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很深奥，一般人往往搞不懂，更别说去做到和践行了。但是不能因为不好读不好理解，我们就放弃学习，放弃对幸福的认识和追求。那样只能使得我们越来越远离幸福。
亚里士多德幸福观或伦理观到底如何呢？哲学诗画今天摘选了一些片段，和大家一起认识，提高。
在西方的哲学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表达了其幸福观中的三个核心内容：
一，理论（思辨）活动
亚里士多德认为，思辨活动是人身上最高级的部分，人的理性合乎其德性，它本身就包含着最可持久的最高快乐，因此，在这种理论活动中，人们不再期待这种至乐之外的任何其他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理论活动就是目的本身，它仅因自身而被爱。因此，理论思辨活动就是幸福本身，是最高的善。
二，幸福与德性相关，但并不是最终
亚里士多德说，相比之下，任何其他德性行为都有自身之外的目的。因此，不管诸如公正、勇敢、节制、慷慨等等各种伦理德性行为显得多么高尚、伟大，由于它们都因为有自身之外的目的才被追求，因此，它们本身不具有独立的价值而无法构成目的本身。所以，伦理德性行为或合乎伦理德性的行为，还不是最高的善，尚不能真正成为幸福本身。
三，伦理德性要和理性思辨结合
既然理论活动作为目的本身而是最高的善，那么，伦理德性行为不管是为了什么而被追求，它最终都是为了理论活动这一最高目的才具有价值。所以，所有跟人的幸福有关的伦理德性都要与理性思辨结合，然后才能成就其最高的善和美。
通过以上三点，亚里士多德得出：
理论活动优先且高于伦理（德性）行为，不仅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前提，而且在于前者是后者的目的与价值源泉。公正、勇敢、节制以及慷慨这些伦理德性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值得追求，终归是因为它们是通往最终目的的目的链中一个必要环节，而根本上则是因为它们有益于通往至乐的幸福，也即有益于通往理性的理论活动。
那么，为什么伦理德性有益于通往理论活动呢？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但是从其作品中可以看出以下结果——
理论活动或智慧的活动之所以成了幸福本身，最重要的是因为这种活动是最自足独立的。而这种理性活动之所以是最自足独立的，是因为一方面这种理性活动可以由理性存在者独自进行，而无需他人的参与和协助；另一方面这种理性存在者无需借助于感性事物以及与之相关的欲求力就能进行理论活动。而理性的理论活动之所以能够这样被自足、独立地进行，则是因为理性能够以出自自身的纯粹概念进行活动，从而认识超感性的善和神圣的东西。
但是，人并非单纯的理性存在者，他同时还是感性存在者，因为他有肉身而有需要从自身之外得到满足的欲求力或各种愿望。因此，虽然理性本身能够单凭自身的纯粹概念进行理论活动，但是，对于有感性的理性存在者来说，只有当他能够摆脱其感性欲求力以及与之相关的感性事物时，他才能够真正单凭其理性进行理论活动。这意味着，人要真正通达目的本身而过完满的幸福生活，就必须摆脱感性欲求力、感性表象和感性事物。而培养起公正、勇敢、节制这些伦理德性则是引导人们摆脱感性欲求力、感性表象和感性事物的影响的必要环节。
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学习我们知道，一个不能拥有这些伦理德性的人，是无法摆脱感性的影响而持久进行沉思式的理论活动。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德性有益于通往纯粹的理论活动。
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不仅是合乎德性的活动，还要有理性的思辨或者逻辑的判断力。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说，真正的幸福就是合乎理智（理性）德性的活动；或者说，最幸福的生活就是合乎理性德性的生活。至于合乎伦理德性或其他德性的生活，则是次级幸福的生活，亚里士多德称为“居于第二位的幸福生活”。
为什么合乎伦理德性的生活只是“居于第二位的幸福生活”，而理性思辨却是居于首位的幸福呢？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性的理论或思辨活动是神性的活动，而合乎伦理德性的活动只是人类的活动。神性的活动永远高于人类的活动。他的原话是：“我们是在社会交往中，在困境里，在各种行为处境与各类情感状态中，以相互对应的方式行出公正、勇敢以及其他伦理德性。而这显然纯属于人类的事物。“
实际上这等于说，仅仅属于人的生活或者人为的事物无法构成人自身的真正幸福，无法成为人自身的完满生活。为何呢？因为人身上除了仅仅有属人的能力与活动外，还分有了属神的能力及其活动，这部分活动就是纯粹理性（理智）及其理论活动。人身上这种神性的东西一方面是人身上最高级的部分，是主宰者，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最独立自足的。因此，按人身上的神性东西生活，才是人的生活的目的本身，即最高级的幸福。这里实际上预设了“这个世界存在神，且神高于人”这一神学立场。因此，神性高于人性。所以，如果人身上有神性，那么按其中的神性活动或生活，才是最高级的生活，才是目的本身，才是最终的幸福。
