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1602年，万历皇帝怒不可遏地批示了一道奏章：李贽妖言惑众，立刻逮捕归案，所有写的书全部烧毁，不可留存！（《明神宗实录》）
朱翊钧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看似身处深宫，不问朝政，实际上却有一群极为敬业的特务日夜刺探消息，把京城内外的“新鲜事”不断报告给他。因此他早就听闻了李贽其人，当御史弹劾的奏章呈上来时，他原本迷乱的醉眼忽然闪出了一道寒光：此人必须严惩！否则天下哪还有读书人为国家尽忠？（复安得节义忠孝之士为朝廷所用？）
此后四百年间，每位统治者都对李贽深恶痛绝，稍有风吹草动就颁布查禁李贽书籍的命令。《四库全书》在提要里特意写到：“李贽伤风败俗，不把孔子放在眼里，这样的人就是该杀，写的书也都该烧了。”但是封建统治者们的暴力措施却得到了恰好相反的结果，有的士大夫宁可不读四书五经，也要藏一册李贽的著作当宝贝。他的思想甚至还漂洋过海，影响了日本明治维新的理论奠基者吉田松阴。
关于这位李圣人的传奇，我们还得从海上丝绸之路说起。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到了元朝，这里成为了当时的世界第一大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港口停满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商船，走在泉州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肤色各异的商人。比如曾有位葡萄牙商人盖略特·伯来拉，他后来回国后专门写了本《中国报道》，里面详细记录了他在泉州、广州见到的热闹景象。
在这繁荣的海外贸易中自然也诞生了不少本土的富商巨贾，其中就有李氏一族。但好景不长，明初开始实行海禁政策，其后越来越严格，原本的商人别说做生意了，就是去海里游个泳也能被官府抓起来当勾结海盗论处。于是原本经营着跨国公司的李氏家族开始逐渐衰落，到了李贽的祖父一代，已经沦落为彻底的贫农。所谓家道中落，往往使人倍加痛苦，若是代代贫农倒反而叫人心安理得。所以李贽的祖父是夜夜辗转难眠，祖辈周游各国的海上传奇似乎还在昨日，那片充满梦想的汪洋就在眼前。海禁的政策虽然在前朝也多有过多次，但往往执行不严，政府最后仍以开放的姿态对待沿海一带经商。可如今世道却完全变了，海禁之策越来越严，日子已经难以支撑下去了。
于是，祖父做了一个决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要让子孙后代读书做官！他不知道这个决定改写了中国的思想史。
不得不说他做了正确的决定，祖辈血液里的精明给了他理智的判断。当然也有很多人做了错误的判断。后来的倭患，其实大部分都是沿海一带的百姓（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明史·日本传》），这帮人一不能经商，二不能捕鱼，三不会种田，除了抢劫和要饭实在没有太多选择。毕竟大部分人还没有读书的机会。而真正的倭寇其实都是中国人手下的马仔，几乎所有倭寇的头目都出自福建浙江一带。在当时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问题的根本原因，上疏“倭寇和商人，是同一伙人。开放市场倭寇就变成商人，禁闭市场商人就变成倭寇。”可惜那时还没有人大代表可以举手，国家的政策都只能盼望着明君，原本的经济问题被当成了民族矛盾，其后几十年没消停过。
李贽的父亲便放下了珠算，拿起了文墨。虽然没能入朝为官，但却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私塾先生），书香门第好歹开了个头，为后代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而这位人民教师不光教书育人兢兢业业，还是一个非常善良正直的人，自己穷的响叮当，可听说朋友无钱办婚事时，就把自己妻子的首饰卖了借钱给朋友。这样一位有风骨的知识分子，也对以后李贽性格的形成影响深远。
