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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许年近70,仍有老板聘请他作施工员,临行前,他来同我打了一声招呼,便到乡镇施工去了。他乐意做这日晒雨淋、花费心机,还生怕出什么质量问题的工作。
退休了,他退而不休,依然活跃在建筑工地上,真得有一股廉颇、黄忠不服老的精神。
老许的身体依然硬朗,精神矍铄,双目炯炯有神,心明眼亮,思维清晰,既细心,又耐心,所以还能胜任这项工作。
一个有40余年建筑施工实践经验的人,从技工、施工员、施工队长、项目经理做到工区领导,如果没有真功夫,能老有所为么?
1978年秋,作为知识青年的我,上山下乡近10年后,终于风吹时运转,拨开云雾见青天,苦尽甘来,回到了椹城,进入一家集体建筑施工企业工作。
而我的第一个领导,就是老许,大名许普。那时28岁,尚未婚配,大家都亲热地叫他普哥。入乡随俗,我又比他少两岁,也跟着别人叫。
我报到的翌日,早上6点,人事干部老陈,带我到楼下饭堂填了饭卡,待我吃过两个菜包,一份煮得稀烂的肥猪肉片粥,就同我上了三楼,找到施工队长。
施工队长住的是一10多平米的单间,我们站在其房门口时,只见房中一片橙黄色的灯光。地板上铺开施工图纸,他左手拿着一个面包,时不时啃上一口,右手执一支红蓝铅笔,低头审视图纸,对站在房门口的我俩,似乎并不觉察。
“许队长,早呀!”人事干部老陈,只好先开了口。
“早!”他抬头望了我们一眼,咧嘴笑笑,好象另一只眼,还瞄着图纸。
“队长,这是政府刚安排来我们单位的知青陈俊,全经理说,将他分到你们施工队,工作由你安排。”
“好!我正缺人手哩。”他扔下铅笔,站了起来,向我伸过右手,同我握了握,说:“欢迎你,陈仔!”我感觉他的手挺有力。
他身材高大,国字脸,肌肤黝黑,满面红光。我站在他的跟前,宛如矮冬瓜一般,先就有了几分胆怯。
可是他挺淳朴,怪温和的。待人事干部下二楼办公室后,他三三两两吃过早餐,卷起图纸,说:“陈仔,走,我用单车载你去工地。”
我坐在单车后架上,他一边使劲蹬车,一边同我说话,对我的来路,各方面的情况只字不提,只是嘱咐我在工地上要团结工友,同他们和睦相处,虚心向师傅学习技术,注意安全。他的话是温热的,句句暖心。
20余分钟后,我们到了西溪河畔的建筑工地,十余个男女工人已在忙碌。
“你们先停一下,到我这里来。”许队长一撑稳车,便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工人们旋即放下工具,来到我们身边,用他们犀利的目光,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陌生人。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新工友叫陈俊,政府安排来的知青。袁生,你是组长,陈俊从今天起就是你们组的人了,他的工作由你安排。老郑,陈仔没有单车,上下班你就载他一下……”
“好!”他们笑着,异口同声,说:“普哥,你放心好了。”
于是,袁组长便安排我做力工,也就是用斗车拉砖,拉砂石,搅拌水泥沙浆,或给师傅提灰浆,扔红砖上脚手架,让师傅伸手即可拿来砌墙。
许队长呢,却在放线,弹墨斗,指挥施工,活跃而有耐心,还时不时和大家说几句半咸半淡的笑话,引发阵阵笑声,让大家在轻松愉快中劳作,加快进度。
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想,这是一个有技术,懂得管理,同工人的关系挺溶洽的施工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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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这许队长才28岁,已是6级技工。他精力充沛,挺活跃,在工人中颇有威信,却老成持重,办事公道。
我这人命贱,从小就受饥饿折磨,虽没有病魔折腾,却始终是营养不良,长不大的样子,总是瘦瘦小小的,力气更小,没有扔砖之力。
同我一起做力工的阿升、阿标,年龄与我相仿,他们扔砖上排架,呼呼有声,如风过耳,快而响亮,稳稳当当落在排架上,一个挨着一个,排得整整齐齐,一排扔罢,又飞砖居上,增叠在第二层,如此反复三五次,那砖如师傅砌墙般,一层层叠上去,极其分明。
我就有些好笑了。那排架横在3米高的脚手架上,我将砖往上扔,想它上排架,它偏偏在2米高处打个跟斗,旋转了一下,就掉到了地上。幸好我还比较灵活,躲闪及时,要不,早被它砸破了头,就是不一命乌乎,也砸个脑震荡,不能在此饶舌了。
许队长一见,急了。他在那边吊角,提着垂直的线砣,先是大喊一声:“阿俊,你先别扔了!”一边攀住支撑木,足踩横杠,赶紧下来,走到我旁边,温和地说:“阿俊,你力气小,扔不了砖,让阿升他们扔。你搞灰喽,提灰浆让他们吊上去。”
我能说什么呢?只好去提灰,心里想,队长这么关心我,做什么都得勤快一点。
当天晚上,他召开施工队全体员工会议,在总结了各项目的进度、质量、安全生产后,话锋一转,宣布说:“杜珠,我给你们钢筋组增加一个人,就是刚来的知青陈俊。”
一个身材高挑,长得挺结实的女子一听,便赶忙从坐着的排椅上站起来,表态道:“好呀,欢迎!”
