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秋景
夜，月亮升起来 ，洒下满地清辉。我躺在阳台上的竹椅上听歌。
……
那日君一别，啊，今又雪花飞
思念你的歌，醉了那支梅
白雪飘红泪，滴滴寒香为谁醉
红颜付流水，片片花骨也成堆
……
文希的嗓音明亮轻快，歌声如诉如泣……
忽然，儿子打破了我的沉醉。他兴奋地告诉我他今天发了一笔意外之财。我有点蒙，儿子正读高中，学习任务繁重，能发什么财。儿子告诉我，今天下午最后一节课，班主任在班上宣布，我获得了晨光专助的一笔助学资金，每学期500元。晨光专助正是老友涛仔设立的一项助学基金，目的是帮助本市成绩优秀但家庭困难的高中学子完成学业。我笑道: “我家经济状况虽然不怎么样，但送你读书的经济基础还是有的，怎么就能被列为扶助对象呢。”儿子的表情立即就变得有点不屑:“切，自己家什么底子，你不知道！二十个名额，不是找不到比我家更穷的么。”
我正准备狡辩，电话响了起来，拿过来一看，呵，无巧不成书，是涛仔的。涛仔的嗓门里透着兴奋:“胖仔，庆爹要我明天帮国学馆送一车书去木家坳中学，国学馆的捐书助学活动，同去吧！”不等我回答，他又道:“又在散步吧，我说你一个老头子，一不抽烟，二不打牌，三不唱歌洗脚，你要锻炼身体干吗……”我最害怕这家伙话多，天南海北，泥石俱下，张口就来。我急忙打断他的话头:“明天我有空，上午八点正在国学馆前见。”接着就挂了电话。
庆爹是市国学馆的名誉馆长，就是那种只做事，不能拿工资的馆长。其实市国学馆从馆长到教师到打扫卫生的阿姨全部是义工，没一个人拿工资。馆里的学生也不多，有时十来个，有时八九个，全是一些学业不重的小学生。
国学馆建在一大片梧桐树的深处，红瓦灰墙，翘檐长廊，是一座十分漂亮的仿古建筑。 第一次在国学馆外的草坪上见到涛仔时，我很吃惊。我和涛仔是发小，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应该对到国学馆打义工这样的事完全不感兴趣才对。涛仔也不解释，和我一起坐在国学馆外的长廊上，静听屋内的孩子的诵读:
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 字余曰灵均。
……
涛仔有点胖，穿着十分精致的灰色衬衣，外面套着一件象征义务服务的红色马甲。这是涛仔第一次来，他听得挺认真的。突然涛仔吃吃地笑了起来:“胖仔，胖仔，你想不出我为什么要到国学馆里来做义工吧？娘的，我倒是要看看这些小家伙们是怎么把这些无味的东西学出味道来。”
涛仔说话一向不太着调，做事更是天马行空，但他的这句话我还是挺相信的，别看他现在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又赚了两个钱，人模狗样的，小时候脑子却不是十分灵光，读书时没少挨老师的板子。他的大舅爷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先是在省城当记者，后来又在山西当过一任知县。他拍着胸膛对涛仔的父亲说:“大外甥，你放心，给我一个暑假，还你一个品学兼犹的儿子！”一放假，涛仔便被父亲送到大舅爷的家里。可不到一个月，他便被舅爷送回了家，并垂头丧气地对涛仔的父亲说了一句:“朽木不可雕也！”这件事成了老家的一个大笑话。
说是发小，其实涛仔和我不是一个村的，他老家是河南的，出生地在李庄，距我老家还有三四里地。李庄有点象河南那边的村子。村前是一大片平原，一条小河弯弯曲曲地绕过村子，土地肥沃，灌溉方便，是远近闻名的富裕地方。在村子东北有一块高地，屋宇连绵，树木葱郁。父亲曾经十分景仰地对我说:“这是李家大院，耕读世家，解放前曾有良田千石，长沙武汉都有商号，这家人十分重视读书，鼎盛时，有十八个子弟在外读书，后来这些人都走出李庄，走出湖南，高官厚禄，很有出息！”
“李庄，这是一个好地方，那里的李家大院很有名。”每当我说起这句话，涛仔便有点得意:“我就是李家大院的人。”接着往往还要补一句，“李家大院的外甥孙！”
