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 风筝

我爸说，外面卖的风筝不好，我帮你做一个吧。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依然紧紧地盯着电视机。屏幕上正在转播足球比赛，一个扎着辫子的男人正在向前跑着。男人还扎辫子，真吓人。

“你去年不是说今年就带我去放风筝的吗？”我反问道。

我爸瞟了我一眼，随后发出一阵爆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像被一把无形的剑戳中那样，他的眉头紧蹙着，浓密的眉毛像一个“八”一样地贴在他的眉骨上。那笑声是一种逃避，一种掩饰，但也是最好的武装。当对手亮出利器，直刺他的痛处，这笑声就像一阵无形的风，软化对手的内心，使人觉得不好再进攻。

电视上比赛继续进行着，屏幕反射的荧荧绿光将他的头发映得更加灰白。

“你这个人啊，”笑完之后我爸说，“道理一点都不讲的。”

他坐在沙发上，两根裤管像面条一样虚弱地搭在腿上。

我爸患股骨头坏死多年了，现在根本没有力气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放弃拐杖独立行走。那根不锈钢拐杖上淡黄色的塑料把手早已老化，我常常用指甲将翘起的塑料皮一层一层剥下来。黄色塑料皮被我丢了一地，我妈因为手轻（方言，手贱的意思）没少敲我脑袋，但我就是忍不住。

我不讲话，知道自己确实是不讲道理，但也只是想提醒他，明年陪我放风筝这样的话，他几乎每年都会说一次。到了第二年，我却始终没能见到他站起来。明年之后又明年，明年何其多？他小时候难道就没有念过一首诗叫做《明日歌》吗？

我爸沉默着。电视上，那些穿着红色衣服和蓝色衣服的人挤在一起，为了一个皮球争得不可开交。看台上的观众发出激烈的呐喊，声浪一阵盖过一阵，看来比赛正进行到激烈的时候。每到这个时候我爸就会在沙发上直起身体，大声吼叫，“往前，往前！！”“射门！！”“哎呀，越位了...”就好像玻璃后面的那些小人能听他指挥似的。他的双腿会因为激动剧烈地颤抖着，他会用手紧紧地摁着自己尖利的膝盖骨，像抓着一条垂死挣扎的鲫鱼，眼睛依然瞪着屏幕上的球赛。

但现在他却对比赛失去了兴趣。

过了好久他才开口说：“我打个电话给你姑姑，让她和你一起去放风筝。”

其实我对放风筝倒也没有什么兴趣，我只想在自家的花坛里繁殖我捡的吊兰。但我爸觉得我运动量太少。他还帮我口头制定了运动计划：“从明天开始，你要提早半个小时起床，然后去跃龙山跑一圈，每天都要跑。”他用教官一般的口气对我说。我从来不肯早起半分钟，往往都是等到快迟到了才起床，在冲出家门之前还要抱怨我妈为什么不早点叫我。

对门有个小孩，每天都会在弄堂里和他爸踢着球。他们面对面的相隔不到十米，站成一条直线，将一个足球在两人之间来回地踢着，就那么简单。我在三楼书房写着数学作业，脑子里全部都是皮球落地发出的砰砰声，口算题一道都做不出来。我不懂他们这种行为有什么意义，究竟有何乐趣？那孩子大笑着跑向弄堂尽头，去捡他爸踢飞了的足球。在我看来，这样的举动和狗捡飞镖没什么区别。

我爸倒是希望我能像别家孩子一样，他常在窗口看着人家父子。他说你也要动一动，像他一样去踢踢球。我说我一个人，跟谁踢？他说你叫你妈和你一起啊。我妈低头洗菜，一言不发。

在我三岁的时候，我爸去了一趟上海，那时他的身体还不像现在那样糟糕。他从上海给我带回了一个足球。那个足球的造型异常精致，上面印了很多金色的像鸡腿一样的东西。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些金色的鸡腿是大力神杯。三岁的我没有办法踢球，于是它就被收了起来，放在楼梯下面，渐渐地被我妈堆积的杂物掩盖掉。

我把球从积满灰的杂物里拉出来，丢在我爸面前。那球像个碗一样，浑身瘫软地躺在地上，仿佛经历了无数风霜。它白色的球身变成了灰色，只有我手指抓取过的地方灰尘脱落，显出几道崭新的白色的印记。金色的大力神杯像鸡皮一样皱着，一半垂下来，一半又依依不舍地粘在球身上。

三岁时，一代球王马拉多纳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个足球，以此为起点，他从潘帕斯草原踢向世界。那个足球，只是一个破烂的皮革足球。而他花了重金从大上海带回来的足球却受到了这样的待遇，我爸不敢置信，闭上眼睛摇了摇头，表示对我很失望。

