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一些特立独行、思想或者创作不为世人所理解的人，在其死后却能声名鹊起，其所作文稿，艺术珍品便价值连城，他的思想逐渐为后人所了解，直至推崇。例如中国的理学家朱熹，在生前并未受到当局者重视，死后其思想渐渐的为世人发掘，最后成为了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近代史上，也有这样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在他在世及其死后半个世纪左右，并未受到人们太多赞誉，及至民国时期，却为共和国的领袖，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折服，由于政治需要，在建国后及至80年代，他又被列为封建大地主阶级的反面典型，直到90年代初，因为一部历史小说，更由于政治气氛的宽松，他当年的很多手稿，信件，作品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他就是晚清举足轻重、被誉为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
不知从何时起，在官场、职场乃至文化圈都兴起了“曾国藩热潮"，《曾国藩为人处世之道》、《曾国藩修身十二条心法》、《曾国藩官场术》，这位满清奇人在各个领域都为后人所膜拜和学习。一时间，人们都从他身上都看到了可以快速成功的有用之处，商人从他身上学习如何建设团队，如何看人识人用人，官员从他身上学习如何明哲保身，官场厚黑。然而有赞誉就必然有批评。其中最激烈的莫过于范文澜先生在1944年所著《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汉奸、刽子手、卖国贼，这是解放时期到文革时期那个政治敏感的岁月曾国藩给人的第一印象，但是在我看来，所谓汉奸和卖国贼都不过是政治上树立反面典型的需要。曾国藩虽为汉臣，食君之禄，为满清效力，这是历史环境所限，并未有可指摘之处，而卖国之说，则要追溯到1870年天津教案事件。
那是1870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名幼儿失踪案件，群情激愤、反洋意识空前高涨的民众将洋人集中的育婴堂当成始作俑者，与洋人教会发生冲突，打死神父、信徒等四十多人，并摧毁了多处教堂。此事一出，法国、俄国、美国纷纷向清政府讨要说法，这时候，曾国藩被指派，接过了个苦命的差事，最终，将涉事民众十八人立即处死，并向法国赔款46万两。
这件事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无论谁去，结果都差不多，当然软弱的政府更不会派左宗棠这样的激进派代表，但是曾国藩此去，几乎六十年的名誉毁于一旦，被民众大骂为卖国贼。后来的真相是，洋人的育婴堂确实收容了很多弃婴，却没有偷窃天津的儿童，民众的反洋情绪过于高涨，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事实。而说曾国藩卖国，其实也是清朝政府的意思，慈禧太后在《辛丑条约》签订之时，得意洋洋的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可见当朝着练国家尊严都不要了，曾国藩也就是一个替罪羊而已。
然而，有一些记载，伴随着那些官场哲学，为人处世，儒家经典而浮出水面，却再也抹不去。有这样一座历史名城，六朝古都，却在历史上经历五次大的屠城，光是近代短短百年时间就历经三次浩劫，而这一切都拜这个修身养性，儒家圣贤的曾国藩所赐。
曾国藩有一位幕僚，名叫赵烈文，此人博学多识，在军事、经济、医学等多个领域都有涉猎，在他的《能静居日记》中，表达了对老师曾国藩的崇敬之情，但他也详细记录了1864年7月19日，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天京——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陷落之后的情形：“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者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戮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嚎之声，达于四远。”曾国藩自己也说：“城内自伪官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之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自五代以来，生灵突然，殆无愈今日。”多为满清遗老撰写，多为清朝歌功颂德的《清史稿》也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
这些被屠戮的老百姓还被当成人头，算作军功，得意洋洋的上报朝廷：“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被据赵烈文估计，在这场大屠杀中约有二三十万人被杀，南京在天京变乱以前，还有约100万人口，到了光绪年间，不足半数。
有人说，历史上平叛，为震慑叛贼，破城之后屠城是常事。且曾国藩手握数十万湘军，军饷供给都不由政府负责，完全靠自谋出路，破城之后抢劫，聚敛，完全情有可原。问题在于历史上的屠城者，没有一个是儒家的圣贤，譬如曹操，连孔子的后代孔融都杀掉。清朝入关后对扬州展开十日的大屠杀，造成了80万军民伤亡，这些都成为为人诟病的历史。而曾国藩，这个满手沾染人民鲜血的屠夫，却要披上仁义道德的帽子，经过了100多年，人们早已遗忘这段血腥，曾国藩摇身一变，成了世人追捧的成功人士，这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
又有人说，曾国藩并没有指使屠杀，主要是曾国藩胞弟曾国荃干的。这不完全对，因为没有曾国藩的暗中支持，曾国荃不会肆意妄为。在围困南京之时，太平军李秀成曾打开城门，放难民一条生路。曾国荃也分发粮食救济，曾国藩严令其弟将难民堵在城中，以消耗太平军粮食。破城后，暴戾的曾国荃曾在一天之中屠杀上万人，竟也良心发现，于心不忍，于是写信给曾国藩表示害怕受到报应，曾国藩则回信：“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在《与李元度书》中说：“无感于妄杀良民恐伤阴陟之说，斩刈草菅，使民之畏我，远于畏贼。”
这话是在宣告，我曾国潘不相信杀戮会损伤阴福，会有报应，斩草除根，草菅人命，好让人民都怕我，胜过怕贼。在他的心中，这些民众都是毫无价值的，一点也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声誉，宛如路边野草，割去毫不可惜。儒家讲究推己及人，而他的儒学是分等级的，最弱的这一档弱国寡民，对自己的成功毫无帮助，因此死活与我无干。
在二十多年后谭嗣同游览金陵，在《仁学》中描述了所见所闻：“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现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这个恶行昭昭的刽子手，在对外作战时并不在行，在对太平军作战时也曾被打的几乎丧失信心，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而在向自己的汉族同胞举起屠刀时，确是卖力在行的很！
孟子曰：“杀一无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为也。”少年的我曾经单纯的以为，古代先贤所留下来的就是我们一生应该恪守的，后来我渐渐发现，原来书本上的话和一些人行径完全不同，我们正在用趋于一种更实用，更功利的态度解读历史。
我不知道现在的南京人是怎么看待曾国藩的，我深深的以为，以这样的伪君子作为儒家的圣贤楷模，还把这样的人教给孩子，作为他们的榜样，是一种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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