我也赶忙站起来,说:“组长,请多多关照!”人们一听,哄地笑了。
有个楞头青,还边笑边学舌:“组长哎,请多多关照哦,小生这边有礼了也呵!”他有意加了些字,拉长声尾,人们笑得更爽朗了。连许队长都忍俊不禁,笑着宣布:
“散会!大家早点回去休息。”
我知道,这是许队长关心我,怕我扔砖失手出事故,才安排我到工作较轻松的钢筋组。嘴虽无言,我心感激。从许队长的关切中,我又一次体会到在这社会底层中,那种对人的关怀,爱护,体现了民间人性善良的温暖。
从此,我就成了钢筋组的一员。天天跟着杜珠他们,用很简单的弯钩机、铡铁机、碰焊机等,按照施工图纸尺寸的要求,制作好所需钢筋,然后拉去工地绑扎。
我们钢筋组只有13个人,7男6女。我们男的都是从城里下乡,经过磨炼,费了十年八载的功夫,转了一大圈,又回归城市的人。
让我想不到的是,女的都比我们男的年轻好几岁,除杜珠是大姑娘外,其余5人都是少妇。这6个女人又各有来历,各有说不完的故事。
凡有人群聚集的地方,都必有一人领头,国家,民族,城市,乡村,家族,或某个小小的组合,均不例外。对那领头者的称呼,也五花八门。他们各有名份,各司其职,能与人们和睦相处,又尽职尽责者,自然受人尊重。人们平常喜欢提起的,也必是这些当头领的人。
杜珠就是一个让我常常想起的人。我想起的不仅是她高挑、结实的身材,好看的瓜子脸,白雪雪的肌肤,明显的红晕,洋女似的鹰哥鼻子,挺挺的胸部,甜蜜的微笑,而更多的是她的善良、温柔、开朗、大方得体、热心为人的性格。
在日常的工作中,经过无数次的接触交往,闲谈,我这个注意观察人生万事万物,留心各种人事沧桑者,对杜珠这个美丽的女子,终于有了些了解。
原来,她是广州人。省城下来的女子哦,那长相,肤色,素质,都与本地女子不尽相同。总让我感觉她的言行举止,一频一笑,有一种特别特别的韵味,如清清的,永不枯竭的泉水一般,自自然然流露出来,一点点地润泽着我久旱的心田。
我们熟悉之后,有时也并肩街头,款款而行,随意逛逛,或与别的工友一起看看电影,又或在公园的古榕下坐坐,说说话,倒是十分愉快的事情。
有一次,她约我和阿焰一起逛街,在电影院门前,她掏钱买了一条重达5斤多的黑皮果蔗,同我们走过拱桥,进入公园,在古榕下的石凳上坐下。
她使劲将果蔗一分为三,给了阿焰蔗头,给我蔗中,她却啃蔗尾。
我说,杜珠,平时做工,你东一句,西一句,说你们家的事,零零碎碎的,有头无尾。现在有空,你就说详细一点,让我和阿焰听听呗。
她看了看阿焰,嘴角微微动了动,欲言又止。那阿焰也是个聪明知趣的人,便借故到那边街买点东西,向我们打声招呼,先自走了。
看看阿焰已走过拱桥,她将右手置于我的大腿上,侧过脸来,对我莞尔一笑,便不矢不速,悠悠扬扬地说起来。
她祖籍五邑,父母年轻时曾满腔热情,放弃大学学业,赴身抗日,参加解放战争,成为珠江纵队的一员。
新中国成立,父母在粤西农村参加土改,斗地富,为贫苦农民分浮财,分土地。然后在省供销总社工作。本来过得好好的,她在广雅中学读到初三时,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一切都乱套了。
因为父母俩都出生于大户人家,一个姑姑又随夫在澳门经营珠宝生意,有这两层关系,父母遭秧,被抄家,被剃光头,戴上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纸牌,被红卫兵押着游街,自敲铜锣,被殴打还不足算,1969年举家竟被驱逐,限时离开省城,被遣到北部湾畔一条半农半渔的村庄落户。
我父母连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当初如何整人家,呵斥人家,斗争人家,都一一应在了自己的身上。
难道冥冥之中,真有果报?可我们的父母那时都是为了大多数贫苦民众谋利益呀,何况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根本就不相信鬼神!有什么好报的?
