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文革四
红卫兵、造反派的历史使命大概已经算完成了，毛主席认为也该收拾残局了，不能再让这些小孩子们闹事了，红卫兵运动应该刹车了。毛主席在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要红卫兵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要复课闹革命。中央决定向各单位、学校派出“工宣队”和“军宣队”，在学校的学生再也不能到处串联搞革命了，只能在学校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工厂、农村去演出。
1968年12月伟大领袖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是培养和造就新一代反修防修的新人”的最新指示。1968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全部前往农村。自1968年以后，大量的城市知识青年开始前往全国的各山区、农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
和我们场相邻的陂头公社星光大队，和全南县周边的几个生产队也来了很多上海知青。那天，分配到陂头公社星光大队的知青是由场里的司机转接过来的，因为上海的客车司机可不敢开到我们场来的这段路。
这些刚从大城市来到山区和农村的知青，生活上很不习惯，语言又不通，尤其这里农村语言是以客家话为主。对繁重的体力劳动更是不适应不了；而农村里的人对这些从城市来的人也不适应，很多事情看不惯，所以经常会发生一些冲突。
因为我们场里也有不少上海人，这些知青经常会来场里玩。有个上海知青告诉我们，他们那个生产队的队长很坏，总是挑最累的活让知青做，工分又给得最少，还贪小便宜，想从知青身上捞油水，谁要想干点轻松的活，必须得给他送东西。
为了惩罚这个队长，一天，他们偷偷抓了生产队长家里三只老母鸡杀了，又是红烧，又是煨汤，鸡内脏炒炒尖辣椒，办了一桌相当丰盛的“鸡宴”，四五个人凑钱买了三瓶酒，还去请了生产队长来赴宴。一边喝酒，一边对队长说：“队长啊，我们从上海插队落户来到这里，多谢你对我们的照顾，我们没有什么报答，薄酒一杯，表示感谢，以后还望多多关照。”队长听了非常开心，连说你们上海人太客气了。喝完酒醉酗酗的回家，还对着他老婆连夸上海人的客气。第二天听老婆说家里怎么少了三只鸡，他才回过神来，心里恼恨不已，却只好哑吧吃黄莲了。
知青们年龄都不大，有些平时在家里可能也比较顽皮的，到了这偏僻的乡村，又是累，又是吃不饱，就搞出了不少五花八门的事情来。听说有几个全南县的上海知青，在医院偷了一副担架，晚上跑到生产队里的养猪场，悄悄地把一只猪捆住，封上猪嘴，不让它叫出声音来，放在担架上，盖上白布抬着，有人问起就说是一个知青得了急病要送医院，几个人把猪抬到另外一个知青点杀了大吃了一顿。
知青们受不了的苦，都想要回城。有人为了返回城里，就用刀砍下自己的手指，让医院开伤残证明。因为，进入70年代开始上面有政策允许病退、顶职、独生子女等名义返城，只要医院开了伤残证明就可以返回城里。
也有想办法开后门的。有一个知青让家里寄来钱，买了自行车、缝纫机，送给乡里有权开返城证明的干部，当办好了全部手续后，却又跑去对这个干部说：“请把我寄放在你这里的东西给我，我现在回上海了要带回去”。这个干部莫名其妙的问：“你什么时候寄存了什么东西在我这里？”知青拿出发票说：“就是前几天我买的自行车和缝纫机，本来我是准备结婚用的，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太小、太潮湿，所以寄存在你家里，现在我要带走了，谢谢你，放在你家里这么多天”。这个干部怕闹起来影响太大，只好无可奈何地归还给了他。
我们场里这时也陆续来了南昌市和萍乡市的知青。崔源泉场长要这批知青组织一个篮球队，想在这些知青中看看能不能找出几个会打篮球的。那天我正好经过篮球场，崔场长就把我叫住了，让我随便找几个人和他们比赛。当时我脚上还穿着高帮水鞋，我的三步上篮和远距离投篮如入无人之境，结果在新来的知青里面一个合适的球员都没有选到。
