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仗与押韵同属古诗词中最常用的技巧，但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押韵完完全全服从于听觉，是基于汉字读音所开辟出的创作准则，是跨文化交流中最难攻克的部分，换句话说，诗韵导致了诗文化的地域局限。
对仗亦有听觉属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仗逻辑，是词性、词类、词意相交融的产物。所以，如果说押韵无法做到跨文化，那么对仗便稍稍给诗文化的铁皮撕开了一个口子。但这个口子并不大，因为若将对仗规范到音节上，那么跨语言仍旧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另一方面，若以游戏的角度看，对仗显然玩法更多。
首先，在字音上，有谐音的玩法。谐音这种文学游戏几乎出现在任何一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中，可见通过谐音达到喜剧、误解乃至炫技等创作目的之法，是创作者的跨文化共识。然而这种跨文化共识在跨文化交流上同样出了问题，可谓谐音一时爽，翻译想骂娘。
但此时反倒显示出汉字的独特魅力，毕竟以单音节汉字作为语素，导致超高的重码率，以至于一个读音可能涵盖数不尽的含义，所以在翻译国外的文学作品时，在满足语义要求的前提下，诸多优秀的翻译者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翻译作品。
其次，在字意上，有猜谜的玩法。最为著名的是上联二三四五，下联五六七八，横批南北。明眼人一见便知，谜底便是缺衣少食，没有东西。
除了字音、字意之外，对仗中，字形也被纳入了创作逻辑，成为千百年来文人之间经久不衰的游戏。最著名的当属传说中唐皋出使朝鲜时的绝对：
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魑魅魍魉，四小鬼各自肝肠。
可谓妙极。当然，从对句的角度来看，由上联对下联的难度是远远低于通过下联对上联的，因为下联中，“四”个相同偏旁的字很容易找，上联中，却很难在四个字中找到不等于“四”的相同偏旁。类似的例子有“四诗风雅颂、三光日月星”。
总之，如果写诗押韵服务于我们的音乐审美，那么对仗除了为音韵审美推波助澜之外，还提供了字形审美以及游戏乐趣。
当然，本篇练对，并不仅仅局限于对联之对仗，但凡上下两句，便为一对，在不对仗时写好一句诗，有的时候反而更有难度。正如写诗不必拘泥于韵脚，自也不必拘泥于对仗，意境与思想才是最核心的东西，也是真正的能够达到文化共通的诗词元素。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