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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前的那次受骗的经过经常要在我心里咀嚼品鉴一番,一想到它,我的人立马变矮了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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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十九岁。高中毕业后,妈妈忍痛从木箱子里翻出1260元给娄底的一所职业学校作推荐费,经学校介绍我与同村的娜子以及涟源、新化的一百多职高学生来到了珠海的一家外企工厂工作。
我和娜子等同乡进的是一家制造手机、电脑配件的大公司,我们部门负责的是注塑,每天机器隆隆的巨响在耳边轰鸣,把脆弱的神经弄得生疼,各种PC、PPS、ABS、PU等塑胶料,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充斥着整个车间。
工厂里面环境恶劣不说,主要是组长和主管的脸色难看。他们铁青的脸上,看不到一丁点笑容。在封闭式管理的工厂里,这些小组长,小主管们一副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霸主雄威。
偶尔上个厕所,是需要请人代岗的,并且需要登记去厕所的时间和回岗位的时间,所以我们上班时尽量是少喝水,或者是把尿憋上半天,以此来减少跑厕所的次数。
每天,两班倒,白班,夜班。站着工作的人站立十二个小时站到腿抽筋,坐着工作的人坐十二小时的坐得屁股生了疔。上夜班的更惨,在惨白的日光灯下昏昏入睡,稍不留神,手就被机器抓得鲜血淋漓,见得多了也就不足为奇,见怪不怪了。
实习期,我人生第一张工资条上的工资是“1080元”,在当时来说,真不算少了。我寄了八百元回家,其余拿来自己零用。第二个月的工资是“1280元”,我在工厂电话亭里喜滋滋地给我妈打电话,妈妈心疼地对我说:“你爸叫你买部手机,以后联系起来方便些。”
进工厂三个月,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手机。
那天,我累得不行,冲完澡,手机未从深蓝色工服里掏出来,随衣服泡在水桶里。新手机两个月不到,就住进了维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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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镇上手机店里的维修师傅打来电话通知我手机修好了。我想取手机时顺便可以去镇上的交通银行打款回家。整整三个月没寄钱回家了,我心里琢磨着银行卡里存了两个月的工资,留下三百块钱生活费足够了,其余的两千二百元钱寄回家吧。
趁现在上晚班,上白班是没有跑邮局或银行的时间的。上夜班累是累,但是可以从睡眠里抽出三四个小时去干其它亟待干的事情。
我爬到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在沉闷的工厂里,玩手机是唯一的一点乐趣,失去手机的日子便浑身不自在。如此想来,我便决定立即去井岸镇上取回手机顺便寄钱回家。
室友阿梅见我急匆匆换好衣裤准备外出的样子,她说:“明天一起去吧,明天我也要去井岸。”
“现在西埔(我们上班的村子)的治安很差,昨天我有个同事手机搁在耳边打电话,电话还在拨,手机就被人抢走了。”室友阿宏提醒我。
“谢谢你们的好意,谢谢提醒,我先走了。”我梳梳马尾,背一个碎花布包快速地出了宿舍门。
繁华的井岸镇是新兴的工业城镇,这里灯光璀璨,人流如织。我先到手机店里取了手机,再去附近的交通银行转账。两个ATM机前都排了长长的队伍,慵懒的人群像一条冬眠的蛇那样蜷缩着。我站到其中一队最尾,漫不经心地等待着队伍逐步往前移。
按照在ATM机前的队伍移动的速度我估计得等一个多小时,“要不换个地方的银行去转账。”我心想。心里尚在活动,脚步便迈开了,我刚走出三步,一男一女两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便出现在我的身边,女的满脸堆笑地问:“美女,你知道珠海的机场在哪里吗?”男孩子满脸赤红的青春痘,他一声不响地跟在女孩的身后。
“我不知道!”我摇摇头,踱开步子要走。
“能不能借手机给我打一个电话?我们是来珠海游玩的大学生,与同学走散了。”女孩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地盯着我问。
我愣了一下,打算不理会,继续往前走。
“你是这边的学生吗?求求你,帮帮忙吧!”女孩继续用乞求的眼睛看着我说,“就打一个电话。”
我心想:借给他们打个电话就打个电话吧,何况我人还在这里,电话费用得了多少钱呢!我把翻盖手机递到了比我大三四岁的女孩手中。心里担心,她拿了我的手机转身就跑。
这时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身穿纯棉天蓝色连衣裙的细腰女人和另外一个穿粽黄色衬衣的年轻男子走到我们身边。先前那位男子腼腆地作了介绍:“这位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北大的学生。”边说边指了指戴眼镜的女人:“这位是我们的师姐,在北大读研究生。”
我将信将疑地望着我面前这群陌生的面孔,心里噗噗地跳,惊诧、恐惧、不安、胆怯笼罩着我。我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走的话,手机还在他们手上,不走的话我心里确实感觉到了异常,我能想像出当时我一脸惊慌,茫然无措的样子。心里一直只担心他们抢手机,没想到他们以借手机之名放长线。
“附近有家肯德基店铺,我们去那里打电话吧,正好可以休息一下。”其中的一个人说。
我身不由主地跟随着他们去肯德基店铺。一路上,那个比我大三四岁的女孩子把手臂搭在我的胳膊上,不停地亲切地问,“你还读书吗?”当得知我高中毕业不久,又问“你在哪里上班,工作辛苦吗,工资待遇怎么样?”我不情不愿地应答着,心想给他们打完电话后拿回手机立马就走,心中的警惕却在女孩子热情的询问中放松了。
我们一行走进井岸肯德基分店,他们中的谁示意我们坐到角落的那两排橘黄皮椅上。我们刚落坐,那位他们称呼为“北大研究生”的师姐便抄起我的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
我最先遇到的两个年轻男女快速交换了眼神,他们起身说要去洗手间。
女研究生在电话里跟她们学校的领导汇报:“李主任,我们现在在井岸的一家肯德基店,手机借的一位姑娘的……”
“你问问她借一下机票钱看看,今后我们会好好感谢她的。……”手机的另一头一个浑厚的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的声音。
听着他们的对话,我的心里一直都在咯噔着,慌乱着。不懂得要如何才能摆脱他们。
“你怎么这么害怕呀,”女研究生说,“你看,你的手一直在抖。是不是珠海这边的治安不太好,你觉得我们在骗你是不是?”
