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郁达夫小说《迷羊》

        创作于1927年的中篇小说《迷羊》，是郁达夫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在此之前，他写的《银灰色的死》《沉沦》《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作品，尽显名士之佯狂风流；之后的作品如《马缨花开的时候》《迟桂花》《碧浪湖的秋色》《瓢儿和尚》等，却透露出退隐之意。一般认为，稍早于《迷羊》的《过去》，是郁达夫小说之叙事臻于成熟的标志，而与《她是一个弱女子》同时期写就的散文《钓台的春昼》，则是其整体文风发生变化的转折点。由“颓唐派”变成“清教徒”，郁达夫彼时之矛盾与困惑，在《迷羊》里得以集中演绎和应对。

一、析研究之概况

        郁达夫先生之小说，在学界向来是毁誉参半的。譬如《沉沦》：沈雁冰认为其结尾“有些‘江湖气’，颇像民二年的新剧，动不动把手枪作结束”；周作人认为其价值在于“非意识地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是一件艺术的作品”；而成仿吾则认为，所谓灵肉冲突，“应该发生于肉的满足过甚的时候，因为一方面满足的过甚，未有不引起他方面的痛苦的”，所以对于连郁达夫本人都承认的“灵肉冲突说”，他也是持怀疑态度的。成仿吾虽亦追求批评之真诚，认为《沉沦》的主人公所倾力追求之物，乃是“爱的要求或爱的心”，但是这种批评缺乏理论深度，并且与小说文本之真诚不能对等。所以，强调抑或抛弃灵肉二分法，成仿吾对《沉沦》的解读都是有失偏颇的。

        长期以来，众多作家与批评家被各种灵肉观绊住，针对具体作品阐发的议论也往往不得要领。当代小说如《伤痕》《绿化树》等，处理的问题与《沉沦》相仿，然而能作出客观回应的同时代批评家却寥寥无几。就郁达夫小说而言，上世纪20年代的批评经历了从关注青年“性苦闷”到借以阐释“时代精神”的转变。到了30年代，左翼文学的批评方法被纳入研究者的视角，郁达夫的形象被定义为落魄士绅，他的小说也开始“反抗阶级压迫”。1945年于苏门答腊遇害之后，胡愈之、郭沫若、陈翔鹤等人的缅怀文章，不仅披露了郁达夫生前的许多细节，而且对其一生的创作也有新的论断。50年代至70年代，对郁达夫作品的研究主要分散在国外，而国内的研究则处于空白期。1978年以来，国内研究郁达夫的热潮再次兴起，批评家从时空维度、比较文学、文本细读等不同领域及视点对郁达夫作品进行解读，至今业已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但是，对郁达夫作品的误读也始终存在。比如李晖于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迷羊>与一个省城的历史风情》和《从郁达夫<迷羊>看二十年代安庆城市风情》，不仅是改头换面、重复发表的雷同文章，而且其对《迷羊》的解读与郁达夫之创作意图相去甚远。对于这类文章，学界应作其他考虑。一般文学史著述因为篇幅所限，常常止步于周作人、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的相关言论，似乎只能在猎奇层面满足读者。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所著之《苏门答腊的郁达夫》，虽然在史料考据方面颇有建树，但是其用字母代替人名的做法，在国际特别是中国批评界也多受诟病。研究郁达夫生平的《郁达夫传》有多种版本，而后人根据各种资料“杜撰”的《郁达夫自传》，有不少被删减的地方。对比来看，无论哪种版本，都有缺憾。总之，对郁达夫作品及生平的研究，尚有新路可走。

二、解《迷羊》之文本

        郁达夫先生之小说《迷羊》，描写了“我”（王介成）在长江北岸的A城结识名优谢月英，与之相好并私奔，在南京、上海等地纵情声色，月英寻求刺激、陷入迷惘直至逃离“我”而去的故事。众所周知，A城就是安徽安庆，亦即郁达夫曾经执教的地方。以安庆为背景的小说还有《茑萝行》等，它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以郁达夫的生平论之，《迷羊》的虚构成分更多一些，因为它要处理的矛盾更多地存在于精神而非其他层面。《迷羊》里的情节如“在黑暗的街巷里跑来跑去不知跑了多少路，等心意恢复了一点平稳，头脑清醒一点之后，摸走回来，打开旅馆的门，回到房里去睡的时候，远处的雄鸡，的确有几处在叫了”与《春风沉醉的晚上》里“当这样的无可奈何，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处乱走，走到天将明的时候才回家里”，为异曲同工之求索。

