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荒废集》中有一篇《喜看提香来上海》,其中有如此一段:“法国人纪德说过:‘艺术广大,足以占有一个人。’这‘广大’与‘占有’的过程”,往往起于一本书、一幅画,哪怕是简陋的印刷品,也仿佛有光朝心里照进来。”
我爱看陈先生的书,不因为他“老愤青”的名头,不因为他对热门话题的热讽,而是愿意在他的诸多文章里寻他论艺术的文字。我在小城里窝居,展览、演出市场一片空白,眼界狭小,晓得自己井底之蛙也不如。陈先生周游世界,各大美术馆、博物馆看过艺术真迹无数,他每回出书,我借了他的眼界巴望世界,神游许久。
这一回的《荒废集》除了许多论艺术的文字,还有两篇描写奥运开幕式,陈先生是艺术顾问,也算奥运团队设计一员,他仔细描述了张艺谋团队的工作状态。读完,晓得奥运准备的繁杂,对张艺谋有一种新体谅。他趟雷池、受责难的大片,他弄外景歌剧的外务心,都是作为艺术家的求索,没有这些东西,他面对奥运开幕式绝对没办法有准确判断,无法沉住气弄得现在这样众人满意。此外,陈丹青也写到蔡国强等其余艺术家的功劳,这是开另一扇窗叫我去张望。至于陈先生自己对“多媒体画卷”一节的贡献,自然功劳大,他只是谦虚,极力不邀功。
陈先生写人事也好看,因为多涉及品质。书中《民国的文人》《仍然在野》是这样的文章。前者是演讲,接续了《退步集》,继续论鲁迅,并以此展开鲁迅周遭文人的品质。那时候文人谦谨,干净,潇洒,他们在书房里深沉思考,写文章,发出去,激荡世人。谈及文人的“事功”,陈先生对大学生说:“诸位今天大学毕业,如果以为多少万年薪,弄个公寓,买辆好车,便是人生的大幸福,大目的,那真是别去读什么鲁迅与胡适,不如痛快赚钱,或者赶紧做官,任期内闹点政绩,拆几条马路,圈几块地皮,撵走居民,盖几座高楼,那才是伟大的事功啊!”
读到这句,我拿铅笔划线。我在的出版单位,出书成千上万,然而其中愿意读书的人,百分之一也没有,于是他们要出书,头等目标不是书的品质如何,内容是否值得,而是书有没有赚大钱的潜质,是不是能换回几个平米的房子钱。于是每回有外地贵客来,展示出版成果,拿出来的若非一套套精装的政绩读物,便是销量无数,内容空荡荡的畅销品。本省出版界如此,全国也大多类似。
我在这间已经转为企业,然而留存诸多事业单位基因的出版社工作,时常觉得闷。日常乘电梯,狭小空间里面,人们的寒暄大致有以下话题:房子有几套,买了怎样好车,装修用什么地板,小孩高考得几名,单位人事又有如何的暗流……其间情绪无非两种:艳羡,自得。这些话题,哪一个不是当今时代人人追逐、时时探讨的伟大事功,我听见以后常常向呆,以为自己是此间的废人。
《仍然在野》是回忆文革结束初期,代表艺术生命复原希望的“星星美展”,文中写当年各色振臂出声的艺术家,读起来爽。这文章里透出来的气息,是从星星那些在野画家继承来的一种不屈于世、不屈于官方市场的倔强。这文章的爽快却是今日的悲哀,到今天,四处艺术学院,书画院,政府谈艺术,完全算政绩。所有“艺术家”纷纷渴求进入官方评价体系,换来自己的身价,换来一平尺多少多少元。而原先代表独立,代表艺术自由的“在野”,不值一钱。
于是到处是艺术,艺术却濒死。照丹青先生原话:“一个机构林立利益均沾的文艺界,一个逐渐丧失‘在野’空间的权力市场。不必铲除野草,土壤已流失,一切正在被制定、被划分、被培植。”
何必忧心而表达呢,陈先生自己在画室里画画挣大钱,日子好得很。又比如艾未未,何必不遗余力要在一切巨大的功绩面前举起中指。我想他们只是不由自主要表达。以往做作文,多会模仿官话,并学会官话灌溉的千万学生的作文方式。我也便特别的会使用“不由自主”与“情不自禁”这类词:诸如戴上红领巾,“不由自主”地激动,春游去趟烈士园林,“情不自禁”要感怀。小孩子懂个屁,他们是真的不能自由做主,情感也不能自己开与禁。这种作文方式禁闭学生思考的余地,使他们成人之后一切想法依旧“不由自己作主”下去。所以艺术如今的濒死,不过是一切文艺、学术濒死的冰山一角,缘由便是我们早在小学作文的官话中“被制定、被划分、被培植”。
全书最后一篇《幸亏年轻》,等于陈先生的七十年代回忆录,深沉凛冽。我对那个可怕而荒诞的时代了解浅,不敢乱说。只是标题叫我稍微发怔,陈先生的意思,苦难在年轻时候受,“赔得起、看得开”,幸亏年轻,以后还有希望。如今年轻人没苦难,青春是市面可见所有浮夸的放大器,于是也赔得起,看得开。但如今青春赔掉就赔掉了,受难者的青春有人纪念,现在的青春,以后想纪念也无从纪念起——只是一片片高档住宅,一辆辆私家车。
想想觉得昏昏沉沉。还好,在为销售数字与盈利业绩而生存的出版社工作间隙,看见陈先生的书,情不自禁要感到“也仿佛有光朝心里照进来”。照进来,幸亏年轻,还有时间思考,作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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