涛仔的爷爷是李家大院的女婿，但他却完全对不住他的妻子，李家的三小姐李清荷。 涛仔曾多次同我谈到过他的爷爷，但往往点到即止，而下一次聊到同样的话题时，他也故意避开他的爷爷不谈。他说他奶奶一个大家闺秀，曾经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她白天要到生产队里出工，晚上还要要接受革命派的批斗，罚跪、挨打是常有的事。她无依无靠，既保护不了自己，也保护不了她的两个孩子，最后贫病交加，早早地就去世了。他的伯父只读了两年书，后来，远赴新疆，终生未娶。他父亲娶了一个二婚的女人，生了涛仔兄妹两个。
庆爹退休前和李庄的姚正坤是宣传部的同事，常常听姚正坤谈论涛仔爷爷的事情。他认为涛仔一家怨恨他爷爷荀志远是有一定道理的。
1949年5月底，荀志远一家已经安排好了从青岛到湖南的行程，谁知临行前两日，荀志远却突然决定护送他的战友鲁明的女儿去台湾。这时，解放军早已打过长江，军港里的美国大兵已开始撤离，青岛郊外到处是解放军的部队，形势十分危急，能买到到湖南或台湾的车票船票，很不容易。荀志远的这一决定让李清荷十分恼火，但她又说服不了荀志远，只好带着两个儿子先回湖南。谁知这一别，涛仔的奶奶一辈子便再也没有见过荀志远的面。李庄的人都知道荀志远抗战胜利后就不在军队里干了，他只不过是青岛一家纺织厂的普通汽车司机，不属于追随蒋介石去台湾的反革命。但他却是为了护送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女儿去台湾的，因此，也脱不了为国民党卖命的嫌疑。文革时，李庄人对荀志远的定性就是国民党特务。大人小孩骂志远的两个儿子，就一句话:“特务杂种！”批斗志远的妻子清荷的罪名是“特务婆！”批斗久了，清荷似乎就真成了特务婆，有人总说她家藏有发报机，每天夜深人静时，她就爬起来，借小河波涛的掩护给台湾发报，约定反攻大陆的时间。至于涛仔，属于特务孙子，他还没有长到可以挨批斗的年龄，文革结束了。
1989年的清明那一天，也许是前一日下了一场连绵的大雨吧，空气中的湿度有点大，绿意盎然的林中，水珠滑落，叶尖颤动。有薄雾渐起，它们依偎在林间，流淌在山间小径，朦胧，清冽而沉重。 荀志远很突兀地就出现在这场很平常的清明雾中。他跪在一座荒凉的墓前，表情严肃，上香，点烛，摆祭品，挂清明球，放鞭炮，叩头……整个仪式持续时间极长。荀志远在台湾也有一个老婆，同样已去世多年，志爹祭拜的是他两个妻子的亡魂。
……
一日，已近深秋，国学院外梧桐树几近光秃，而梧桐叶还不停地蝴蝶一般在空中飞舞。做完国学馆里的事后涛仔硬拉着我去吃夜宵。酒至半酣，他忽然拍着夜宵店的桌子吟唱起来:
……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污为鬼雄！
这是《国殇》中的一段，今晚国学馆里的孩子们读了好久，难为涛仔竟然能把它背了下来。我忍不住鼓掌。涛仔低头叹道；“我爷爷也不容易啊！”
这是涛仔第一次认真地谈到他爷爷，我这时才知道涛仔的爷爷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抗日英雄。
涛仔的爷爷叫荀志远，后来，李庄的人都叫他志爹。1942年5月，第一次入缅远征军失败，残军退回云南。正在云南读大学的志爹，立马和几十个大学同学一起投笔从戎，加入了第二次入缅远征军的行列。这时，有人专程到云南招收有知识的学生到印度接受训练，姥爷又和同学姚正坤一起考入驻印远征军教导一团，经驼峰航线远赴印度接受美式训练。这个姚正坤恰好是李庄的，他几乎和志爹打了一辈子交道。志爹到印度后，先是当汽车兵，后来，部队装备新型坦克一一M4中型坦克，坦克兵人员不足。文化水平高，人又机灵的志爹又转行当了坦克驾驶员。
在印度兰姆伽训练中心，志爹训练刻苦，技术过硬，为人豪爽，迅速脱颖而出。血战八莫时，姥爷率战车四辆配合步兵围攻日军，由于作战勇猛，战法娴熟，被提拨为尉官，并深得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主官鲁明赏识。在整个入缅作战中，姥爷所在的战车队参加了孟拱，密支那，八莫，畹町，打通中印公路等诸多战役，立下赫赫战功。