        小说中，“我因为脑病厉害，住在长江北岸的A城里养病”，在风景秀美的A城“懒游了一个多月”，身体渐渐强壮之后，便不能满足于“日日与清风明月相周旋”，转而走向西城外去“寻一点小小的欢娱”。初次邂逅月英三姊妹，尾随至破败的戏园，知晓她们就是“在行旅中的髦儿戏子”。领略过月英的唱功，“我”便成了戏园的常客。晚秋时节，“我”的茅舍“成了出世的幽栖之所”，不能继续住下去，搬家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因为陈君的张罗，“我”径直搬到了月英她们住的旅馆。对于这次冲动，“我”的解释是：自己在昏头昏脑的状态下，“和受了狐狸精迷的病人一样……由他在那里摆布”。这样一来，“我”为月英倾倒才搬家的实情就受到压抑。在压抑状态下，“我”的智商也逐渐下降，对月英的倾慕变成对异性的倾慕，复又变成对肉体的需求。如此便回到了《沉沦》的诉求：“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爱情之荣誉、忠贞不复存在，“我”沉湎于肉体，同时感到苦闷。

        与月英的初次约会，埋了两处伏笔，一是月英三姊妹之矛盾初现端倪，二是“我”抽到一个下下签，暗示了小说的结局。“我们”到了迎江寺，在悠游的闲适气氛中，似乎“把过去的愁思和未来的忧苦，一切都抛在脑后了”。而事实上，“我”无时无刻不被愁思所侵扰，即使把这些愁思全部讲出来，也不会有伟大的牧人为“我”负担了去。这是《迷羊》的基调和尺度。在迎江寺，懵懂的月英和“我”有了肌肤之亲，这令“我”喜出望外，以至于回来的时候“只想叫车夫停住了车，跳下来和他们握手，向他们报告”，月英已是“我”的掌中之物了。后来，当“我们”到了上海，看见月英在人丛中“那种满足高扬，处处撩人的样子”，“我”受嫉妒心的驱使，却老想着“上前落后的去打算遮掩她”，并且每次回到住处就要抱住她，享受“对她所有的权利”。欲望发泄之后，被月英丰肥的身子嘲弄的“我”，“老要莫名其妙的扑落扑落的滚下眼泪来”，神经之弱衰也达到极点。向肉体的沉沦宣告失败。

        月英前后的变化，源于她对外在世界所感到的“震惊”。当初在A城迎江寺的宝塔之上，月英只是“对了这落照中的城市烟景也似乎在发痴想”；后来到上海×世界的屋顶，月英却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攫取，以至于“我虽则捏了她的手，站在她的边上，但从她的那双凝望远处的视线来看，她好像是已经把我的存在忘记了的样子”。由于叙述人称之限制，“我”无法知晓月英的真实感受，向她的一厢情愿的倾吐也终归无效。无论是小说情节的设置，还是作者思维的局限，都必然将“我”引向迷途；在迷途中走向毁灭，便意味着小说主旨的完成。实际上，“我”去戏园听月英唱戏、在迎江寺和月英手挽手、在病房和月英亲吻以及在旅馆和月英做爱，都只是小打小闹，私奔才是“我们”走向迷途的第一步。地理空间的变化，带来的是无穷的新奇体验和数不清的忧愁。而月英的孤苦身世和“我”的孱弱人格，则从根本上决定了事态终将失控。

        月英和姥姥、姊妹们的关系急速恶化，“我”终于决心辞职，把月英从坏境中解救出来。“萧条的寒雨，凄其滴答，落满了城中。”从码头上船，关好舱门，“我们”度过了千金难买的、欲仙欲死的一刻良宵。“我”彻底沉湎于破碎的表象了。从此以后，这种紧张的、刺激的、炽烈的高潮，再也没达到过，取而代之的，是月英的不断成长以及我的仓惶应对。在南京的胭脂井前，“我”滔滔不绝地讲了一段历史，问月英道：“韩擒虎来了之后，你猜那些妃子们就怎么办啦？”“自然是跟韩擒虎了啦！”月英这一回答使“我”心碎。寒冬时节，月英整天坐在围炉旁边，一副缺乏生气的样子，就连上床睡觉也“变成了一种做作的，空虚的低调和播动”。为了让她满足，“我”冒着寒风微雨买回来一架留声机，但是她只兴奋了两天，之后又回复到恹恹状态。万般无奈之际，“我”提议去上海听几天戏，怎料“这一针兴奋剂，实在打得有效，她的眼睛里，果然又放起那种射人的光来了”。“我们”“总算又过了沉醉的一晚”。