（二）
嘉靖六年，李贽在泉州出生，字宏甫，号卓吾。而另外一个人，却要走向自己人生的终点了。冥冥之中似乎就有种薪火相传的宿命，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王阳明。如果说王阳明是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先导，那李贽便是这一启蒙思想最鲜明的旗帜。关于李贽和阳明心学的渊源我们后文还会提及，此时还是先来看看李圣人童年故事吧。
凡是牛人，似乎都是从小就与众不同的。李贽也是如此，他七岁开始跟着父亲读书，十二岁就写了篇令众人啧啧称奇的文章——《老农老圃论》。老农老圃是论语中的一个典故。有人问孔子：怎么种田啊？孔子答：我不如老农民。那人又问：怎么种菜啊？孔子答：我不如老菜农。等那人走远了，孔子说：这人真是个小人！李贽的文章具体写了什么现在无从考证，只知道他对这件事里孔子的看法是：我早就知道孔子要这么说了，当年荷蒉老人家批评他，他就不能忍（吾时已知樊迟之问，在荷蒉丈人间。然而上大人丘乙己不忍也）。
真是的初生牛犊不怕虎，要知道那个时代里孔子可是连皇帝都要顶礼膜拜的圣人，而李贽小学没毕业就敢出言不逊了。不过孔老夫子要是知道李贽后来的离经叛道，这篇小作文实在不值得置气。
天资聪颖的李贽继续跟着父亲读书。可这书越读，李贽心里越痛苦：怎么我对经书的理解总是和朱老夫子不一样呢（不能契朱夫子深心）？朱夫子就是宋代大儒朱熹，明清两代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这不光是对文体有严格的要求，内容也必须以朱熹写的《四书集注》为准，考生不能有半句自己的观点，否则到了考官那就是废纸一张。
于是这位“有想法”的年轻人渐渐的开始动摇了，读书时总容易走神，看到那些满口纲常伦理的道学先生就觉得反胃。这个症状我们俗称厌学，厌学情绪严重的李贽决定干脆不读书了，反正这书上写的我都不认同，读了又有什么用？
没过几日，李贽又捧起了《四书集注》，原因倒不是他顿悟了，指望他忽然理解朱老夫子是不大可能的，听见“存天理，灭人欲”这几个字他都要吐。主要原因还是他实在没其他事可干。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过他不愿花太多时间钻研那些自己不认可的假道学上，反正最终目的是为了考试，他选择了一条捷径——背诵满分作文。没错，那时候发行量最大的不是《论语》，而是那些被考官大人点中的文章。于是李贽就专找些范文，每天背几篇。写八股文时就把肚子里的满分作文拿出来四处拼凑，居然也写的很不错。其他时间，他就用自己的方式去钻研圣贤之书，比如那本据说是外星人留下来的《易经》，倒也自得其乐。
（三）
时光荏苒，二十一岁的李贽迎来了自己人生第一件大事——成婚。这个年龄成婚在明朝算是晚婚了，明初曾要求民间婚嫁按照《朱子家礼》，即男16岁，女14岁。而李贽之所以晚婚也和家庭贫困有很大关系。他自己是长子，还有弟妹七人，全都靠着父亲做私塾先生的微薄收入苦苦支撑，母亲则在李贽六岁时就离开了，其家庭的窘迫可想而知。妻子黄宜人，此时年方十五，虽家庭也不富裕，但也是书香门第，性格温柔敦厚，嫁给李贽后吃苦受累毫无怨言。
此后几年，作为长子的他为了糊口不得不四处奔波，毕竟要是饿着肚子，多深奥的哲理都无法探究。其中有一次他就差点饿死，大雪连下了三天三夜，他寄居在主人家已经绝粮七日，还好后来主人看他可怜施舍了些食物给他，他立即狼吞虎咽，连吃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孟子曾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按这个标准，李圣人是越来越符合条件了，何止是“饿体肤”，差点就饿的直接去见孟子了。这样看，上苍真的是有意栽培这位思想独特的年轻人。
嘉靖三十一年，李贽二十六岁，这一年他的命运即将改变，因为每三年一次的乡试将在八月如期举行。
李贽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他已经熟背了五百多篇满分作文，充满自信。他心里根本不屑：那些考官哪里都懂得圣人的真谛呢，科举不过是一场剽窃的游戏而已。（此直戏耳！）