“珠海这边的治安很乱,昨天我的一位同事还被抢了手机。”我小声嘀咕着,悬着的心又放下来些许。
“我们北京的治安挺不错,几乎都没有偷抢拐骗的案件。”女研究生说。
“是啊,你看你的手机是杂牌的,我们的同学大都用诺基亚了。”与女研究生一道来的那位瘦削的高个子男生不以为然地说。
从洗手间回来的一男一女,女大学生挨着我坐了下来。男大学生递给我和他们的师姐一人一张洁白的餐纸,“这天气真热,给你们擦擦汗。”
八月的珠海依然可以穿着吊带裙,肯德基店里的冷气开得不大,虽然没有带镜子,我仍感觉到了脸上的油腻。女研究生用两只白皙的手捏住餐纸,在鼻孔沁汗的地方优雅地洇了洇。我没有用纸巾去擦脸,只是拿它在手里摆玩着。
“你们看这位美女像不像希望工程里的那个小姑娘,眼睛又大又亮。”其中一个人望着我夸奖道。
“很像,很像!”其他三人用眼光打量着我,附和着说。
“是这样的,”女研究生诚恳地望着我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珠海旅游的,与老师,同学们走散了,我们的包都交给了一位同学保管,于是回程的机票都没有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希望你借钱给我们。另外我们还在搞一项研究,希望你能够发动身边的朋友资助。当然,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跟我们说。”
我将信将疑地听着,时不时瞪着疑惑的大眼睛。
“现在你有两个选择,选择相信我们,你就会多一群朋友,你选择不帮我们的话,你就会错失一次做好事的机会。”女研究生滔滔不绝地说。
“你的钱每个月都寄回家吗,作为女孩子自己得有点私房钱。”女大学生说。
“我的父母是不会要我的钱的,他们会帮我存起来。”我浑浑噩噩地反驳着。
“你真是个可爱的女孩子!希望你选择相信我们。等我们的研究出成果了以后我们会把借你的钱还给你的。”女研究生说话时她的眼睛总是恳切地望着我的眼睛,没有一点躲闪。那眼睛里散发着真诚的光芒。
倒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却是害怕那样的目光,好像要把一个人看穿似的。我感觉在他们面前就像是透明人一样,说真的,这种感觉让人窒息,却又不得不相信对方的话。她是多么真诚,多么真实,一个人这么聚精会神的瞅着你,让你不知不觉跟着她的思路走。
谈话持续了一个小时,对于他们的话我一直踌躇着不知如何答复。我时不时用眼睛的余光瞧一眼肯德基店铺里挂在墙上的电子钟,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晚上八点半得打卡上晚班,不然会挨组长的批评,本来组长一副天生板着脸的不慈不善的面孔,真害怕得罪她,得罪了她,以后在厂里面的日子就不会好过了。现在在车间里呆着就像是坐牢一样,如果再请个假,或出个错,简直就是在牢房里套上沉重的铁镣铁铐了。
“你好像很着急做什么事?”女研究生说,“你帮我们一个忙,借了钱给我们,到北京后会还你的。”其他三人也应当用急切的眼光看着我。我没有打量那么多,心里只感觉害怕和焦急,又没有脱身的智慧,或许当时更多一点的是单纯地相信了他们的话,认为帮助他们是自己在做一件好事吧。尽管他们的话语、表情疑点重重,甚至漏洞百出。
总之,在他们多次的求助下,我神差鬼使地把银行卡递到了他们手上,便告诉了他们密码。事后,我不能理解自己的愚蠢与无知,在正常情形下,不应出现这样傻帽的事情。唯一能解释的就是那张餐纸,那是一张涂了迷药的餐纸。到底这世上有没有迷药,今天的人们仍议论纷纷。
女研究生拿了卡与另外一个男大学生起身说先去取钱,叫我们等着他们回来。留下最先跟我借手机打电话的一男一女和我,当银行卡与手机随女研究生的匆忙的背影离开我时,我心里惊悚,焦急,坐立不安。我们坐了不到五分钟,女大学生说:“师姐怎么还没来。我们去找他们一下。”然后男女走到肯德基门口。我跟到门口,脸色惨白,想要拽住那女的衣服,又害怕挨打,竟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拦住一辆摩的,摩托一溜烟一个影儿也不见了。
直到不见了他们的踪影,我的心里还存一丝侥幸,希望他们是真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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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摸摸裤兜,裤兜里有两张十元的,一张二十元的,一张五元的,我攥紧这四十五元钱伸手拦住一辆摩的回西埔。
