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大年三十发生的张扣扣报复杀人案，又掀起了一场舆论狂欢，无数人将张扣扣赞为孝子、侠义、英雄，甚至中国最后一个男人，也有人将此斥之为嗜血、戾气、狂乱，但是后一种声音，却像浮萍一样，被巨大的漩涡吞没，就像不存在一般。
每一个热点出现，差不多都是同样的情形，基调一旦定下，那就很难翻转，所以这完全不必大惊小怪。
摆事实讲道理，批评前者不智的人，料想也都看过武侠。有恩必报，有仇必还，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甚至于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这却是我们从来沉迷的宣泄，渴望的痛快。
有了快感你就叫，我们的打开方式一直如此这般。
《赵氏孤儿》当年的复仇，不是曾牵连无数无辜，造成600多人被杀吗？但我们谁在乎这些？
《窦娥冤》又何尝不是复仇的主题？现实解决不了的，那我们就弄一场大雪出来，惊动上帝。
总之公道不存，怨气难平，我们誓不罢休，方式方法不重要，结果最重要；复仇就是正义，复仇足以淹没一切，我们能够做荆轲的，就去做荆轲，不能做的，也必得意淫才可。
真正说起来，这事其实也怪不得我们，我们的这种思维、情感、行为逻辑，可是有深厚的渊源的，它们也自有人性、人情、道德，乃至法律的合理性，东方西方概莫能外。
人类历史，无疑就是一部复仇史，世界各国无一不曾经历过任意复仇、限制复仇，到国家统一行使刑罚权的漫长过程，只不过我们的复仇史的确有相当浓厚的中国特色罢了。
中国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传统的国家，我们的至圣孔子，就提倡复仇。
儒家以孝为先，以孝治国，所以孔子就曾说过这样一些话： “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今君之耻犹先君之耻也。”国君代表的就是国家，所以国与国之间就必须天天卧薪尝胆，复仇，打来打去。只不过孔子还曾加上一句“复仇不除害”而已，这意思就是你得有一定限度，不能杀平民，不能赶尽杀绝。
“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亲无辜被杀，你随便复仇行了，这没什么限制。“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父亲有罪被杀，这不能复仇，不然冤冤相报何时了。
春秋那个无政府时代，于是就因此动不动互相攻伐，哪怕为一句话也得打，不打就不忠不孝，非人类，非人子，弄得权力、地盘之争都披上礼法的外衣。而至于是否真能“复仇不除害”，这就没人管了。
而私人，依附于公侯的，那就为公侯杀，为人子的，那就为父母杀，他们有时候也为兄弟姐妹朋友杀，不杀就不但不忠不孝，当然也不侠不义，所以整个社会也就都为此相杀起来。至于限制与标准，到此那当然又是虚设。
中国历史上这类复仇的故事比比皆是，光血亲复仇就不可胜数，我们不妨来大致看一看它的情形与沿革。
韩非子曾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其实指出的也是儒为侠之根源，所以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复仇之风就很剎了剎，但是等秦灭汉兴，独尊儒术，血亲复仇就又成了时代主流了。
第一例。
东汉建武二十五年，徐州广陵郡堂邑人防广为父报仇杀人，被抓入大牢，这期间母亲死了，他整天哭泣不吃饭，县令钟离意于是就不顾别人劝阻，放他回家办丧去了。
钟离意当时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是不料防广后面还真的又回来了，结果钟离意的上司就因此免除了防广的刑罚。
防广那时复仇杀人还要坐牢，这说明汉初尽管提倡孝道，还并不特别支持复仇，这事只有到了建初年间，才完全不同。
第二例。
建初年间，有人杀了侮辱其父的人，汉宣帝亲自下诏，免除死罪，于是一部《轻侮法》横空而出。杀死侮辱父母的人都可以免除死罪，这大概是中国的第一部复仇法。
第三例。
《轻侮法》是汉和帝废除的，这是由于尚书刘敏以此导致大量冤案假案，两次上书所致。然而法虽废，复仇之风不改，朝廷上下对此类复仇的态度也依旧异常宽容。
北海国“辱母杀人案”主犯毌丘长入狱，国相吴祐居然为难，他说，赦免你不合法，严惩你我又于心不忍，怎么办呢？
毌丘长甘心伏法，吴祐却偏偏下公文到地方，把毌丘长的妻子带过来了。他让毌丘长夫妻在狱中同居，直到毌丘长老婆怀孕了，这才觉得对得起自己。
毌丘长死罪难饶，最终自杀，但是这件事却无疑说明，当时的社会道德是严重倾向于他的。
第四例。