从江西萍乡煤矿来的一批知青，他们和以往其它的知青有所不同，言行举止很是开放，他们有不少还都是一对一对的，公开地谈情说爱，有的在上班时都搂搂抱抱，让场领导非常头痛，这些五十年代就在部队工作的军人那里见过这些，很想刹一刹这种不良风气。
这时正好萍乡市的知青家长组织了一个回访团来到了场里，场领导就召集知青家长开座谈会。会上要求家长们配合场里教育子女不要乱谈恋爱，乱搞关系。谁知话刚出口就遭到知青家长们的轮翻轰炸。他们说你们也太封建了，年轻人谈谈恋爱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大惊小怪，谁乱搞关系你们要拿出证据来。有的甚至还说，就算多谈几个恋爱又算什么，在我们那里“一嫁二嫁不算嫁，三嫁四嫁跑人家”。
原来煤矿多事故，一个女人嫁几任丈夫都出事的情况也不少，当地人又并不富裕，外面人不肯嫁进来，只好都娶寡妇了。结果一场座谈会目的没达到反弄得场领导啼笑皆非，无以应对。
不久，场里竟然又分配来六十几个来自缅甸的华侨青年。原来，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影响到了海外，缅甸是我们的邻国，中国的革命、造反运动他们那里最先知道，影响也最深。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年轻人可能是觉着好玩，像做游戏一样，这些在缅甸读书的华侨子女在国外竟然也搞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可是在中国可以革命、造反，可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外国人可不兴这一套啊，你要做做游戏还成，真要造反那可是犯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缅甸小华侨才被驱逐回国的。
这些缅甸小华侨毕竟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场里场里对他们还是比较照顾，把他们安排在总场附近的几个小工厂里。他们大的不过二十岁样子，小的才十六七岁，男男女女都穿着花花绿绿的裙子，刚开始我们看着很新鲜。后来才知道那是缅甸人穿的沙笼，而且，男女间穿沙笼也是有讲究的。
他们之间都用缅甸语交流，同我们也会讲生硬的汉语交谈。一段时间后，他们和我熟悉了，看见我老是大声地唤我“平基”，然后笑个不停，我以为他们学说汉语咬不准音才把“培基”说成“平基”的，但他们那个笑中却有说不清的意味深长的邪气，尤其是那几个女的还蒙着嘴笑。搞得我很是莫名其妙。后来我跟一个叫黄荣生的处得很好，交上了朋友就问他其中缘故，他神秘地告诉我，其实“平基”在缅甸语中就是屁股的意思，怪不得他们老叫我“平基”，一面叫一面还坏笑，这帮小子，真是让人又气又好笑。
他们还会用缅甸语唱毛主席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因为好奇，也因为确实还蛮好听的，我就跟他们学，直到现在我还能唱得出来：“当丁当下，阿克苏杨姆教，阿克克佩下阿恩要有……”也许他们毕竟和我们是同根同源，所以有些习惯和我们还是一样，比如相互问好，喜欢问吃了饭没有，用缅甸话说就是“塔秘沙毕毕啊”？回答吃过了，就说“毕毕啊”，后来我们见到这些缅甸小华侨，也这样同他们打招呼。
一下子来了很多知青，年青人多了，场里的文化活动本来就少。为活跃文化生活，原来八一垦殖场就有老传统，在崔场长的建议下，以老的文工团为基础组建文艺宣传队。一些缅甸小华侨因为很多是刚从学校出来，有点文艺爱好和兴趣的都愿意来参加。
没多久,一台节目排演出来了。乐器是现有的，服装是东拼西凑的。一些小节目都是独唱、大合唱，毛主席诗词演唱等。主要的是最后压轴节目：大型歌舞：“全世界人民大团结”，这些缅甸小华侨倾尽所有招数，把非洲、欧、美洲、藏族、朝鲜族、蒙古族等角色、舞蹈演得惟妙惟肖，使大家眼睛一亮。
以后，场里一边“抓革命，促生产”，一边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时全国又掀起了“红海洋”运动，到处是主席的语录和毛主席的巨幅画像。