我和志爹相识已是几年后的事了。那天，我有事经过李庄，涛仔他站在李庄的一家理发店前和我打招呼:“嗨，胖子，事办完了没有，一起找我爷爷去！” 我便和他一起走进了李庄的公园。
李庄的“公园” 实在有点小。在修车铺和理发店之间，有三棵百年老樟，几棵楝村，镇政府的王书记重新规划镇街时，认为不把它们利用起来有点可惜，于是又在临街处栽了一长排冬青，两株罗汉松，几颗夹竹桃，十几根樱花树，这样就硬从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中隔出了一个相对静谧的空间。
只要不下雨，树下的石凳上就不断人。从早上八点开始，就有人到了这里。老人们，一壶茶能喝到中午，空了，回去吃中饭，又提了一壶来。老人们话不多，大部分时间就是茫然地盯住树叶间漏下的阳光斑点，有时也看一只不怕人的小鸟啄食地上的饭粒，杂草或虫子。一只猫跑过来，小鸟飞走，他们又开始看阳光斑点。老人们也谈一些与自己生活毫不相关的话题。比如美国的转基因玉米，萨达姆的美女卫队，水浒传里的林冲性格为什么那么软……如果有一两个老头买弄自己的见识，仿佛蒋介石在四川有多少次艳遇，银河系里的那颗星星这两天打了一个摆子，中南海的某个常委打了个喷嚏他都能知道，这时，气氛就会热闹起来。志爹定居李庄已有几年了，他是公园的常客，每天都浸染其中，如鱼得水。
志爹同姚正坤在下象棋，姚正坤喜欢悔棋，悔得多了，志爹便不同意，两老头正端着各自的茶杯生闷气。见我进去，姚正坤便喊:“来客人了，是一个老师吧，来来，陪我下盘象棋！”我讪笑道:“不太会下象棋，您下围棋么，我倒可以同您下一盘。”志爹大笑:“他不会，来来，我同你下！”
志爹是一个豪爽的人，第二次见面他便笑着对我说:“胖仔，你怎么就成了涛仔的朋友呢？他可是一个实打实的二百五，犯起横来，连天王老子都不怕！”笑容里却满满地是对涛仔的喜爱。
一日，涛仔邀我去他的店里吃河鱼，志爹也在场。酒至半醉，我问志爹:“鲁明你后来你看到过么？”“没有，不过我，还是记得这个生死兄弟。”
鲁明一家在国民党的部队里的势力很大，抗日战争时期就有几个族人担任军师一级的军事主官。1943年10月，八莫战役进入白热化阶段。志爹奉命率四辆战车配合步兵从正面进攻日军的主阵地，鲁明率大部战车作为主力侧面埋伏，准备择机强攻一举击溃日军。日军垂死挣扎，并将仅有的两门平射炮放在了山腰，这正是志爹他们战车进攻的方向。战至傍晚，日军的平射炮突然开火，一辆战车瞬间被击毁，所有乘员全部牺牲。志爹的战车也被压制在一个山凹里，形势十分危急。鲁明立刻率战车主力强攻，日军隐蔽的火力点突然开火。鲁明的战车前面是一个开阔地，日军如果有几门平射炮，鲁明率领的战车肯定都会被击毁。可鲁明毫不犹豫，第一个冲向敌阵，硬是把侧击打成了主攻。志爹深知，鲁明这其实是在拿自己的命换志爹他们的命。
抗战胜利后，志爹不想打内战，坚决退伍，鲁明千般挽留无果，就把他介绍到青岛的一家纺织公司做事，志爹是一个技术纯熟的汽车司机，正是公司需要的人才。
1949年正当志爹准备和妻儿从青岛回湖南时，一个小姑娘拿着鲁明的信找到了志爹，想要志爹护送自己去台湾。这个姑娘叫婉莹，是鲁明的独生女儿，本在天津读书，解放军攻占天津后，她赶到了当时的孤岛青岛。这时鲁明远在西北无法脱身，军中的族人们四散各地，有两个甚至已赴台湾，无人能帮到婉莹，他只能求助志爹了。当时到处战火纷飞，婉莹孤身一人远赴台湾确实很难保证安全，面对生死战友的恳求，志爹答应了他的要求。
第二天一大早，我刚赶到国学馆，涛仔便开着他公司里的皮卡车停到了我身边，副驾驶的位子上坐着一位美女。我十分不屑，偷偷对涛仔道:“不就送一车货么，又不是去旅游，你怎么还带了个情人来？”美女其实也听到了，不过她既没有否认也不出声，只是微微地笑。涛仔话多，跟他出来的美女基本不讲什么话，大概是要把话都留给涛仔说吧。
