工资就已远远超过法国。但自1969年以来，虽然美国居民人均生产力翻了一番，但最低工资的购买力却反而下降了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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