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5年5月8日早晨，太阳依旧升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那头是养老院的院长，说王何耀死了。
我和妻子俩人急忙赶过去，王何耀平静地直挺挺躺在床上，两眼紧闭，口嘴大张，妻子将一块银元塞入嘴里揉搓下颚，那个大嘴怎么都闭合不上。
我和妻子上街买了骨灰盒，买了全套的新衣，穿上。然后叫了一辆殡葬车拉到火葬场。
没有鲜花，没有鼓乐、更没有送葬的车队和宾客，整个过程只有我们俩。
司炉工将遗体推入焚尸炉，一股黑烟窜上云霄。我仰天长叹：“人生几十年，一股黑烟上青天。”王何耀58年疯疯魔魔的人生就此划上句号，也将折磨他一生的病魔化为灰烬。
何耀伟生前照片
二
王何耀，其实并不姓王，真名实姓叫何耀伟。一辈子疯疯魔魔，孤苦伶仃。我是他唯一一个亲人——表哥。
我和他是奶奶孙辈当中仅有的两个男丁。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何耀伟聪明伶俐英俊潇洒，用现在的话说“帅呆了”。
我和他的认识始于我的“回归”。九岁那年奶奶将我从继父家接回，在家乡和奶奶一起生活。我记得，第一次见到生父，我和何耀伟正在玩耍。奶奶让我叫父亲“佬佬”（爸爸），父亲让我叫他“爸爸”，不管叫什么，我拗口得叫不出来。
那时父亲在伊旗武装部工作，回家探望爷爷奶奶，坐在家乡的那面土炕上摆弄他那支枪。两个娃娃好奇，就凑到父亲跟前看稀奇。
父亲借此机会拿出一张相片，让我们俩来辨认，看谁说的又快又对，我们俩抢着回答。当问到父亲自己时，何耀伟抢着说：“舅舅。”我则嗫嚅道：“佬佬。”
之后，我们俩几乎形影不离，一块玩耍、一块上学、一块牧牛劳动。
我15岁的时候，何耀伟14岁。一天，他住在奶奶家，晚上我们俩睡一个被窝，在被圪筒里玩耍，一个问一个：咱们大队数哪个女女长得好看？
那时候正处于“文革”期，我们大队组织了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有个姑娘人长得好看，歌也唱得不错。人家在台上演，我们一群猴小子在台下眼睛瓷溜子一样盯住看。我无意识说了这个女女的名字。这话就被何耀伟说给了我奶奶。
我奶奶可能也是看下了这个姑娘，所以就独主其谋，自作主张，托人提亲。那个女女直以为我要找她喜得三天两头往奶奶家里跑。后来我离开家乡到了更远的“广阔天地”，姑娘一厢情愿的单恋也成了泡影。
三
我姑姑是“富农”成分，“富农分子”这顶帽子在她头上戴了三十年，穷困潦倒。一辈子生育一儿一女，全部希望都在儿子身上。那时穷，但再穷也得供儿子念书。
记得有一年，有点粮食因住校念书全部交了学校，老俩口家里揭不开锅，饿得没办法去场面（储草的地方）打得吃草籽儿，结果吃得差点要了我姑父一条命。
1974年何耀伟初中毕业回乡务农。那时我们生产队共有10户人家，50多口人，我们一起念书的有四五个猴小子，一前一后毕业。毕业后有的当了兵，有的当了民办教师。何耀伟因“黑五类”子女，这些被人看做高攀不上的好营生与他无缘。但他也没被乡亲们另眼看待。年底生产队选举队干部，何耀伟被当选为生产队的会计。
我于1973年冬离开家乡。我走后何耀伟充当了我的角色，与我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当起了跑腿猴小子，拈轻扛重自然成了这个外孙子的义务。
时间到了1976年，父母要爷爷奶奶搬离家乡来达旗颐养天年。何耀伟也怀揣梦想，非要逃离家乡，到外面寻求一条出路。
那时父亲是达拉特旗武装部一名科长，大小算个领导。他深知姐姐、姐夫在农村受苦受难已成定局，但在他们儿子的安排上，父亲早就想拉扯一把，改变一下这个孩子的命运。