马拉多纳、古利特、贝肯·鲍尔、罗纳尔多....这些是我爸嘴里常常念叨着的名字。每天下班一到家，他都会坐到沙发前，用遥控打开电视机看足球比赛或是体育新闻。一个人看比赛是很寂寞的，我爸总想找个人随时交流。但家里没有人理会他，他们更多的是不理解，一个走路都有困难的人为什么会如此热衷足球。他只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不停地给我念和足球有关的一切。

他给我讲用左脚拉小提琴的金童罗西，讲疯子伊基塔的蝎子摆尾，讲罗伯特·巴乔的小辫子。我说巴乔我知道，他是罗马王子，王子还要来踢球，真奇怪。

我爸说巴乔不是罗马王子，他是忧郁王子，因为他长得很帅；罗马王子是另一个意大利人，叫托蒂。

我翻了个白眼说，我怎么知道，再说意大利怎么全是王子？

我爸摇了摇头，摆了摆手，意思是不要再跟我讲话。

我爸沉湎于过去，眷恋着他生龙活虎，吊天滑影的少年时代。在他和聊天的大部分话题都是关于二十乃至三十年前，故事里的他永远都是在上跳下窜，满世界闯祸。

我很难相信这些，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都是一个行动迟缓的人。我每天都看着他在弄堂口，从单位的专车上下来，艰难地挪动着双脚，缓慢抬起，又缓慢落下，一步就是半天，脸上还带着故作轻松的微笑。那弄堂也不过十几米，不到十秒我就可以走到家门口，但对于他来说，这十秒像是被无限拉长了一般，那时间仿佛长达一个世纪。

我说你编故事水平倒是蛮好的，但结尾总是一样，这一点不好。

我爸说，你这个人不讲道理，我干嘛要编故事？

我说，这个就要问你了，你每次都说你那么灵活，为什么到最后还是被我奶奶打？你不会跑啊？

他说，这你就不懂了，让她打一顿就等于告诉她我知道错了，不然她一直记着，以后还是要找我生事（方言：麻烦）。做人要聪明，要学会躲，你看你妈打你的时候你就从来不知道躲，由她打，真是一点都不聪明。

我说我妈跑得比我快，我总是被她追上，我往哪里躲？

所以说你这个人不聪明，他说，你一跑，大人肯定会追过来啊。我说的是你要学会躲，你知道怎么躲吗？你妈打下来的时候，你就跳起来，灵活一点，别让她打到。但嘴里还是要叫的响，痛啊痛啊，那大人就都以为你被打倒了，下手也就轻了。

我听着觉得有道理，但到了实际操作的时候，发现我妈的戒尺远比想象得瞬息万变，勉强躲过第一下却无法连接着逃脱第二下。我身上还是像以前一样，留着一道一道红杠杠。

我妈说你爸骗你呐，他因为去南门外大桥边游泳，被你奶奶用矮脚凳打，他一点声音都没有。再说了，英雄不提当年勇，越是没用的人，越是讲自己以前有多厉害。

我爸在沙发上笑，歪着身子，笑得脸都缩成了一团。但我妈的最终一击已经精准地打击到了他的痛处，这种笑完全不起任何作用。

我爸真的找来了做风筝的材料：宣纸，竹子...所有的东西堆在院子里，看起来还真挺像那么回事。我开始有了期待，走过去摸了摸那些白色的纸。

别乱动！我爸一边试图将竹子片成细细的竹条，眼角的余光瞥见我用指甲对着宣纸，薄薄的白色纸张根本不禁碰，轻轻一掐就出现一道裂痕。

我说，你这个纸太容易破了，像草纸一样。

他皱着眉头，将竹子的一端抵在地上，将刀顺着纤维的纹路往下推。白色的竹片卷起来，越卷越厚，底部渐渐出现一道道裂纹。他咂了一下嘴，将竹子扔在地上，转头训斥我说，你这个人一点都不知道的啦，宣纸么是最好的纸呀。

我说哦，你做过风筝吗，你会做什么风筝啊？

他说，那看你想要什么样的咯。

我说你什么都会做啊？

他说，那自然是难不倒我的。

我说好，上次阿四的女儿那个风筝不错，我也想要那样的。

他瘪着嘴，撑大鼻孔摇摇头看我，意思是我品位太坏，或者太小看他，竟然羡慕这种风筝。

阿四是我爸的同事，比他晚几年进电子厂，家就住在不远的两条街外。有一段时间，因为工作和技术上的问题，阿四老是到我们家来找我爸。他就像一吸引问题的磁石，在工作上有解决不完的事，就连休息天都要往我家跑。他的女儿拿着一个红色的凤凰风筝站在我家院子里等他，也不进来。我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上的球赛，注意力却被她手里拿个风筝吸引住了。那个风筝不同于路边摊常见的燕子或者菱形风筝，那是一只凤凰，最令我羡慕的是那长长的凤凰尾巴。潘天寿广场是一个放风筝的好地方，每年四月，上空都飘满了大大小小形状相似的风筝，我敢说这个凤凰风筝如果上了天，那一定是最漂亮的。

