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马原、格非、孙甘露、残雪、苏童、余华、刘索拉、徐星等作家纷纷登上文坛，继起的有莫言、叶兆言、潘军、韩少功、陈村、扎西达娃、洪峰等著名作家也纷纷加入先锋文学的阵营。
这些任何家，因其独特的话语方式、对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残雪是目前仍然保留着先锋姿态的作家，并以一种独立不羁的方式立身行道，颇有文坛上独行大侠的范儿。
正是这些作家的文学实验，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这些先锋作家的作品为自己打开了精神感受力和语言的新天地，形成了一笔非常可观的文学财富，使当时和后来的很多作家，都或多或少受惠于那一代作家的探索和创造。
讲先锋小说不能跟当时的历史背景脱离开来，在先锋文学之前已经出现了“伤痕文学”等类别，其实仍然处于文学凋零时期的延伸带上。那时候，每个人都希望中国发生变化。而先锋小说既与之前的文学有联系，对之后的作家也有影响：它是对中国文学传统文学的一次撕裂式的革命。
先锋文学的历史突破，体现在对文学常规的一种挑战。先锋文学借鉴了西方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是一种在精神气质、话语立场来挑战和突围的写作，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突破、艺术突破，很多方面都是由先锋文学发起、承担起来的。从这个角度讲，先锋文学的意义其实是非常重大的。
先锋文学，说到底是一次让文学回到文学的伟大的革命。
当下，先锋文学的那一拨人还在，但先锋文学已经成为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
先锋文学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语言上的极致性的探索。可以说，没有先锋时期的语言探索，中国当下很多作家的作品都将不足道也。
先锋文学具有很强的辨识度，首先是从语言上表现出来的。
而这其中，苏童与孙甘露的语言探索，可以说达到了一种极致的状态。例如苏童，那种绚丽的、意象纷呈的语言，使小说质地显得非常华丽而感伤。人们应该不会忘记他的《妻妾成群》以及这部中篇被张艺谋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那个文学绚烂的时代。
先锋文学改造着我们的文学语言。它们在文字上具有很大的视觉性，更强调叙事，所以很少使用口语、对白，几乎都是精致的书面语。
当然，先锋文学时期所呈现出来的文学语言，有着一种语言的狂欢的质地。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一些作家如莫言、毕飞宇等人从那个时代过来的那种语言上的鲜活、跳跃与不羁。特别是莫言，有如泥沙俱下、银河落九天般的血气，在他的语言中一直具有着这样的风格。
中国小说学会主编的《1978－2008：中国小说30年》里，有对这一段时期先锋文学语言的介绍与评价：
马原与孙甘露，是最极端的两个技术主义者，出道较早的马原以不厌其烦的“叙述圈套”冲破了所罗门的瓶塞，而到稍晚的孙甘露那里，落实到了“语言奇观”之内，由于艺术元素的越来越缩略化，技术主义几乎走到了绝境。
其后，格非，则以叙事空缺形成了自己的先锋文学的印记。从《敌人》到其后《江南三部曲》，仍然保留着鲜明的先锋文学的胎记与印记。当然，格非在这个时期写下了诸多杰出的小说，成为先锋文学的重要成果，如《迷舟》《青黄》《褐色鸟群》《凉州词》等，都是非常杰出的作品，即使在当下阅读，也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迷人的文学品质。格非以小说《迷舟》声斐文坛，成为“先锋小说的三驾马车”之一，其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被认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小说之一。
余华则不同。
余华在《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和《河边的错误》这几篇小说里，语言呈现出一种冷酷的暴力美学特征。但是，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便有了创作的前后期巨大的艺术反差，语言变昨质朴、直接。对余华的语言，有的人极为喜爱，有的人则认为其粗糙，连粗砺的质地都够不上。
先锋作家中，将语言视如生命的作家有苏童、格非，孙甘露等人。
其后的毕飞宇，是中国作家中难得一见的语言天才。
先锋派作家回归文学自身，关注“我的语感、我的语式、我的情绪”。马原发表于1985年的小说《冈底斯的诱惑》也极能体现出先锋文学的语言质地，小说的“内容”变得扑朔迷离，语言、叙事结构等“形式”却成为最具魅力的部分。
苏童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先锋作家的语言：“我始终觉得我们当年的那个亮相，我们的那个姿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裸奔’，文字的裸奔、句子的裸奔。”这种“裸奔”可以说是一种血气方刚的先锋姿态，“是破坏欲、颠覆欲，或者仅仅是向他喜欢的一位作家的致敬态度。这种态度必定是年轻的。”
当然，也可以解释成抛却一切束缚，回归文学本身的纯粹信念。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一个问题：“先锋文学穿不穿衣服？如要穿，怎么穿、穿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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