        然而，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站在×世界屋顶感受上海的气息，重逢搭过班的小月红，让单纯而稚嫩的月英迅速成长起来。“我”虽亦意识到自己对月英的逐渐失控，但是除了肉体的征服，其他什么都做不了。同时，储蓄之捉襟见肘也是“我”的隐忧。“我”只能不断加强对月英的控制。月英去小月红家，“我”于沉寂中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怖，便立刻满大街地去寻月英。月英想上台演出，“我”却拿不定主意。回到南京之后，烦恼虽则如故，但是月英已经不是从前的月英了。“我”并非没有主意，只是习惯了人格之自欺。当初同月英私奔，“我”自认是英雄行为。如今为了维持可怜的欲望，“我”无限认同那次英雄行为，并且强迫月英不往A城去想。小肥羊似的月英终于逃离“我”而去，她要去追寻新的生活。而沉湎于破碎表象的“我”，只有在月英身上，才能找到自己的人格之规定。

        “我们的愁思，可以全部说出来，交给一个比我们更伟大的牧人的，因为我们都是迷了路的羊，在迷路上有危险，有恐惧，是免不了的。只有赤裸裸地把我们所负担不了的危险恐惧告诉给这一个牧人，使他为我们负担了去，我们才能够安身立命。”月英是迷羊，是“失去（人格）的女人”。“我”也是迷羊，但“我”无法找到自己的人格，而只能在破碎的、新奇的世界里呐喊、宣泄。精神矛盾与物质矛盾相辅相成。面对以月英为代表的物质世界之困境，就是直面精神世界之困顿的象征。地理空间于月英，是一次又一次刺激，它使幼稚的月英不可遏止地长大，并勇敢地去面对未知的人生；月英于“我”，是一次又一次遭遇，她令“我”在迷途之中越走越远，在表象之中越陷越深，直至走向生命的毁灭。

三、辩《迷羊》之鉴赏

        郁达夫先生小说之旨趣，宜从文学本身去寻求。站在社会伦理道德高处，抑或运用既定意识形态，都会导致作品有限的意义资源在批评中被消耗。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及“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张先飞后来便指出，这种灵肉观是一元化的，且在郁达夫作品中得到实践。成仿吾不满读者对“灵肉分离说”的理解，自己又提出“灵肉冲突说”，并用来解读郁达夫的小说。文学批评因此掉进灵肉观的窠臼。萍霞认为《茑萝集》是“求生的呐喊，是人格的卫道符”。郑伯奇认为郁达夫小说之人物处在苦闷的、激动的、抗争的、呐喊的时代。郁达夫小说中关于劳动人民面对社会残酷的描写，被陈文钊认为“是一种浅薄的社会主义”。如此分析不能说毫无道理，毕竟郁达夫本人也有家国抱负和抗争意识。文学批评因而又陷入社会化的桎梏。

        在对《迷羊》的评论中，上述弊病也多有体现。如韩侍桁认为，郁达夫缺乏从熟悉的浪漫主义转到流行的写实主义上的能力，他没有把握好从通篇自述转向描写客观人物这一转型的契机，所以对谢月英这个人物的塑造是失败的。《迷羊》前半部分的谢月英“轻佻中含着一种单纯”，后半部分性格有模糊的变化，至结尾处突然变成一个“社会中最实际的丑恶之代表”了。这种理解是有待商榷的。郁达夫塑造的男主人公常常体弱多病，既狷狂又消沉，但是直到《迷羊》这篇小说，女主人公谢月英才显出精神独立之气象。把女性之精神独立看作丑恶现象，可以反证那个时代国民的思想之混沌。究其根源，为缺乏方法论素养之批评家，易将工具当成结论，不愿对文本作真诚的反思，从而造成一种空疏的作风。