看着他信心十足的样子，我的心里像有一只气球一样慢慢鼓起。我相信凭着他的技术，一定会给我做出一只很好的风筝，能让所有孩子都羡慕的风筝。

我爸是电子厂的工程师，大家都叫他老师头，意思是他技术好，拼装各种集成电路根本难不倒他。他还总是开动脑筋，加入各种奇思妙想，做出一些市面上没有的电器出来。那时电子手表还没有普及，每家每户挂的都是三根针的时钟。我爸呕心沥血，熬红了双眼做了一个电子的时钟。那个黑色的时钟四四方方的，从背后乍一看容易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但正面，数字时间清晰明了，还有日期星期等，即使是在夜晚无光的房间里，都能清楚地看到所有的信息。像我外婆这样的老花眼，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来看时间了。

“这个女婿总算有点用了啦”，我外婆头一回对我爸表现出了她的满意。在平时，她和我爸就像两团势不相容的水火，像棋盘上的楚河汉界。尽管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决不多交流一句。我外婆是个小学老师，尽管已经退了休，她依然保持着她的职业素养和习惯：带着批判的目光审视着身边的人。她的身形日渐佝偻，走路的节奏也在渐渐地向我爸靠拢，但她的内心还是和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样充满了怒气。除了念经打坐和睡午觉，一天中剩下来的时间里，她都在不停地指责别人，指责她面前的所有人。

但她基本上不指责我爸，她选择无视他。明明只要一转头就能看见我爸，但她还是当他不在场一样地只把话对我讲，然后由我这只小鹦鹉，再转头向坐在不远处的我爸传达我外婆的意思。那个电子钟放在我家冰箱顶上那段时间，我爸和我外婆的关系似乎有点缓和。她不再一言不发地将电视上的足球比赛突然转到新闻联播，也很少大喊大叫着抱怨电视的声音太响。但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家里进来了小偷，倒没偷走多少现金，反而将那个电子钟给带走了。我爸心疼了好长时间，我外婆的态度也渐渐地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

我外婆对我爸的偏见是如何形成的，答案再明显不过了，因为他的腿，因为他日渐生锈的臀部大转子。当媒人将我爸介绍给我妈的时候，他的病还只是初见雏形，还没有坏得那么厉害。我妈常常指着他，大骂他是伪劣产品，买到手才发现是劣质的。我爸没有反驳，只是大笑。他当然不肯承认自己是伪劣产品，他有聪明的脑袋，还有堪比罗伯特·巴乔的外貌，除了白头发多了一点。尽管年轻时有着被骗的经历，但他依然坚信，自己的病是可以治好的。

我爸不止一次向我展示炫耀过他的工程师资格证，我曾经也认为他无所不能，直到我认识了抬头前面的“助理”两个字。不过我爸在整条街上也算有点名气，我们家里也总是堆着亲戚朋友送来让他修理的电器。据说他自己说，在电视还没有普及的时候，他苦心钻研多日，用自己买的零件做出了一台电视机。他把电视机放在院子里，到了晚上，左邻右舍全部都围过来看这台他做的电视机。

那时候他的腿老是要痛，跑遍了县里的医院只听说了股骨头坏死这个名词。我爸不甘心，无论如何都要到能治好他的腿的医院。一会儿听说乡下有一家什么骨科医院，一会儿又去上海找专家，每次远行都是无功而返。

后来他在那台电视上看到了一个广告，有家医院在北戴河，专门治疗这个病。

不顾家里其他人的担忧，我爸毅然决然地去了。迈过长江，跨过黄河，天明遥遥山海关。当他满怀希望地站在北戴河站外时，一个人出现在他的面前。

一个风尘仆仆依旧满怀希望，一个拄着双拐前路暗淡；两个人在车站看到对方只消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同类，他们有着相同的病痛。

“那里是骗人的，根本就治不好。”那个人说，“你不要像我一样，相信他们的话去拄双拐。拄了双拐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站起来了，也没有办法靠自己行走。”

命运给了他明示，却没有给出任何选项。

他能感觉到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经过长途跋涉，他的病情也随之加重。他扔掉了医院给他的双拐，靠自己最后的独立行走回到了家乡。回到家后他对我妈说，我的腿已经治不好了，我们离婚吧。

我妈和我爸之间，并没有不离不弃至死不渝的爱情，他们不过是现实的俘虏，生活的奴隶。我妈并不会知道到以后会有怎样的重担和枷锁压在她矮小的身躯上，她也许只是担心和害怕左邻右舍的闲言碎语，也许只是不想被她的长辈再对她抱怨个没完。

她咬咬牙，觉得自己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她像一个英雄一样说：“不管你身体怎么样...我总要陪你的咯...你生病...我也会陪你...”