涛仔认为我的格局实在太小，难道跟我走的美女就一定是我情人。一个老头子，肚子里的弯弯绕这么多，难怪在中学堂里只能当一个地理教师。地理师就低人一等么，这家伙！当然我也不会去理会他这句屁话。
涛仔告诉我他又拓展了一个新业务，扶助贵州的贫困学生，还是叫晨光专助，这美女就是负责去贵州落实业务的袁总。涛仔热心助学多年，他不找相关机构，而是喜欢直接找学校。我把儿子获得助学金的情况说给他听。他大手一挥，这个情况我知道，还有很多比这个更极端的案例，是我们的决策有偏差！我们帮助孩子上学，是因为这些孩子的家庭经济状况太差需要帮助，但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就决定先帮助那些会读书的孩子。现在思路变了，我们要去帮助那些想读书的孩子，不再设立成绩的硬杠，不过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孩子进入我们的视野了，唉，能帮多少算多少吧。
涛仔说正事时一般不再嘻皮笑脸，看他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知道他思考这个问题很久了。他又讲，如果当年他大伯和父亲想读书时有人帮助他们该有多好。有李家大院血脉的人心底里都是想读书的，可当时谁敢帮助他们呢，那时候的特务崽子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难以保证，就更莫说读书了。
庆爹终于露面了，几个人把一大堆书搬上了皮卡车。 国学馆本是市文化局创办的一个福利性质的社会机构，这次国学馆为扩大影响，决定向山区中学木家坳中学捐赠一批书籍和学习用具。涛仔笑嘻嘻地问庆爹:“我好歹是一个公司的老总，你倒好，让我开车，还让我搬货，也不怕折你的寿。”庆爹七十多了，是一个极其豁达的人。他笑着对涛仔说:“我都七十多岁了，使唤一下你们年轻人怎么了，还折寿，你爱折多少就折多少吧。”“当然，要是换了别的老板我也不敢使唤，你不是说只要是为了孩子们学习的事你都可以打义工么，你不要钱，我不找你找谁。”众人大笑。
木家坳中学只有三人迎接庆爹等人，星期天，学校的师生全回家了。校长，一个管图书馆的老师，一个工友，三个人把国学馆捐赠的书一件一件往图书室里搬。
学校图书室极小，为迎接这一批新书，学校把原来的旧书淘汰了一批，就堆在图书室外的过道上。天空中下起了小雨，校园并没有全部硬化，过道内本就有极多的尘土，加上一群人来来往往，书上就沾了许多干干湿湿的泥块。涛仔急忙走过去，把它们重新码好，又跑到车上，寻了两块雨布把它们盖了起来。我和袁总见他脸色阴郁，赶紧上前帮忙。我仔细看了堆在地上的书，是一些很多年前的教案教材练习册等，确实是一些没有用的书，学校大概会把它们当作废纸卖掉吧。
回家的路上，我们在一家土菜馆吃饭，这是庆爹的一个远房侄子的饭店。涛仔提出跟我喝一杯，我见他脸色仍然不太好，小心提酲，我和你都喝了酒，那车谁开。涛仔白了我一眼:“袁美女啊，你以为我的人都和你一样没用，他们个顶个的都是能人。”这家伙，吃枪药了。
志爹笑吟吟地来了，他同他侄子扯了半天谈，饭菜也上桌了，全是木家坳山区的一些特色菜，颇有风味。涛仔依然眼神茫然，了无生趣。这时涛仔的一句话让我异常震惊，他说:“看到那个校长，让我好像看到了二胖，我真想揍他一顿。”二胖是我们的同龄人，爷爷在文革时是李庄的支书。涛仔告诉过我，1973年，他开始上小学时，二胖曾多次把涛仔的书丢在烂泥地里，他的父亲为此还只能偷偷流眼泪。
校长明显是一个忠于职守的好校长，那么二胖就一定是坏人么？一些深入骨髓的情感往往要追随一个人一辈子。这就好比我们年少时一直吃的食物，就算在未来的日子吃遍了山珍海味，但融入骨髓的终极美味，还是小时候吃过的东西，不管这东西有多糟……
涛仔的书被人丟在烂泥地里，他的父亲没办法，他的父亲和伯父的书被人丟在烂泥地里，他的奶奶没办法。因此，涛仔这一辈子就热衷地做了一个捡书人，他要帮那些无助的孩子们把掉在地上的书捡起来。