坐在出租摩的上,一阵凉风吹来我感觉到阵阵寒意,脸色苍白,心里一片茫然,不知所措。恐惧和绝望突然攥住了我的心房。摩的司机告诉我西埔到了,我呆呆地下了车,丢了魂一样有气无力地往厂门口走,摩托车司机大声叫住我,“喂,你还没给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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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宿舍自己的床铺上找出电话卡给我高三的语文老师,拨了一通电话,我要确认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是高三语文老师重视并青睐的学生,当时的她也只不过二十五六岁。当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道出,老师马上反应过来,果断地说:“你受骗了。”
然后,我拨通了自己那部在自称学生的那群人手里的手机,铃声响了两下就接通了,依然是浑厚的中年男声,先是感谢了我对他们的帮助,然后还请求我向朋友同事去借钱打给他们。“你们这群骗子!”我在电话里声嘶力竭地喊。
第三个电话,我泪眼婆娑,声音哽咽着打回家的,妈妈接的电话,她再次确定我被骗了。我准备接受妈妈的无休无止的训骂,因为辛辛苦苦三个月赚来的工资就这样泡了汤。
妈妈却只是着急地问:“你人怎么样了,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当得知我人没事时,妈妈在电话那头松了口气,“你没事就好!”事后,听妈妈说,那一夜她通宵未睡,担心着我被拐走。
受骗当夜,我怀着伤痛按时来到工厂车间,我只跟工厂里两三个玩得来的朋友说起过被骗的事,主要是怕被人耻笑,怕自己的悲哀当作同事们枯燥乏味生活中的笑料。报警电话更是没打,当时我对警察不是很信任,另外也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向同乡朋友娜子那里借了一百元钱作那个月的生活费,又在好友清清那里得到了许多勉励和安慰的话。我的心灵在受骗后的气愤中煎熬,在枯燥烦闷的流水线上备受摧残,两三个朋友的宽慰,让我心里渐渐轻松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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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骗后不到三个月,我就大病了一场,直到辞工半年后才痊愈。这一年,我十九岁!
我身上的例假来了半个月不干净才去井岸的大医院看医生,医生审查坏人一样的审我有无男朋友之类的话,我脸一红,低头害羞着说:“没男朋友。”然后医生为我开药。医生写在我病历上的字龙飞凤舞,像天书一样,我看不明白自己患的什么病,又不敢问医生。
看过医生后,我的月经来了整整一个月,严重到躺在床上半小时就需要换一块卫生垫,不敢坐凳子,怕弄脏。不爱吃,睡眠不足,血崩,让我一个月瘦了十来斤。
妈妈催促我辞工,组长板着冷漠的脸孔问我“为什么辞工?”“得的是什么病?”我淡淡地回答:“宫颈炎。”
想起来自己当时真够傻得可以的,难怪大家都问我有无男朋友,直到生了孩子后,我才知道宫颈炎是一种已婚妇女的常见病。当时医生,写在病历上的不过是“宫血”,与有没有男朋友,结没结婚根本没关系。
辞工后,我皱着眉头整整吃了三个月中药,半年后,脸色才逐渐红润起来。
当我在键盘上敲完上面的文字,一位衣着褴褛,拖着残腿的老人家蹒跚着上门乞讨,“可怜可怜我吧,我刚走了儿子..……”
我从裤袋里摸出了十块钱递给他,这种事经常有,真假也不待考证,我大概是见一次帮一次。
老公经常批评教育我:“你傻不傻,好歹你得验证一下人家是不是真的没了儿子,是不是真的没有劳动能力。特别是那些装聋作哑的乞讨者。”
我只是见不得人家在我面前可怜,看来以后我还得学会分辨什么是真可怜,什么是装可怜。
网友评论
那时候我刚到温州,正是夏天,我送一个老乡上班,回住处时正好路过一个工地,当时正是中午,工地没什么人,我突然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农民工的人急匆匆从我身边骑过,差点撞到我,在不远的地方掉下一个塑料袋,里面依稀可以看到几叠红票子,我本来想叫住那个人的,只是当时觉得又有些不对,但又说不出来,这是后面又跟了个人,他拍拍我肩,让我跟他一起去捡钱,我想起我爸说的骗局,吓的我要命,赶紧跑,直到遇到人才敢停下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