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绝非一言可以蔽之。
但是，对于任何一种文化而言，其最特立独行的本质往往蕴含在语言文字的特征中，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语言文字本身会对其使用者的思维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二则是使用者的思维方式也会在语言文字上构出更精细的结构。
对联便是这两种原因的集中反映。
一方面，单音节语素具备独立含义，使得对仗作为一种严格的修辞手段得以实施；另一方面，自周易至老子，文化源头开辟了阴阳对立统一的传统观念，这也使得对仗成为一种潜伏在人们头脑中的特殊审美。两相作用之下，自然会有对仗的盛行，而对联，则是对仗最直接的表达。
对仗这种修辞手法源远流长，此前曾经提到诗的源头：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飞土、逐肉便是一种对仗的逻辑。而《击壤歌》中，“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则更促进了这种应用。到了《诗经》，对偶几近成熟，最著名的一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已经意蕴深长，让人反复品味。
然而，对联作为一种独立的、汉语言文化特有的文体，其出现时间却比其他文体稍晚，其得以独立的契机当然是春联。据说早在先秦时代，部分地便在大门左右悬挂桃符以驱除妖邪，然而直到五代十国，后蜀孟昶在卧室的门上写道“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才使得春联成为一种文化习俗。
而据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说：“……均载明洪武年间，江西庐陵地方，掘得大铁十字架一座，上铸赤乌年月，按赤乌系三国孙吴年号……又铁十字上铸有对联一副云: 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字；万民怀大泽，金炉香篆蔼千秋。”可见早期基督教在中国还是很接地气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对联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早在三国便已出现。
这也表明，对联的适用场合绝不止于春联，除了春联之外，还有茶联、寿联、婚联、喜联、挽联等多种用途。而相对于其他饰物，文字往往是雅中之雅，门口一副对联，往往比千贯金银更有牌面，因为对于豪富而言，金银有价、名联难求。
对联脱胎于其他文体，这意味着对联具备嵌入到其他文体中的价值，诗词亦不例外。尤其是律诗，将七字联用到了顶峰。如果说，学会押韵意味着可以写诗，那么学会对联，便意味着可以写律诗了。如果说，学会押韵意味着可以写韵文，那么学会对联，便意味着可以写骈文。能够写骈文和韵文，也便意味着在技术上，可以驾驭任何一种古文文体了。
中国文化传承已有数千载，虽然核心是由封建时代伦理道德所构筑的对人民的赤裸裸的压迫，但建立在汉语言文字上的非意识形态的文学空间却构筑了中国文化的独特审美。汉语言文字虽然从编码的角度上来说显得不合时宜，与以符号作为语素的现代科学格格不入，但单字单音的表达形式却却造就了独特的文化认同与文学审美。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汉语言文字更是一门独立于文学之外的艺术，其表现形式包括字形、字音、字意及其组合。相比之下，符号化的字母语言显得呆板生硬，更难说美感，具有相当狭小的创作空间。
由此说来，诗词，不仅仅是文学艺术，更是一门汉语言文字的艺术。这门艺术对于不懂汉语的人来说难如登天，对于汉字母语者来说，也未见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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