所谓自信一般分两种。一种是没有认清形势，盲目乐观。另一种是看透了事物的本质，举重若轻。而李贽恰好就属于后者。他上了考场，把肚子里的五百篇满分作文重新编排了下，而后果然一举得中。命运女神终于给了这个年轻人一抹微笑。在此之前，李贽的个人经历可谓是悲惨世界，他幼年丧母，身为长子是又当大哥又当老妈，为了生计四处奔波，有次还差点饿死。这样读书时间本来就少，还总是看读一半就走神，骂两句教材的编者。而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一试即中，充分说明了这位年轻人不光有着顽强的意志，还有着超出常人的天赋。所谓“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对李圣人来说应该是相当符合条件的。
中举固然开心，可是眼下李贽却高兴不起来，他必须要做个艰难的决定：要么报名进京继续参加会试，要么直接在吏部挂名等官做。可要是继续考，这来回的盘缠，按家里的经济情况很可能凑不齐，而自己的投机取巧到了京城还真不一定管用了。当时很多乡试时所谓的神童、大才子，到了人才济济的京城都通通不灵了。况且弟妹还都未成婚，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几番权衡，李贽还是决定直接去吏部报道。
（四）
举人做官有很多限制，首先要等，等位置空了，有了指标才能轮到你，时间不定，几个月到几十年都有。其次给你的位置可不是啥肥差，著名的海瑞先生（和李贽同时代）也是举人做官，第一份工作是福建南平的教谕，是管理当地县学的一个职位。按照品级划分，属于“不入流”，也就是连从九品都够不上。无独有偶，李贽等了三年等来的就是这样一份工作——河南辉县教谕。
李贽接到任命后内心也是百般不乐意，原本想着在南方得一小吏赡养父亲就足矣，这一走河南万里，反倒成为家里的担忧。可是上命难违，就和我们高考失利的同学一样，只有大学选你的份，没有你选大学的资格了。
在河南任教谕的五年里，李贽骨子里的桀骜不驯又一次展现出来，不是今天和教育局领导闹矛盾，就是明天和县令老爷唱反调。不过这并不是令李贽最痛苦的（痛苦的应该是那些老爷们，毕竟这样的愣头青也不多见），真正让愣头青李贽痛苦的是一直“落落竟不闻道”。这真的是一个奇怪的年轻人，明明家境也不富裕，每天想的不是白花花的银子，而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
古往今来，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的终极目标不是财富和地位，上帝在创造他们的时候似乎就设定错了目标函数，他们穷极一生都在追求一个虚无缥缈的“道”，这个道真的是说不清也道不明，有的人说它是宇宙的本质规律，谁顿悟了它谁就明白了世间的一切道理，所以一批批痛苦的哲学家毕生都在苦苦探索，甚至觉得“朝闻道，夕可死矣”
显然，李贽还未“得道”，不过李圣人您也不用着急，上天没有抛弃你，总有一天你会“闻道”，不仅如此，你还会将其发扬光大，流传百世。这都是后话了，嘉靖三十九年，李贽三十四岁，他收拾好了行李准备卷铺盖走人，原因是他升官了——南京国子监博士。
明朝有两个首都，南京称为留都，所有官员设置都和北京的一样，因此也有个国子监，而国子监就是古代的最高学府，相当于今天的清华北大。国子监博士相当于教授，虽然南京国子监地位不如北京国子监，但相比河南的县教育局这里已经富庶很多了。尤其到了嘉靖年间，国子监已经不像开国时那般学风优良了，很多读国子监的都是花银子交“择校费”入学的富商子弟，逢年过节给老师送个礼也都是人之常情。所以，这是一件看上去有些反常的事，李贽和上级的关系并不融洽，这个光荣作风在他今后的官场生涯中一直如此，但同样没变过的是他总能得到一部分人的赏识，得到升迁的机会。尽管没有详细的文献记载，但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李贽的政务能力很强。这有点像我们的企业管理，这类人我们称之为“狼”——不听话却有能力，如果每个人都是听话却无用的“羊”，那大明公司也活不过两百年。
等到了南京，本以为可以在国子监开始幸福快乐的日子了。未曾想，接下来的几年却是李贽噩梦的开始......
