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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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姑八十岁之后，每当新的一年来临，我总是祝她福如东海、健康长寿，从短信到微信到视频。

大姑是我父亲的堂妹。祖父兄弟五人，排行老二，但因为大伯祖去世早，父亲被过继给大伯祖。大姑的父亲排行老三，24岁就去世了，只有大姑一个女儿。父亲和大姑分别是大房和三房的继承人，所以不是亲兄妹胜似亲兄妹。

大姑家有座桑园，一条小河从北面逶迤而来，快和桑园会合的时候非常绅士地留出一条小路，村子便和外面的油菜田连接到一起。往东是马庄，然后便是一条更大更宽的河，叫黄码河，直通洪泽湖。沿河向南，经过大片葱绿的庄稼地和小树林，便到了黄圩街。黄码河把黄圩街分为两个部分，河东是老街，主要的商铺、饭店以及乡政府都集中在这里。这可是当地最热闹的地方。每到逢集的时候，街上人山人海，大家在店铺前转悠，希望能捞些宝贝回家。

大姑在家养蚕。在鲜美桑叶的滋养下，蚕宝宝在温室里长大，上山，吐丝，变成一根根晶莹透亮的银线。大姑和家里的四个女儿把银线染上色，纺成绒线；五彩绒线再编成手环、脚环和头绳，或者绣在鞋面上，在集市上，很受女孩子的欢迎。

大姑家的桑园是黄庄的一个标志。据表哥说，有不少桑树已经百年以上，还是他曾祖父种植的。其他桑树也基本上有几十年的树龄。最有意思的是每年桑葚成熟的时候，大家挎了提篮在树底下捡拾桑葚。洪泽湖边人家把桑葚阵阵变暖，春水初涨的时候，桑枣还是青绿青绿的，一眨眼的功夫就变深变红变黑，然后一夜之间噼里啪啦如春雨落下，满地都是。这时候大家就赶快过来捡，谁捡了算谁的。虽然是大姑家的桑园，但是他们却并不禁止别人捡拾桑枣。表哥表姐他们带头加入进来，大家边捡边玩，俨然是一片乐园。我也跟在姐姐后面去捡拾过，她最喜欢一边捡一边尝，黑红黑红的桑枣含在嘴里，甜到心里。捡完桑枣，大家都是大花脸、黑嘴唇，彼此见了哈哈大笑，露出雪白的牙齿。

捡了一篮桑枣，大家就到小河边去淘洗。桑枣肉一揉搓就碎，果肉浮在水中被水冲走，桑种则被淘了出来。然后阴干，摊开放好，等着江南人过来收种。

大姑家的桑种特别好，江南人都喜欢，能够卖上好价钱。当然也不光是大姑家的桑树，其他人家的院里院外也都会种上一些，但江南人几乎都是冲着大姑家桑枣来的回头客，买回去做种子，长出和桑园里一样好的桑树。村里很多人家靠着捡拾桑枣，添置了自行车之类的稀罕物件。最忙的时候，小河里的水都是黑红色的，透着桑枣的甜味。

大姑家养蚕载桑并非一帆风顺。那个时候，政策时有变化，大姑是在政策松动的时候养蚕的，但不久之后，左的思潮又占了上风，养蚕成了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代表。有一次，乡里的工作组开到黄庄，抡起铁锹，挥起斧头，要毁掉桑园。大姑带着表哥表姐，紧紧抱着桑树，发誓与桑树同生共死。表哥当时已经读中学，血气方刚，他抡一把平时砍柴用的斧头，要与工作组拼命，被大姑厉声喝住。大姑说，树可以砍，命可以不要，但理不能丢！工作组被大姑的气势镇住，没能得逞。不过他们并不甘心，双方僵持不下。正在这个时候，新华社南京分社记者下乡调查，劝和了双方。记者写了一篇文章叫《栽桑养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充分运用政策，论证了栽桑养蚕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事态才得以平息。大姑家保护桑树的资讯，一连霸着村子里的热搜好几个月。

大姑请木匠打造了一辆装了轮子的小木屋，放在离乡政府那两层小红楼不远的地方，木屋周身涂了淡青的漆，好像专门要吸引天上的云彩。窗户推开，并不放倒，而是架在地上，上面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花花绿绿的，有的是自己编织的绒线，有的是大姑和二表弟骑车从上百里外的淮阴城里贩运过来的时新玩意，云彩从窗户前经过，果然就走不动啦！

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是大姑家的表哥，他只有在寒暑假的时候才会短暂地回来一下。表哥特别喜欢在桑园里舞剑，还会表演并辅导我们他在学校学来的军体拳。在表哥的榜样示范引领下，我成了村里第二个大学生。大姑比任何人都高兴，村里两年考上的两名大学生都与她有关系，一个是她的儿子，一个是她的侄儿。开学时，她表示爱的方式是给我买来一对红水瓶、一条红毛巾、一只脸盆，都是大学的生活必需品。辞别大姑上学时，我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祖父很有一些生意头脑，常年奔波于南京和泗阳两地倒腾些货物买卖。南京解放后，百废待兴，涌入了大批外地来找生活的人，其中以苏北和皖北人为主，他们成了建设新南京的重要一部分。祖父用经商所得在南京建起四合院，立下了家道。本世纪初，南京旧城改造，叔叔的两个儿子各得到一套三室一厅的回迁房。三奶看祖父在南京站住脚，就带着大姑投奔祖父。祖父见她们过来，似乎却并不乐意。他对三奶说：“你带着这么大的姑娘出来干嘛，这不是耽误她吗。”祖父就催促大姑尽快回家完婚。