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我父母真的是想不通了。要不是我们仨都挺懂事,回到家就有我们守护,有我们作为他们的心灵慰藉,让他们还能看到未来的一线曙光,恐怕他们也象老舍先生、傅雷先生夫妇那样,过早地了结余生了。
幸好,我们一家被逐,离开省城,被遣到北部湾畔的乡村时,当地民风淳朴,百姓善良,并不欺生,反以种种方式,帮助我们一家。
我说,杜珠,当时的农村,一般村民生活都相当艰难,他们自顾不暇,怎么帮你们噢?
杜珠笑笑,说:陈俊,你傻呀?给钱给谷才算帮么?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呗。他们是劳动惯了的人,有的是力气,生活能力挺强,人又忠厚朴实,他们有心帮你,还怕无处插手?
怎么说呢?杜珠将她那节果蔗放下,让它一头粘地,一头斜依在石凳上,拍了拍手,将双手按在我的大腿上,慢条斯理地往下说。她的心情是那样平静,语带温柔,就象向她亲爱的人,悠悠地诉说着别人的故事。
我们一家5人,坐上生产队派来接我们的牛车,从界炮公社驻地出发,一路向西,一路忐忑不安。
赶车的男人是一青年后生,他说大队组织各生产队长到茅村那边参观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去了,下午才能回来。他是生产队会计,先按公社通知来接我们回村。
我们在坎坎坷坷,弯弯曲曲的乡村土路上缓缓往西而去,牛车轮轴好象剧团的人早间练声似的,一路吚吚哑哑,那车又一路颠簸,使人愈觉烦躁。
幸好那会计是个十分健谈的人,对外面的世界,对省城,对我们一家人的到来,都充满了好奇,总是问东问西,问来问去。他说的是粤西的白话,语音虽然与广州话略有差异,也八九不离十,我们还听得明白。
我的父母都曾上过大学,虽然为参加革命而中途辍学,却也有相当的文化基础,为党为政府工作了20余年,平时读书看报,自然灵活。
他们对自己被打入卖鸡行,被逐出省城而流落异乡的事,只字未提。只讲在东江纵队如何抗日,如何东征西讨,省城的白云山、越秀区、五羊标识一道道风景多么美丽,多么迷人,令人流连忘返,广州各行各业的发展、珠江流域的种种风土人情。
两个人轮番大讲特讲,那后生听得津津有味,对我父母的见多识广,口若悬河佩服得五体投地,亲亲热热连声叫叔叫姨。
就这样一路颠簸一路讲,连我们仨姐弟都来了兴趣,也不再觉路途艰辛,百无聊赖。
当太阳西斜的时候,我们一家经过20多公里路的颠簸,那后生挥鞭一指,说:前面那浓浓密密,绿树翠竹掩映中的,就是我们简家村!