李贽上任后数月，便得到了父亲的讣告。于是立即离任回家丁忧，李贽和父亲感情深厚，不过他还没有时间悲痛，因为此时倭寇正横行福建，李贽的祖居已经毁于战火，举家几十口人都入城避难，李贽回到泉州后立即投入了守城的战斗，日夜登城参加守备，还要抽出时间为几十口人的生计奔波，可谓是心力交瘁。
在泉州守丧三年期满后，李贽携妻儿入京候缺，这一等又是十个月，期间已是穷困至极，一家人几乎无以为继，好不容易等到北京国子监博士的空缺，祖父的讣告又传来，此时次子也因为颠沛流离的生活夭亡。由于父亲已不在，李贽必须替父丁忧。如同三年前一样，刚上任便要离任，但此时他实在囊中羞涩，根本无力再携妻儿回乡，只好把朋友赠送的“份子钱”一分为二，一份留给妻子黄宜人在河南辉县置了一份田地，供其生活。一份自己带着回乡办理丧事。
三年守丧完毕，李贽风尘仆仆的来到辉县，见到妻子时已是泪流满面，问起近况却得到了一个更加令人心碎的消息：李贽走后，河南遇到饥荒，二女儿和三女儿都已在灾年中夭亡。李贽闻言痛不欲生，却仍要好言劝慰妻子。毕竟这几年，没有人比这位母亲更加痛苦，身边没有一位亲朋好友，又遇到灾年几乎没有收入，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一个个饥病而亡，而这些全部都要一个女人独自默默承受。
这六年可能是李贽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两次升迁都不及数月，期间又经历了战乱饥荒和父祖儿女的离世。这样接二连三的打击，绝非常人可以接受。所以，真实的古代人民的生活真的不是影视剧里那般悠闲，明史里“大饥，人相食”这样血淋淋的字眼总会在不经意间就击穿你的同理心。
生活总要继续，生下来就得活下去，李贽很理智，最紧要的是心中的“道”尚未领悟。在河南稍作整顿后，他就带着妻子还有大女儿继续前往北京候缺。
（五）
这次李贽没有等多久，很快得到了任命——礼部司务，这个职位按品级划分是从九品，和离任时的国子监博士相比不仅官低两级，还是个又苦又累又没油水的活，主要任务就是整理和抄写文书，一般人分到这个的岗位都宁愿辞官以示不屑，但李贽别无选择，他首先要活下来，故作清高并不能养活自己的妻子和仅剩的女儿。
于是李贽开始了抄写员的生活，按说这样一份打杂的活，任劳任怨干就是了，可李贽毕竟不是一般人，小学没毕业就敢批评孔子了，部门领导就更不在话下了。礼部的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国子监的祭酒、司业等等都和李贽闹过矛盾，要知道在这份名单里，可都是所在部门的最高官员啊。一般人溜须拍马都得排队，可李圣人却得罪了光，根本不顾及自己的仕途。
我们常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可现实是，这个社会的潜规则就像一股洪流，无论是谁，你的人格棱角有多么锋锐，随着时光的流逝总会被磨得圆滑平整。而李贽的人格可能就是块金刚石，任谁都无法磨平，却也因此才能发出璀璨的光芒。
犹记得当年初读四书五经，先辈圣贤的见解总有不合乎自己内心的地方，到如今京城为官，上级的命令也常常和自己相抵触。难道自己真的是个异类？难道自己真的就这样不容于世？
一个人最孤单的时候不是身边没有人，而是身边每一个人都认为你的想法很可笑。
还好，李贽发现他不是个异类，他遇到了个人——李见罗。这个名字大家并不熟悉，不过这个人有个老师叫王龙溪，此人正是王学浙中派的创始人，他的师父也就是鼎鼎大名的明朝第一牛人——王阳明。
王守仁的英勇事迹自不必多言，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里平定过藩王造反，荡平过几省的盗匪，还创立了中外闻名的“心学”，后世无数的文人武将都将阳明心学奉为圭臬。无独有偶，王守仁也是从小就开始怀疑朱老夫子的“格物致知”，据说有次按照朱老夫子的方法“格竹子”，最后竹子没有参悟，反而不小心受了寒病倒了好几天。所以后来王先生费尽心力，几十年如一日苦苦思索，终于恍然大明白，在龙场悟道成功，才创立了心学，成为宋明理学以来最大的一次思想改造。