        《迷羊》延续了《沉沦》的“创造气”。郭沫若在《论郁达夫》里这样写道：“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清风，立即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狂风暴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将性的需求纳入小说题材，是郁达夫最富创造色彩的举动，也是反对者们攻击的核心。柄谷行人认为：“肉体无论怎样被露骨地暴露出来，这暴露行为的本身依然是‘肉体压抑’的结果。”这种病理学式的分析，似乎比道德至上论更加中肯。《迷羊》中，“我”越压抑性欲，就越沉湎于肉体，以至于体验过千金一刻之后，“我”无力再超越肉体而达到精神层次。不仅如此，缺乏自否定能力的“我”，即使不能超拔，却仍有灵的需要。

        《迷羊》之叙事稍欠火候。小说中，“我”在得了风寒之后，同月英的感情迅速升温，风寒像郁达夫许多小说之病症一样，具有装饰性的隐喻。处于病态的“我”，需要女人来熨平情绪之波动，做出非理性的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迷羊》的结尾并不高明。月英在上海感到“震惊”，导致的结果是“我”对她的彻底失控。为了收束这种危险的叙事，作者不惜现身，给月英以“失去的女人”的定位。实际上，失去（人格）的不是月英，而恰恰是“我”自己。作者通过西洋牧师所作之忏悔，也是欠妥的。精神附着于语言（或符号），呐喊、宣泄是精神自身作为主体的行为，与客体之接受与否并无关联。也就是说，“我”的呐喊就是呐喊，宣泄就是宣泄，而无需向月英或上帝传达些什么。“我”的灵的需要，主要实现于创作行为本身，亦即精神之创造。

        虽然郁达夫参不透上海带给月英的“震惊”，将难以控制的破碎感和失败感草草抹掉了，但他对时空的感受却是超一流的。陈国恩认为郁达夫小说“使人乐于回味的是‘自我’心灵律动和情绪起伏所构成的节奏和韵味，以及染上了主观感情的优美的写景片段”。从山水丛林间的浅吟低唱、忧郁而孤独的心语倾诉，可以反过来观照郁达夫的精神面貌。社会不是固有的实体，它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流动性。郁达夫擅于将心灵之美或颓废凝固在拟人化的自然之中，使人感到身临其境般的真实，从而达到近似希腊艺术的完满的审美体验。受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再加上作诗这一特长，令郁达夫小说呈现出生动的气韵与悠远的象征义。如“太阳刚斜到三十度的光景，扬子江的水面，颜色绛黄，绝似一线着色的玻璃……在这些枯林房屋的背后，更有几处淡淡的秋山，纵横错落，仿佛是被毛笔画在那里的样子”。郁达夫曾写道：“因为对现实感到了不满，才想逃回大自然的怀中，在大自然的广漠里徘徊着，又只想飞翔开去。”或清新淡雅，或晦暗深沉，郁达夫通过改造经典时空观，传神地写出了心灵之忧郁和感伤。

        李晔认为“《迷羊》是多年后的《伤逝》，它们反映的都是那个时代徘徊在新旧思想间的青年男女”[]。鲁迅小说《伤逝》功力深厚，对社会之洞察远在同时代其他同类作品之上。从这个角度来比较，《迷羊》是有所不及的。新时期之初，中国小说处在恢复期，《班主任》等小说还比较粗浅。到20世纪九十年代，小说艺术臻于完备，《马桥词典》《心灵史》《废都》等长篇小说，都有写成大部头的趋势。其中，顾城小说《英儿》与《迷羊》有相通之处。顾城的“女儿国”的破灭，源于英儿的出走。她像一把“锋利的铁铲”，“不仅毁坏了我的生命，而且毁坏了我生命最深处的根，我的梦想”。顾城以一片赤诚之心，烛照了存在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虚假。对比《伤逝》《迷羊》《英儿》三篇小说，男主人公均未形成独立之人格，而女主人公却各有不同。子君在绝望中回家，月英不知去向，英儿离“我”（顾城）而去，躲在老头身后。唯月英有不回姥姥、姊妹身边，转而勇敢地求生存的契机。郁达夫之精神困顿，也存在于鲁迅、顾城等人的头脑之中。遗憾的是，未及更深层次之求索，郁达夫便萌生退隐之意了。

丁酉年冬至，镇江

华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