让我们惊异而欣喜的是,刚到村口,就看见十几个青少年,成一字形站在路旁,敲锣击鼓,高举红布横额,欢迎我们。我父亲看了看横额上的字,不禁念出声来:
“热烈欢迎杜家人到我们村落户!”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看见父亲的眼里沁溢着泪水。只听他轻声对我们说:人性的善良在民间,来到这里,我们担惊受怕的日子就结束了,新的生活即将重新开始。你们尽可放心。
孩子,你们必须牢牢记住:对村民应当敬重,诚心诚意对他们好点,就象对待自己的叔伯兄弟一样。如果我们在这些正直、淳朴、忠厚的普通老百姓中都站不住脚,一旦社会有个风吹草动,动荡不安之类,那可真就无处可避,无处安身,无法生存了!
我在心里默默地想着这位有近25年党龄的革命者的话,我们后来在简村生活的几年中,足以证明我父亲此言非虚。
杜珠这番话,也让我想了许久,我慢慢地咀嚼着,啄磨着,总想从中悟出点什么来。想来想去,我记得曾在一本前贤流传下来的著作中,似乎有一个贤者在致其子弟书里,教其子弟要和睦乡里,也写过类似的言语,只是记不起那书,那人来了。
阿俊,你发什么愣?杜珠轻捏了我一下,我对她笑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她。她也笑了,说阿俊你真书呆得可爱,那湿润香喷的鲫鱼嘴,竟靠近我的左脸,“唔呀”一声,并没有落到我的肌肤上。我心动了一刹那,两个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笑罢,我问杜珠:那你们进村之后呢?
好呀,杜珠说,简村的人对我们真是大好了!他们不仅将两间队屋腾出来给我们住,事前已将它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最初给我们准备了木板床,后来生产队又安排木工,砍队里的桉树剥皮晒干,锯木为我们做了三张架子床。
我们初来乍到,一切都还陌生。那生产队长菩萨心肠,给我们安排了自留地,又在溪边为我们安排菜地。他主动为我们犁地耙地,给我们称了队里的蔗种,叫社员拉来牛栏粪,帮我们种了自留地的甘蔗。
菜的种子,菜秧,这家给一种,那家给几棵,还帮我们栽好。在我们的菜还没有收获之前,我们吃的就是百家菜,青菜,咸菜他们都给。
海水退潮的时候,村里那些女孩还踩单车载我两姐妹,到滩涂去挖沙虫,捉海贝,用竹篙扫蟹子。在浅海捕鱼虾的村民,不论捕多捕少,归来都会随便伸手进鱼篓抓一把给我们。我父亲直感叹:自己现在天天吃海鲜,别说自己在供销总社主事时没过上这种好生活,恐怕这生活比省城那些靠造反起家的新贵们还要好得多!
阿俊,你想,这给我那内心伤痕累累的父母,该是多大的抚慰!
我是1975年冬,经公社、大队极力推荐,被招工到这个单位的。我知道,我们简村那个菩萨心肠的生产队长,为我们家过得好一点,不知出了多少力。
去年早春,我父母、弟妹根据上面的通知,都回省城去了。我父亲说,等待落实政策,补发了那几年的工资,就下来,到简村帮他们打一口深井,安装一台高功率的抽水机,建一座水塔,安装水管,让家家户户都喝上自来水,还要从邻近的大村拉电过来,将点煤油灯那一页历史翻过去。我母亲还补充说,余下的钱,就留给村里作教育基金,鼓励村里的孩子好好读书。反正他俩将办离休,那待遇也不低,生活、医疗都有足够的保障。
那天晚上,我和杜珠坐到半夜,她见四处无人,竟斜靠在我的胸前,小鸟依人似的,不仅让我闻到了她的体香,她还将我的手拉到她的胸脯,害得我心头卟到发热,一夜胡思乱想,直到鸡遥遥啼才睡着。
无论多美的梦,终归是要醒的。
一个月后,我被单位调回办公室以工代干,离开了钢筋组。杜珠为我感到高兴。她到我宿舍坐,或约我出去散步更多。
这期间,我和杜珠虽然很聊得来,在僻静处也曾牵过几回手,彼此都挺开心,可还未来得及真正跨入恋人那一步,没有真正亲热过,她就约了个时间,同我在一个更僻静的地方,很镇静地对我说:
阿俊,不怕对你说,我这两三年,实际暗恋着普哥,只是他满脑子只有他的施工技术,他只是把我当作他手下的一个班组长,同其他班组长并无什么不同,对我只交待施工任务,从没考虑过我是个女子,也有感情,需要人爱。