关于理学和心学的争论，著名史学家黄仁宇曾这样说：“心学派反对理学派累赘的格物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由自在”。这样的观点，终于契合了李贽的内心，他生来就厌倦那些毫无用处却又冠冕堂皇的假道学，从来都是顺应内心向外界表达自己，哪怕被人当做异端邪说。这样，李贽一直以来心中的苦闷终于找到了一丝寄托，他终于发现这世上还有这么一个人能与自己心灵契合，所谓“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想必李贽深有体会。因此这几年中，李贽虽然工作未必如意，却因为钻研心学而别有一番乐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五载春官，潜心道妙”（春官，非春宫，是礼部的别名）
（六）
时光荏苒，又是五年过去，四十五岁的李贽终于又升官了——南京刑部员外郎。之前提过，南京是明朝的留都，北京的政府班子南京全有备份，不过也因为只是备份，所以没有太多实权，很多京官被排挤后往往就会被调任南京。但对于李贽来说，这次调任却是求之不得的。首先员外郎的官级已经是从五品，俸禄从五石涨到了十四石，不过最吸引李贽的绝不是江南富贵乡的繁华，而是另一样东西，一个学者们最向往的环境：自由的讲学。
南京远离政治旋涡的中心，当时信息传递也没那么快，妄议了朝廷大计，有关部门也没那么快追踪到，加上又是江南富庶地，很多学者没有经济负担。所以当时这里几乎成了各路学者讲学的天堂。这帮人从孔孟老庄到新出的某个政令，日日相聚在书院侃侃而谈，各抒己见，颇有当年百家争鸣之风。但后来朝廷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察觉到这个风气蔓延的越来越快，而且听到了很多对朝廷政策的“非议”，于是数次下令打压这些书院的讲学之风。经历几次镇压之后，到天启年间终于封禁了天下所有的书院。这都是后话了，至少现在的李贽还可以自由说话。
李贽在南京可谓是如鱼得水，常常与各种学派的人论学，甚至包括了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两人从天体运行到几何数学，从四书五经到上帝创世无所不谈，而且越聊越投机，其中对“日心说”李贽就深以为然，可见他对真知实学的渴求，哪怕“天圆地方”已经深入人心了上千年。后来两人都在各自的著述中都记录了这段佳话，二十年后，利玛窦在路过济宁时还特意又拜访了李贽。
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李贽的思想开始不断地与人碰撞，其中影响最大的正是心学中的泰州学派，而此派最鲜明的特点正是反对传统儒学对人性的束缚。也是在这里，李贽终于悟出了那个苦苦追求的“道”
此时的李贽已经年过半百，从读书时对孔子朱子的怀疑到对科举八股的蔑视，从儿女的接连夭亡到官场上的各种不如意，李贽都走了过来，他经历了太多生离死别，那些被战火、饥荒逼得“易子而食”的大明百姓都还清晰的印在脑海里，而那些“大人”们，口口声声的为社稷百姓，实际却都只为自己富贵荣华而已！（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李贽终于喊出了自己的心声，他站在讲坛上，目光坚定的看着那些年轻的士子：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成为圣人绝不是要去装成一个忠孝节义的仁人义士，圣人之道只在四个字：穿衣吃饭（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焚书》）
李贽在这里终于彻底走到了程朱理学的对立面，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为了遵守天理，就要放弃人的七情六欲，饿死是小，失节事大。而李贽却说除了穿衣吃饭就没有其他“天理”了，人的基本需求就是最大的天理。
这一幕，我们似曾相识。在欧洲历史上，也曾走到这样一个节点：教会们打着上帝的幌子，拼命压榨百姓，表面上都是要为你“赎罪”，帮你进入天堂，实则是以此为借口让你毫无怨言的接受苦役、捐出财物。这段时期也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Dark Ages）。而随着历史的推进，人们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在现世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在欧洲爆发，最终把欧洲推向了近代科学之路。
一百年后，李贽也在地球的另一端喊出了同样的声音，他新奇的主张很快在群众间口口相传，许多学生都趋之若狂，只要他一开讲，连山村里的一些妇孺都要抢着去听。