当何耀伟回乡务农的时候，父亲就把这个外甥的安排提到了议事日程。他到处托人找关系，先在达拉特旗的罕台国营煤矿通过他的部下找了一份临时营生。父亲问何耀伟敢不敢下矿？何耀伟说，敢。只要能挣钱，甚营生也行。就这样，何耀伟就像路遥笔下的孙少平，怀揣着吃饱穿暖颐养父母的远大理想，去了罕台煤矿的分矿——纳林沟煤矿。
四
纳林沟，在中国地图上找不到。它位于达拉特旗八大孔兑（蒙语：河流）——罕台川的中上游，是罕台川一条重要支流，纳林沟煤矿就位于罕台川和纳林沟两沟夹一山的地带。这个被称作达拉特旗第一大“孔兑”的罕台川，雨天行洪，晴天行车。因罕台和纳林沟两大煤矿吸引了无数拖拉机、汽车在这个川道里奔跑。
纳林沟的中部，一条褐色的小沟被汽车碾压得凹凸不平拐入一片群山之中，山的脚下是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沟畔有几排房屋，一个地泵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两个煤溜子固定在水泥和石头堆砌的一面墙上，几列矿车时不时从井口出入，路面、房屋、山崖、小草，无不打上煤的印记，汽车走过，屁股后面卷起一股股褐色的煤尘随风飞扬。这便是何耀伟要去的地方。
这里体面轻松点的工作都被正式工霸占，井下采煤等重体力活儿基本都是临时工在支撑，因此聚集了附近缺吃少穿的农民。何耀伟因为没有正式指标，无法安排，只能跟着临时工大军出卖自己的苦力—下井掏炭。
那时，我在青达门人民公社工作，与何耀伟所在的纳林沟煤矿一步之遥，我们俩以不同的工作又走到了一起。
一次，我去看他，正值何耀伟下班刚上井，我看到这些满身污黑、累得半死不活的人，沉默地把矿灯从小窗洞里扔进去，进了浴池，衣服一扒拉，先顾不上洗澡，赶忙掏出烟，光着身子，横七竖八或圪蹴或躺在衣柜或水池边上，猛烈地吸了起来，过足烟瘾，这些人才先后跳入水面上飘着一层煤尘的热水池里，泡上半个钟头。何耀伟从黑水池里爬出来，在水龙头下用清水冲了一下身子，走向自己的衣柜换上了自己干净的衣服。准备领我回他的宿舍。
我对这个行业非常陌生，对矿工这个职业也非常好奇，尤其井下的生活很神秘、很新鲜、甚至很恐怖。我说：“姑舅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俩下井看看。”
何耀伟领我一起到职工食堂吃了饭，水足饭饱之后，我俩到了那个小窗口，何耀伟和他的同行要了两顶安全帽、拿了两个矿灯，我俩步行到了几百米深的地心。
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仅仅是这个世界的一半，它的另一半却在地下几百米的深处，在那里四通八达的巷道密如蛛网，连接成了另一个世界。巷道里灯火幽暗，矿车飞驰；掌子面炮声轰鸣，硝烟弥漫；所有采煤工都是二十四小时三班倒，轮翻在地下作业。他们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把诗人们称之谓“黑金”的东西从岩石中挖掘出来，倒腾在矿车上。于是，这黑色的河流就源源不断地从井下流到了井上，从地面流上车厢，流向远方。
不久，煤矿的工友给我捎话，说何耀伟出事了。吓得我魂都散了，骑了一个自行车就往煤矿跑，在煤矿的医务室我见到了何耀伟，只见何耀伟脑袋用纱布绷着，人很清醒，见了我轻描淡写地给我说，没事没事，蹭破了一点皮。我放心了许多。病情好了后，何耀伟才向我叙说了那天出事的前因后果:
那天，八点钟下井，头茬炮放完，工友们立刻从回风巷钻出来扑入乱哄哄的掌子面，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何耀伟也一样熟练地清理窑顶，就在他即将清理完毕时，猛然发现自己头顶有一块矸石摇摇欲坠，他立刻箭一般窜出去，连喊一声都来不及，就在这一霎那，那块矸石哗啦一声掉了下来！他只感到脸一热，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他醒来时已躺在了矿医务室的病床上。
观察几天后，何耀伟感觉并无大碍，继续下井。