吃了饭，涛仔的神情还是极为落寞，上了车，涛仔沉默了许久才说“好久没有这么莫名地伤感了，我还是我爷爷去世时才有过这种心情哩！”
我这时候才知道他的爷爷去世了。
“什么时候的事？”
“都两年了！”
“为啥没通知我？”
“我三叔的意见，爷爷去世前不久，给三叔打了一个电话，说是他一辈子欠了人太多，他死了就不要麻烦别人了。”
“你哪来的三叔。”
“台湾来的呗！”
涛仔告诉我们，三叔也是一个苦命的人！1949年5月底，志爹和婉莹乘坐从青岛到台湾的商船赶到台湾已是6月初了。此时，上海已经解放，每天都不断有溃兵从大陆各地赶往台湾，台湾每天也有无数战机起飞轰炸大陆沿海城市，但台湾的普通人是无法找到赶往大陆的途径了，在美国的帮助下，蒋介石已将海峡封锁起来了。
志爹带着婉莹找到了当时的国防部，婉莹那个在国防部上班的叔叔已被派往美国执行秘密任务去了。又找到了婉莹的一个堂哥，他在东北作战时被炸断一条腿，被送到台湾来治伤，后来他所在部队全军覆灭，便没人理会他了，他的处境已经十分艰辛。但好歹是一家人，志爹将婉莹留下，准备立刻赶回湖南。但此时，两岸的往来被彻底断绝了。
志爹用尽了最后一分钱，也看不到一丝回家的希望，只好又找到了婉莹。这时堂哥一家四口，无衣无食，几陷绝境。志爹将婉莹带出来，在堂哥家附近租了一间板房住了下来。志爹每天出去打短工，后来竟又找到了一份汽车修理的工作。婉莹的嫂子也经常外出打短工，婉莹在家处理家务，帮嫂子照顾堂哥和孩子，六个人相互帮扶，苦苦渡日。
两年后， 情况在婉莹的叔叔回来后得到转变。堂哥的抚恤金到位了，又有几位族人赶到了台湾，婉莹也在国防部找到了工作。只可惜，鲁明战死在川北，志爹也莫名地被汽修厂解雇了。
婉莹找到了志爹，她十分直白地告诉志爹，叔叔想让她嫁给国防部一个将军的儿子，但她却爱上了忠义，勤劳，大气的志爹，并决定非他不嫁。志爹有点吃惊，两年多下来，他知道，这一辈子他是无法回到大陆同妻儿团聚了，重新成立家庭已成为可能。他也有点喜欢沉稳大方，有情有义的婉莹，但并没有到非她不娶的地步。婉莹是朋友的女儿，学历高，关系好，年轻有为，她有条件追求更美好的婚姻。
沉吟半天，志爹告诉婉莹，你的叔叔是对的，你试着和那位将军的儿子处处吧。自已比她大了十来岁，一事无成，仅有的一份工作又丟了，吃饭都成问题，不可能娶她。
婉莹做得很绝，不是说我有关系有前途吗，我不要了。她果断地辞去国防部的工作，和志爹住到了一起。自此，若大的一个台北，志爹和婉莹竟找不到一个工作了。
志爹和婉莹果断地放弃了台北的生活，搬迁到山高路远的台中山区，这里是高山族的地盘。虽然这里的经济落后，生活条件很差，但鲁家的势力管不到这里，志爹和婉莹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生存下来。
转眼到了1970年，志爹和婉莹已有了三个儿女，三叔为老三，时年十岁。5月的一天，志爹带三叔去自已的一个朋友家有事，恰逢台风过境，山洪引发滑坡，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婉莹和两个孩不幸遇难。
后来，三叔被鲁家接回台北，接受教育，志爹则飘泊在山区和台北各地，1989年回大陆居住。
涛仔沉默下来了。故事并不长，虽然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但我深知它的分量，这是涛仔的奶奶至死想知道却又无法知道的情节。
也许在袁美女看来，这是她所知道的恋爱家庭故事中最平淡无奇的一个。但是，大家都不作声，闷得慌。她问:“荀总，真的要我到贵州去？那我公司的事归谁？”涛仔:“你有亲和力，管资助的事较好，到时候我同你一起去！”接着涛仔转头看向我:“胖仔，要不要到时候一起去？”
唉，这家伙……
天色暗了下来，秋季的雨往往伴着黑沉沉的云，袁美女打开了皮卡车的灯，光柱透过雨帘迅速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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