其实，李贽只是说出了当时底层百姓心底最真实的声音：我们需要的是活下去的尊严，而不是统治者为了巩固利益制定的道德准则。
这，便是人性的光辉。
可惜在这片大地上，这亮光仍然显得太过微弱，当时的社会还缺乏太多改造的条件。李贽并不能掀起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国与欧洲在这里各自走向了不同的归路。
从此，李贽便被传统儒学家们打上了“异端邪说”的标签，而这样的“罪名”也注定了李贽最后的结局。但现在说结局还为时尚早。万历五年，五十一岁的李贽又迎来了新的任命——云南姚安知府。
（七）
当时的云南不像现在的旅游景区，相比南京几乎是未开化的地区，而且少数民族聚居，民族间有时也会爆发冲突。李贽虽然是个哲学家，但治理政务也很有心得。他到任后，一直务求政令简化，以德化人，还热心于公益事业，比如他修桥开路，以方便当地人通行（连厂桥，在城西三十里，明万历间知府李贽建《姚安县志》）。三年任期满后，李贽离开姚安，当地的百姓都争相拦在车前，不愿放行，而李贽的行李里除了几卷书别无它物（士民攀卧道间，车不得发。囊中仅图书数卷。《云南通志》）。
李贽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他痛恨那些不作为的虚伪官僚，从不高谈阔论什么忠君爱国，他只关心百姓的衣食住行，他做到了，百姓给了他最公正的评价。历史从来都是这样，无论谁诋毁一个人是怎样的异端邪说都无济于事，只有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可以给出最公正的评价。
离开云南后，李贽便辞官去了湖北黄安，寄居于一位好友家中。原本按他在云南的政绩是可以官升一级的，但是他已经彻底厌倦了，高官厚禄从来就不是他的追求。二十余年的宦海沉浮，他看清了这个污浊的官场，他无力改变。对他而言，他的余生只剩下一件事：读书著述，讲学授业。
在他接下来的二十余年里，他潜心著述，提出了更多激进的见解，比如他反对男尊女卑，提倡男女平等；认为天子和普通百姓没有差别；提出不能以孔子的观点判断是非对错。。。每一条都和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也是因此最终招徕了杀身之祸。
（八）
万历三十年，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
“李贽壮年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偶配，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拉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于明劫人财，强搂妇女，同于禽兽，而不足恤。。。”（《明神宗实录》）
在张大人的笔下，李贽俨然是一个整日狂言乱语、强抢民女的疯老头，而且这个疯老头写的书已经在天下流行，要是再不拿他问罪就要贻祸后世了！
万历皇帝当机立断：“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留存。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坊参奏来，并治罪。”
此时的李贽已经年逾七十，正寓居在通州的好友马经纶家，锦衣卫到达马家后，大声喧哗。李贽正躺在床上，他已恶疾缠身，早就在为身后之事准备了，听到声音后他便询问马经纶。
马经纶无法隐瞒，只好回答“是锦衣卫到了”
李贽立即起身，大声说道“是为我来的，把门板拿来”，然后便躺在门板之上，正色道：“走吧！我是有罪的人！”仿佛这一刻他已经等了很久。
马经纶闻言泣不成声：“朝廷说您是罪人，而我私藏了有罪之人，我愿一同赴死！”于是，马经纶不顾仆人的劝阻一路跟着锦衣卫，照料李贽。
第二天，镇抚提审李贽，问道：“你为什么乱写书”，李贽毫无惧色，答道：“我写的书很多，但都对国家有害无益！”提审官闻言苦笑一声，感叹眼前的这位老人居然还如此倔强。他哪里知道，这位老人已经倔强了一辈子，又岂会在此刻低下头？
审讯没有结果便结束了，三日后，李贽留下一首绝命诗，绝食而亡。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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