我妈是个英雄，我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气。如果那时我能够有意识，我一定会撕开她的肚皮冲到他们面前逼着他们将离婚协议给签了。但当年的我，连自己身上有几个细胞都不知道。

我妈拿着他的X光片到处跑，终于在上海遇到一家医院愿意收他，帮他做手术。

在北戴河之行后，他要再次离开家，为他残破的身体做最后一次奔波和努力。

手术的方案是敲碎并取出他坏死的骨头，将一块崭新的不锈钢股骨头嵌入他的身体。

我觉得很可怕，每天吃饭的时候我都会问他那块不锈钢骨头会不会生锈，尽管我已经问过一遍又一遍。

我爸每次都轻描淡写地说，等到明年，他会完全康复，有两条灵活的双腿。到那个时候，我就只能跟在他屁股后头跑了，我肯定拼尽全力也赶不上他。

我说那你是不是也可以踢足球了？

他说当然

我说中国队踢得那么差，不如你去踢吧，你也可以用蜡笔把头发涂成绿色。

他说罗德曼不是踢足球的，是打篮球的。

我说我怎么知道。

停顿了一会儿，他说，明年，明年我就可以带你放风筝了。

手术结束后，他回到家里，依旧是行动缓慢，时时因身体的疼痛倒吸几口凉气。

在我看来，他跟之前没什么区别。

只是他开始陷入一种妄想，每天晚上都会拖着沉重的身躯在楼梯间里做一些古怪动作，觉得这样可以加快他的康复。

我问他这是医生教你的吗？他总是摇摇头，仿佛他的身边，或者这个世界上都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每次经过他身边，我都会帮他把头顶的白炽灯关掉，我不希望邻居透过窗户看到他奇怪的样子。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我看到我爸站着的时间越来越少，他的腿总是不由自主地颤抖，他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小。

我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放风筝？

他只盯着电视，不说话。

过了很久他说，外面买的风筝不好，我帮你做一个吧。

我盯着他手里的风筝成品，眨了眨眼睛，这算是做好了？我问他。

那个白色的风筝也是四四方方的，像他曾经拼装过的所有东西。为了增加美观程度，他还将宣纸裁成细细的纸条，围成一个圈一个圈，挂在风筝的屁股后面。

看到风筝的那一刻，我突然开始羡慕那些用着普通燕子或者菱形风筝的那些孩子，虽然颜色俗气，但也比我手里这个好，它看上去像死人用的东西。

快点拿去，我爸说，你管它好看不好看，能飞上天就行。

我接过那个纯白的风筝，掂了掂，比想象中要沉一些。

我爸打电话，大老远地叫来了我姑，让她带我去放。

我姑提着风筝，跑了没两步就累得气喘吁吁。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有几个风筝纹丝不动地定在空中。我感到身边一丝风都没有，它们又是如何飞上去的呢？

我姑拿着线圈，那根木棍上缠着细麻绳，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粗的风筝线，但我爸说这样的线才好，这样的线才不会断掉。

我提着风筝向前跑去，只能感觉到那像纸钱一样的尾巴飘了起来，而那沉重的身躯，似乎是与天空无缘的。

“快点跑！用力跑！！”我姑在我身后大吼，“我说放手你就放手！”

我吸了一口气，拼了小命用最快的速度往前跑，塑胶跑道的气味刺痛了我的鼻腔，我的肺仿佛要燃烧了起来。

“好！放手！！”我姑一声令下。

我松开手，我姑飞快地转动线圈，将麻绳放出去。

那只白色的风筝在半空中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落到了地上。

我走过去，将它捡起来。

风筝的顶端，脆弱的宣纸被风划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不能放了，”我姑收着线圈说，“算了，回去吧。”

我把那只风筝扔在我爸面前。

“你这个人啊，”还没听我解释他就开口了，他的语气里，似乎对这样的结局早已知晓。

电视上在播放着体育新闻，一个扎着马尾的男人正在讲话，我认识他，他是忧郁王子罗伯特·巴乔，他打完了最后一场比赛，即将告别绿茵场。

“道理一点都不讲的”他转过头看着屏幕，轻声补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