我接受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画毛主席伟人像。把文化馆原来凸字形的门楼改成长方形，把大门顶上的窗户全部封上，有三层楼房那么高，选中了一张毛主席穿着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半身像要我画。我对革委会宣传科何科长说：“这么大的画像我从来没有画过，而且是主席的伟人像，我真的没有把握，这是要冒政治风险的”。科长说：“大家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干吧！”我只能答应下来，开了必需的油漆、油画颜料、画笔、漆刷等材料、工具的采购单子，让人用毛竹搭脚手架，在墙上用石灰加胶水打底。准备工作完毕就开始动手了。
我先在水泥墙上打好浅白色油漆底子，再在画像上打好格子，准备按比例放大到墙面上。我用了1：40的比例，就是说照片上的一厘米在墙面上就是四十厘米，五官部分更要精确，所以格子又加密了一倍。在墙面打格子时，为了精确一些，我像木匠一样，用“墨斗”弹线，但因为画的面积太大，弹线工作需要有三个人才可以完成。两头各需一个人定点，中间一个人专门负责弹线。
那天场里派来帮忙弹线的是三个缅甸小华侨，我告诉了他们操作的方法，就干起来了。他们爬上了脚手架各就各位后，只听上面那个喊：“毕毕啊？”下面那个应一声：“毕毕！”中间的就“啪”地弹一下，一根直线就出现在墙面上了。就这样，在“毕毕啊？毕毕！”的喊声中，墙面上纵横线交叉形成了一个个方格。他们嘴里喊的“毕毕啊？毕毕！”译成汉语就是“好了没有？好了！”
打好格子，我就开始画毛主席像了。先调了一桶浅棕的颜色用来打轮廓，把五官勾勒出来，画人像主要得把脸画像了。轮廓勾好后开始上色，考虑到室外日晒雨淋油漆很容易褪色，我就用油画颜料来画脸部。站在脚手架上，能看到和能操作的范围也就一平方米左右，而画像中一只眼睛就有二三十厘米长，所以画的时候在上面根本无法检验整体效果，我只能一会上架一会下架，在下面从较远的地方往上看，看好了哪里不对，在原稿上做好记号，再上脚手架修改。那时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劲，一天要上下二十多次，可还真像猴子爬树一样利索。
头部整整画了三天。这三天里，文化馆前面来来往往的人，有说像的，有说不太像的，我边听着这些议论，边琢磨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再不断地修改。当大家都说很像了，我才放了心。
接着就开始画身体部分，军装上的一粒钮扣就有篮球那么大，所以也要在地下才能看到整体效果。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基本上取得了成功。然后从上到下，拆除脚手架时边拆边看，发现问题立即上去修改，当脚手架全部拆除后，终于大功告成。
自从成功画了主席像以后我的名声也大了。场里凡是死了人都要开追悼会，死者的画像基本上都是我包了。照片一般都是家属提供的，但是也有的死者没有照片，那就只能到档案室里找出一寸大的老照片来画。一次杨溪农场死了一个职工，从档案里找出的照片很模糊，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勉为其难。我用炭笔照着大概的模样放大到二十寸大，也就画了半个多小时，边上的人都说很像，我说你们说像没有用，叫家属来看，以家属的话为准。家属过来一看都说蛮像的，就拿去开追悼会了。我想这可能是碰巧吧，这么多年的旧照片，又是那么模糊，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怎么会像呢？
那时场里的规定，我画了遗像后，就要请我在食堂里吃一碗面，面上有两个荷包蛋，算作慰劳。
一天，晚上八点多钟，在潭口林场杨梅垇的山区公路上一辆手扶拖拉机压死了一个人，因为场里只有一架120的海欧照相机，还没有闪光灯，晚上不能照相，场里保卫科只好找到我去现场画事故现场图。我只好跟着他们走。到了现场，在手电筒光线下，要画死者被压的部位，正面侧面都要画。死者是头部压在车轮下，血肉模糊，我近距离在死人身边转了好几个圈，感到喉咙里不断地在打嗝，胃里的东西在翻滚，可不得不还要閟着气继续画。回到总场他们叫我到食堂里去喝点酒，我回绝了。躺在床上，一个晚上都没睡着，脑子里总有一个血淋淋的头颅在晃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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