大姑很小的时候，三叔祖还在世，订下了娃娃亲。三叔祖去世，三奶不愿意依赖别人，更没有主动去与男方联系。解放前兵荒马乱的，解放后又忙于各种生计，男方也没有顾及他们，这事就一直耽搁下来。祖父意识到这个事不能再拖了，他让三奶她们回去，同时又托了信得过的人去男方那边，提醒他们婚约之事。

由于婚约是旧时代订立的，已经过了十几年，新社会强调民主，强调婚姻自由、自主，所以那婚约并不一定有效。不过当男方上门提亲的时候，两个年轻人一见面都非常满意。未来的大姑父是启明黄庄人，家里条件虽说不上非常好，但上过高小，喝过墨水。只是家中弟弟还要上学，他没有继续读下去，不过也算得上是文化人了。更重要的是大姑父人长得那叫一个俊，挺拔的身材，国字脸轮廓鲜明，唇红齿白，用今天的话来说帅呆了，让见识过大城市的大姑非常满意。而大姑父更是喜欢大姑的美貌，真是男欢女爱、两情相悦。几次交往之后，婚事就定了下来。

成家之后，小夫妻俩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很快家里就添丁进口。我的表姐、表哥、表弟、表妹七个一个赶一个地来报到，长得也是继承了两人的长处，个赶个地俊俏。听母亲讲，大姑身体素质好，生下孩子三天就能下地干活。

那个时候大姑父在乡里吃公家饭。大姑除了打理庄稼田地、照顾孩子外，还做点小生意。在农闲时节她会做些鞋底，编些绒花什么的去卖。她常常会用扁担两头挑着柳条筐，一头放一些针头线脑，一头坐着小孩，跑街串巷做些买卖。大姑继承了三奶的很多优点，心灵手巧，吃苦耐劳，耕地、打场样样不赖。但再怎么能干，由于孩子越来越多，家业也不断变大，逐渐有些吃不消。相比之下，三奶一个人住在老家，自然就显得冷清很多。大姑就让三奶过来和自己一起住，这样三奶既能帮上忙，又不会太孤单，算是两全其美的事。

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父亲从南京下放回来，投奔大姑家安家落户。三奶和大姑她们就尽力帮助父母，使他们熬过了最困难的时光。

父亲见过大世面，眼界还是与村民有所不同。他建议大姑学骑自行车，这样就可以到远方的城市进货，然后再卖给乡亲，这样要比零敲碎打的小生意好多了。大姑认为是个好主意。

说归说，要买辆自行车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那个时候自行车是真正的奢侈品，一般只有乡里主要干部才有。大姑父在乡里上班，注意到有乡干部换了自行车，就和他商议要买旧车。对方开价80元人民币，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要知道当时粮食一般也就是1毛多钱1斤，这得要多少人的口粮，何况还是一辆被淘汰的自行车。但大姑既然下了决心，就一定要做到，坚持买下了自行车。

有了车后，学习骑车是一个大问题。大姑为了学车，摔得鼻青脸肿，最后没有办法，在车后座上横绑了扁担，在冬天干了见底的小河沟里骑。这样子如果摔倒的话，扁担会撑在河沟坎上，能挡一挡，不会摔得怎样惨。过了些日子，还真就让她给学会了。

从此，大姑就开始骑车到淮阴进货，一般都是凌晨动身，早上赶到淮阴，买些花粉、围巾、针头线脑等各种杂货马上赶回来售卖，赚取中间的一点差价。后来还购置了一台缝纫机，自己做衬衫卖。渐渐地，生意有了一点规模。

这引起了村里的注意。那时候农村里是集体劳动，做生意靠的是劳动闲暇。大姑这么做，必然会影响到参加集体劳动的时间。而且，这种生意在当时是不受鼓励的，甚至违反政策。如果有人举报，后果相当严重。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庄子的人，乡里乡亲的，加上夫家黄姓是大姓，并没有人认真与大姑过意不去，也有一些村干部表示不满。于是村里停了大姑的口粮。这在当时可是要人命的事情，何况大姑家里小孩那么多。在生产队里参加集体劳动，结算工分，按照工分可以分到粮食，不用到市场上买粮。没有公分就分不到粮食，全家人吃不饱肚子。大姑家要想得到粮食，只得从市场上去买，这就大大增加了开销。这一切大姑都咬咬牙挺了过来。那一段日子是她最艰难的时刻，但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谁。因为她知道，那些村干部也是身不由己的。大姑不懂得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大家都不容易，有事情自己慢慢地扛，总能扛过去。

大姑并不只顾自己的小家，她和大姑父虽然与公婆分了家单过，但她仍然尽己所能孝敬公婆，照顾还在读书的小叔子。当年大姑父为了让弟弟能读上书，自己上到五年级时就辍了学，保证弟弟得以读到高中毕业。最困难的时候，全家哪怕是拆房卖屋，也要坚持让弟弟读书。高中毕业的弟弟在黄庄是个大秀才，后来在新袁一家国营工厂上班，人人羡慕。

这几年，故乡的变化特别大。年轻一代基本上都搬出了庄子，很多人进城去发展，庄上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大姑爷前些年去世后，大姑也搬进了县城，和表弟、表妹他们在一起生活。

百岁人生健为先。今年过年，我通过微信视频给大姑拜年。时光在大姑脸上刻出了深深的皱纹。九十二岁的大姑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能吃能睡，只是耳朵有点背，沟通不是很方便。

洪泽湖独特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大姑这样的女人。大姑在这片飘在水上的土地上，默默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不论生活多么艰辛，她都宛如洪泽湖的芦花一样，没有芬芳，没有娇嫩，朴质中有一种天然之美，正如《诗经》所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