普哥的冷漠,当然,我指的是他对我的感情,实际上他对大家都挺关心,挺好。我相信你这几个月也有所体会。
只是他的冷漠,曾一度冷了我的心。我曾考虑过,赶快离开椹城,回到广州父母的身边。在你来钢筋组之前,我就写信给我父亲,叫他托人为我找接收单位了。只是尚无确切的回应,我还得以再度见到你,这或许也是人们常说的一种缘分罢。
自你来到我们钢筋组,我一眼就认出了你,是1974年5月全县知青代表大会时,第一个上台作典型发言的那个知青。你都不知道你自己的发言给我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我在台下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你,猛地给你鼓掌。只是我们不同公社,那时我毕竟更年轻,有些害羞,没有胆量去接近你,与你交谈而已。
事隔多年,天可怜见,我们有缘再度见面。每当在楼板上绑扎钢筋,看到你一有空,就拿起施工画线的粉笔,在模板上不停地写下那些诗词,那些发自内心的言语时,我就知道你是个既好学,又有内涵的人。
就凭这一点,我就打心眼里敬重你,佩服你。下乡那么多年,被艰难困苦磨炼了那么长的日子,你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还在执着地坚持自学,坚持写,真的很难得。你的这份耐心,终于有了一点回报,能以工代干,也就给你提供了更好的学习和写作的条件,我相信,你的一切心血,一切付出,都不会白费。我深信你也有这个信心,必定能写出些让人喜欢的作品来。
阿俊,说实在的,我曾对你动过心,想留在椹城,同你携手一生。可是天意弄人,昨天我已接到我父亲的信,说我姑母和姑父的年纪都大了,他们的儿女都在国外发展,没将他们的生意放在心上,更无暇照顾他们。他们的意思是叫我过澳门,接下那间经营了数十年的老字号珠宝店,连老公的人选他们都帮我物色好了,说是必定能帮我撑起澳门那边的生意和那头家。
我还能说计么呢?阿俊!从感情上说,我心甘情愿,今晚就将我的初夜权交给你。但从理智上说,我得为我未来的老公负责,你更得为你未来的妻子负责。我们还是用理智来控制好自己罢。以你的性格和为人,以你男人大丈夫的宽广胸怀,你又是个特别有事业心的人,我相信,你能理解我。
我们俩坐得很近,我似乎还听到了她心卟吓跳的声音,也闻到了她的体香。我们此时却再无任何亲热的表示和举动。
我静静地听她悠悠地诉说心声,心乱耙耙的,一直默然无语。此刻,她最后一句话一落,眸光如火似的灼着我,我不得不表态了。
我说,杜珠,感谢你的肺腑之言,你是如此坦荡,又如此为我着想。其实,话无须再多说,我能理解你的一片苦心。你过澳门后,好好打理你的生意,好好持你那头家。挥手从此去,我们从此再见或许不再会。
不!杜珠急了,猛地站起来,说:阿俊,你这样说,我心里很难过。我们始终是好朋友,怎能说挥手从此去,再见不再会呢?我就是过了澳门,嫁了人,我还会对你好,还会想你的。
见我不吭声,她又道:阿俊,你别不理我,你才是我真正的知已朋友,你给我的印象大深刻了,就是想抹都抹不掉。这样罢,我已经将我家在广州的电话、地址和我妹妹的名字都写在这纸上了,现在就给你,有事你就与我妹妹联系,她会及时打电话转告我的。我若方便,也会给你写信。只有知道你好好的,我才能放心。
我说好罢。她便将一张32开的便笺递给我。当我伸手接到时,她突然龚击,紧紧抱住我,胡乱地吻,将婆婆的眼泪擦在我的脸上,好象凉丝丝的,似乎又有点热。
我说,杜珠,你说话不算数,我没有失控,你却失控了,竟来这一手!
她咭地笑了,说阿俊,我恨不得一口将你吞进去,装进肚子里,带你过海关,进澳门!
此言一落,她转身而去,从此再没有谋面,害我思念到如今……
杜珠,你这个颠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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