因此，虽然合乎伦理德性的生活也算是幸福生活的一种，但是，并不是幸福本身，不是完满的幸福。而就伦理德性是基于理性在理论活动中才获得的中道知识而言，合乎伦理德性的生活本身在根本上也是以人身上的“纯粹理性”这一神性为前提的。如果没有纯粹理性或人的神性，那么所有的幸福都是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最高的幸福，还是次级的幸福，都是基于人身上的神性。因此，如果说幸福就在于合乎伦理德性与理智德性的活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只是由于我们分有了神性而分有了理论（思辨）活动，才有幸福。所以，亚里士多德说：“神的生活完全是至乐的，幸福的，纯净的，而人的生活则只有在类似于这种神的思辨活动中，才分享到这种至乐、幸福和纯净，而其他生命存在者（比如动物或植物则没有幸福，因为它们没有思辨（理论）活动，或者没有从神那里分享到理性思辨活动。因此，思辨活动延伸到哪里，幸福也就延伸到哪里；思辨达到多高程度，幸福也就达到多高程度。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自身就具有价值和尊严的思辨活动。”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思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没有神性，就没有思辨活动，也就没有幸福。基于神性的思辨活动或理论活动不仅是幸福本身，而且是一切其他能够被称为幸福的事物的前提。在这里，他把人的理论活动或思辨活动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思辩的生活是一种至乐、最幸福的生活，甚至被视为“神的生活”，因为它是完全基于神性的生活。这意味着，思辩生活是一种“超人的生活”，也即是一种高于人仅仅作为人所能达到的生活。如果单就人作为人来说，他不可能过那样的生活；我们只是单纯就人身上的神性来说，他才可能持续地过思辨的生活，因为只有人身上的神性也即理性思辨本身才能独立而持续地进行理论-思辨活动，而不受到尘世感性或欲望的影响。
有些奇怪的是，虽然思辨的生活是一种神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却又被亚里士多德视为人真正自己的生活。
的确，人并非单纯的理性存在者，他同时还是有肉身的感性存在者。由肉身和灵魂（理性）组合的人性存在者与纯粹的神性（即单纯的脱离了肉身感性和欲望的灵魂或理性）存在者之间显然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出于单纯神性的生活与出于灵肉组合的人性的生活有根本性区别：前者独立于感性世界而关注于不朽、永恒，而后者则总与会朽、无常的感性事物相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最多只能过符合于人性的生活，比如合乎伦理德性的幸福生活，而不能、也不必去追求神性的至乐生活。作为人，我们并非只能致力于人的事业，也并非只能想些会朽、无常的事物，他还可以也应当致力于神性的事业，思考并关注不朽、永恒的事物。因为在希腊哲学家看来，我们身上不仅有理性思辨这种不朽的神性，而且我们身上这种神性的东西使我们能够或者有能力摆脱一切非神性的东西，这种神性精华独立于我们的感性世界。也就是说，我们身上的神性使我们能够超越单纯、复杂甚至多变、善恶交织的人性而朝向神性并成就神性。
所以，作为我们身上最高贵、最善的部分，亚里士多德把理性这种神性事物视为我们每个人“真正的自己”，——确切说，应是每个人有待成就的“自己”。在西方哲理历史中，不管是在古希腊，还是在康德那里，理性之所以被视为每个人真正的自己，都是因为理性被视为能够完全独立于感性世界而自主地活动的神圣之物，所以它是我们身上的“主宰者和领导者。既然理性或理性思辨是我们身上的主宰（自主）者，它当然是我们每个人真正的自己。因为唯有真正能够独立自主的存在者，才有真正的“自己”。因此，如果说每个人都应当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过别人的生活，或者重复别人的老路，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应当过遵循理性的的生活。进一步说，人能够且应当追求神性的生活，努力致力于不朽、永恒的事物；而且这样的生活也才是最幸福的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且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独立自主、自足圆满的生活。
在此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用富有科学的思辨法为我们定义和展现了幸福的最高准则，即人应该进入到理性思辨的活动中，找到真正的自己，然后筹划幸福的生活，和神一道成就自己的生命。因此，我们可以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看做是一门关于幸福的学问，一门关于如何“成己”的学问，一门关于如何“成神”及过最幸福生活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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