汉灵帝时候，酒泉郡一个姓赵的被人杀死了，不久他三个儿子也相继病故。自古从来都是子报父仇，所以仇家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然而不料赵家的女儿赵娥，却负担起了这项重任。
她天天坐着用帘子遮挡的车子，在路上等，一等就是十年，直到亲手杀了仇人，这才完事。
赵娥随后投案，这本来是要处以死刑的，但是县令尹嘉却连官也不做了，保护着她一起逃亡而去。
第五例。
汉灵帝时候，还有大才子何颙代替死去的朋友，为父复仇的事情，这让他更加名声高涨，而名臣阳球最初的孝廉之位，却干脆就是报复辱母之人得来的。
他灭了人家全家都没有事，那当然还因为他阳氏家族在当地为世代豪强，地方政府根本不敢拿他开刀。
复仇这种事，尽管背景相同，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待遇。
第六例。
三国曹操、曹丕父子，是严禁私仇的，曹丕甚至加大力度，规定私自复仇者，株连九族。后面晋朝沿袭其法，此类仇杀大大减少，这当然算是礼法的一大进步。
魏晋南北朝虽然乱，但文化中对于生命的重视，人性的解放，却不同以往，所以这时候的桓温复仇，不可一概而论。
桓温19岁手刃杀父仇人，声名远播，可他的仇人却还是乱臣贼子。
晋朝为避免复仇、械斗，甚至还曾出台一项政策，将相仇的两家远地迁徙，这真是不遗余力。但是这项政策，也正说明了复仇观念的深重，实际上千里杀人的案件也仍有发生。
第七例。
政府无力的时代，自救自发报复的事总避免不了，唐玄宗时代的孝子杀人案，最能显示出社会的舆论导向。
开元23年，13岁的少年张瑝和11岁的弟弟张琇，因为父亲被陷害致死，居然在洛阳官道上将侍御史杨万顷杀死，这一案件震动全国。
民间舆论一致倾向这两个少年，地方官不敢擅自做主，只好请朝廷定夺。当时包括张九龄在内的很多大臣都认为应该宽恕轻判，但唐玄宗同意李林甫等的意见，认为孝子复仇值得同情，但杀人免罪的头不能轻开，所以他亲自下诏杖杀了两个孩子。
一时间舆论哗然，有人出钱安葬两兄弟，还有很多人专门为他们写了悼文。
法律人情没有兼顾的唐玄宗，因此在此处大失民心。
第八例。
唐玄宗是如此做的，可是唐宪宗却在几十年后，只将为父报仇杀人的梁悦打了一百杖，流放了事。古代的法，原本就没有确切依据，灵活得很，不知道你是否真愿意生在这样的时代。
第九例。
法律条文明确支持复仇的，尤其是元代，这些朝代的事不须多说了。
继元代之后，明清则对复仇一般都处以杖刑、流放，这除了春秋战国和元代之外，算是最轻的刑罚。
民国已进入近代，那时候由于西方文化理念及法律的引进，当然不支持复仇，但是国人骨子里的东西却还是照旧。各种复仇案依旧层出不穷，这其中最著名的还属侠女施剑翘案。
施剑翘为父报仇，杀了大军阀孙传芳，她的无罪开释，却不仅由于民间舆论和社会各界的同情、理解，还因为参与联名要求特赦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就多达50个。
“施剑翘因其父施从滨曩年为孙传芳所惨害，痛切父仇，乘机行刺……论其杀人行为固属触犯刑法，而以一女子发于孝思，奋不顾身，其志可哀，其情尤可原……特予赦免，以示矜恤。”国民政府特赦令中的这些话，已足见复仇观念影响之深远。
“不复仇而怨不释。”法律无非人情，复仇自然有其合理性，此正如日本著名法学家穗积陈重所言：“人们不会依赖无法令人满意的法律。”
只不过我们所置身的复仇文化基础，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若干复仇文化，却并非一概合理、可行。
复仇泛滥，只会造成无数杀戮，弄得人同兽类，国将不国。由国家公权力，取代个人对他人的生杀予夺之权，这是人类发展、文明社会的必须。
法律本身也是一种报复制度，只不过换了主体，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上。
人类的复仇愿望是很难消除的，私仇丛生，正是因为法律缺失，坏人得不到有效惩罚，正义得不到伸张所致。
仅仅有法可依是不够的，真正能做到有法必依，这才行。
刑法由报复理论、威慑理论，转向保障理论、改良理论的道路还很长，要想通过让人知道什么是罪，做不得，就达到目的，至少眼前看来，这还只是一个美好的希望。
所以张扣扣案，并不能孤立去看，即便它不是大众臆想的那样，也不能孤立去看。它背后所彰显的复仇文化、复仇心理，如果不能正视，这必然会导致更多的悲剧发生。
让原始的私力救济绝迹的，不是司法限制，而是司法完善、司法公正和文明程度，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无疑正坏在所谓的“灵活”处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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