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世界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瓜分控制。主要由地主、官僚和商人转化过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企图利用清朝皇帝的权力进行资本主义改革。
康有为，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以一介书生，积极投身改革斗争。1895年，联合一千三百多应考举人上书皇帝，反对卖国投降的条约，为近代有名的“公车上书”。先后七次上书，力主改革，于1898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发动变法。“百日维新”，很快被以(慈禧)那拉氏为首的封建顽固派镇压，光绪帝被软禁，康有为被迫流亡国外。
谭嗣同，出身封建官僚家庭，是维新运动中的激进人物。1895年，与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结识，积极宣传变法。1898年，参加康有为的新政，失败后，因“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慷慨赴死。
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介绍西方近代哲学、逻辑学、社会学、经济学思想。以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为框架，建构起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完全近代意义的哲学体系。
自然观上，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科学内容的说明。康有为的“元气”说相对比较肤浅。“元者，气也。”不同与传统的气学，以星云的形成，解释元气构成天地是由于一种“瓦斯”物质的气。其动力归为“觉知”，传统的“神”，具有精神性。“元气”也是“知气”，如“电”，变化莫测。把精神现象看成和物质一样的东西，“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人人皆有之”，得出“物我一体，无彼此之界”的结论。以“元”为本而落脚到以“仁”为本，陷入“大同”理想的空想主义。
谭嗣同直接受康有为思想的影响，自然观的基本范畴是“以太”与“仁”。“以太”是一种弥散太空的新物质。把当时发现的六十四种元素都统一于“以太”，世界统一于“以太”。又混淆物质与精神的界限，“以太”又“为脑气”，与精神性的“仁”、“心力”等同。这样又把“仁”作为世界的本源与康有为一样把科学内容与哲学思辨做简单的糅合。
严复的自然观具有完全近代意义的科学宇宙论。宇宙万物统一于物质性的“气”，为经典物理学讲的“以太”，又根据力学，赋予“气”具有质点、吸引力、排斥力新的科学内容。也所以，宇宙演化在于自身的物质性与运动性。“物自为变”就是“天演”。严复又论证了宇宙演化的形式，一是“翕以聚质”，指质点在相互间吸引力的作用下集聚形成的物体。二是“辟以散力”，指质点在集聚过程中产生热、光、声和运动，散发出能量。
三者的自然观表现了近代中西方，新旧思想的混杂，尤其西方的各种哲学思想以及科学内容，造成更多的混乱和矛盾。再加上传统文化的不可舍弃，佛教思想在近代的影响。虽然三者的自然观都是出发于物质的自然观，最后却转向唯心主义倾向。
康有为哲学中最富积极意义的思想，是强调“全变”的进化论。改造《周易》主张“变易”的发展思想，又容纳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提出“天道尚变”的宇宙发展观。突破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器可变，道不可变”的局限性，康有为着重阐发了社会制度的进化与变革问题。“全变”包含“变器”、“变事”、“变政”、“变法”四层。“变法而强，守旧而亡”，明确提出变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
依据“全变”的进化论，利用《春秋公羊传》，康有为阐发“三世进化”的历史观，提出大同理想。根据三个历史时代的文明特点，康有为把“升平世”称为“小康之世”，把“太平世”称为“大同之世”。中国二千年来一直处于“据乱世”，通过维新变法，可进入“升平世”，继续发展就是人类进步的理想境界，“大同”社会。肯定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过程的同时，讲循序渐进，没有飞跃。
为实现理想，具体提出托古改制论作为变法的理论武器。其中在《新学伪经考》中，把古文经学派所尊奉的儒家经典都宣为“伪经”，主要是“汉学”和“宋学”。严重打击了封建顽固派守旧思想，此著作遭清王朝的禁毁。又发表《孔子改制考》，称孔子作六经，托不可察伪造的“圣人”提倡民主政治。认为民主主义就是《春秋》中的“微言大义”。
谭嗣同受王夫之影响，继承其“天地之化日新”的历史观，认为“新而又新”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普遍法则。在论述事物变化日新的思想中，谭嗣同阐发“异同攻取”的观点，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事物发展的动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然而，却提出“破对待”，即取消矛盾对立的观点。表现在维新派对“大同”世界的幻想上。
又接受王夫之的“无其器则无其道”的思想，主张“道”随“器”而变。“器”指社会，“道”指社会制度。谭嗣同力倡变法维新，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
首先他谴责了顽固保守的封建王朝，抨击清王朝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罪行。直接地面向当朝朝廷，警告不进行变法，人民只有走武装起义革命的道路。其政论中的反清王朝倾向，是为维新派中最急进的思想家。
按照“民约”论的观点，解释君主制度的起源。批判封建专制，违背了先有民后有君的初衷。进一步批判封建纲常名教，所谓“名教”是上者用来压制下者的工具。批判三纲五常，无论君臣、父子、夫妇，其关系都是平等的。在反对旧文化和旧道德的斗争中，谭嗣同提出建立“孔教”，宣扬人道主义。其“仁学”便是自由、平等和博爱。
严复在分析西方各国的富强时，将学习西方自然科学提到了首要地位。进一步，说明西方自然科学的发达是西方文化发达的主要表现。在学术上，要求黜伪崇真；政治上，要求屈私为公。介绍卢梭的天赋人权论，说明唯物主义在西方的确立。以此论述了自由和民主的优越性，批判专制君主的“大盗窃国”。专写《辟韩》一文，批判韩愈的圣人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才是社会的真正的主人。
吸取西方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严复提出经验论的认识论。继承洛克的“白板”说，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更指出感觉经验对认识活动的限制作用，人总是不能认识超验的本体。相对的，对先验论进行了批判，中国传统思想里，大部分都是先验论的，或者把“圣人”赋予先验的力量。严复重视西方逻辑学，特别是培根的归纳逻辑。从“实测内籀(归纳法)之学”，对“旧学”的无用、脱离实际进行批判。驳斥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点，认为“体”“用”合一。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是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译著。严复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归结为“物竞、天择二义”。生存竞争，适者生存。其历史进化论里，受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较大。但并不赞成斯宾塞的“任天为治”的弱肉强食思想，而赞赏赫胥黎的“与天争胜”的肯定人力观点。严复强调改造和发扬本民族的民力、民智、民德，发挥主观能动性。然对历史社会的进化中，强调渐变在严复后期思想中占主导地位。
只能归结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表现在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抱有幻想，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革命的不彻底，害怕农民革命运动。全面接受西方思想，更接受笛卡尔的怀疑主义，陷入各种矛盾和幻想，最后又沦为复古保守。受佛教影响，建立的唯物自然观，又沦为唯心主义，提倡灵魂不灭、生死轮回等宗教说教。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严复拥护复辟帝制，反对民主共和，宣扬复古主义。完全走向了原先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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