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笺《昭公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君一事。许悼公患疟疾,世子止不懂药学情况下进药,悼公亡,夫子书曰“世子止弑其君买”,先生评价为诛迹;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书曰“郑伯克段”,先生谓之诛心。又言及意愿论与事效论,举例颇多。
先生所言,就是动机论和效果论之别有名词,而二者之关系,是为我国一大哲学课题。此非我辈敢涉及,惟先生所引用两件事情,可为一说。先说某之思路:事情之事实,价值之评判--此价值当为与人类生存发展有关涉者,动机道德之评判三步法。事实是许悼公确实饮用止之药而死,段的确死于哥哥郑伯之手;价值之判断,二者皆与人类生存发展不利,当为错误之举动;动机道德之评判,世子止为父亲病好而非死亡而进药,不懂药而进,是方法不对,当归为愚蠢。郑伯为处死段而坐视其为恶,堵世人悠悠之口,应当管教而不为,当归于使坏。由此可见,夫子书弑、书克,笔虽曲笔,意思某与之同也。
王永彬《围炉夜话》有言: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家贫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此句或可以为世子止辩护,蠢可治疗而坏不可救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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