这次事故，对后来何耀伟的病情究竟有多大影响，谁也无法定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何耀伟精神打击还是蛮大的。
后来我父亲也觉得这个工作风险太大，加快了“活动”步伐。准备给何耀伟下户、安排工作。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以父亲儿子的名义终于落了城市户口，对外更名为：王何耀，并被正式安排在达拉特旗国营酒厂。
酒厂的环境比之煤矿要好得多，但何耀伟依然没脱离苦力，每天他的工作就是倒腾酒糟子。
不知是何家祖上没那个德行，还是本人没那个福分。何耀伟被安排在酒厂工作了四十天就疯了！
这个原本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美好的梦想即将点燃便被病魔无情地浇灭！
五
听到儿子疯了，我姑姑只知道哭，见了我们抱住就嚎，她只能用眼泪来祈求我们的怜悯；我姑父老实巴交，泪水涟涟，长吁短叹。他们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关系，在经济上也没有能力为儿子治病。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父亲和我的身上。
那时我已调回旗团委工作，我只好请假，领上何耀伟到处找精神病院，呼市、包头、东胜，周边的精神病院都住了个遍。
不知什么缘故，何耀伟对这个环境过敏，一到精神病院浑身起鸡皮疙瘩，瘙痒得住不成，大夫说只能回家吃药维持。何耀伟也是非要离开这个环境，每次去看望非要跟我回家。就这样断断续续治疗了几年，医生说，这种病彻底治愈的可能性不大，只能靠服药维持。
从此，何耀伟成了终生服药的病人。人们也习惯将何耀伟称之为“疯子”。
六
何耀伟20多的时候，父亲张罗娶过一次媳妇儿，可没成想那个媳妇也犯有心脏病和精神病，俩人一吵架全犯病，时间不长，分手。
离了婚的何耀伟倒好像轻松了许多，衣服洗得灰白灰白的，破败不堪的那个泥屋也拾掇得清净、利索。
疯子的一半是女人。
没有女人的男人自然渴望女人。
何耀伟清醒的时候整天无所事事在大街上圪转。有天从街上领回一个流浪女，内心的那份孤独得到女人的一丝润泽。时间不长一身性病，到处寻医问药。
50多岁时生活难以自理，何耀伟住进养老院，有个护工对他情有独钟，哄得疯子喜笑颜开，精神抖擞。原先走路东倒西歪，胸脯前倾，头颅下杵。现在抬头挺胸，腰板直得挺硬，就像好人一般。有天跑到医院对我爱人说，有个老婆对他特别好，说要和他结婚。
我豁然明白，为什么这段时间，何耀伟隔三差五跑来和我要钱。养老院的费用都是趸交，平时吃药零花每个月我给个几百。这段时间则异乎寻常，院领导向我反映说，有个女护工被辞退，原因是哄骗老男人的钱…….
没有女人的日子，何耀伟沉闷不语，抑郁渐重，不思茶饭。一生惧怕死的疯子终究没能逃脱死神的魔掌，在一个晨曦微露，太阳即将露脸的时刻逃离这个花花世界。
七
何耀伟疯疯癫癫近40年，一刻也没离开我的视线，我和妻子是疯子最信赖的两个人。何耀伟生活难以自理时，曾主动将他的所有证件交由妻子保管，我俩自然成了何耀伟的监护人。
疯子得病后疑心重重，每天疯疯魔魔，嘴里在不断地念叨别人要害他。一次犯病，我和妻子去看他，我推门而入，见疯子在炕上圪蹴着，屁股下面压着一把明晃晃的板斧，见人进来，怒目圆睁，拉起板斧做出了防御的架势，后来认清是我俩，慢慢将手中的板斧放下。
他的亲姐夫来看他，见我就告状，说姐夫要杀他。因此，见到姐夫家人避之不及，不愿来往。我们原打算将姐姐一家搬到一个城市，以便更好地照顾弟弟，没想到却遭到弟弟的强烈排斥。一犯病，姐姐送给的食物坚决不吃，只有我俩送给的饭才肯吃一口。
一次，疯子住在父母家里养病，我姑姑捎来话说何耀伟离家出走不知下落。
父亲听后直奔姐姐家，找了几天终于在家乡毛乌素大漠那个沙巴拉儿找见，但人已奄奄一息。父亲把他吃的那些剧毒药物，撬开牙关灌入，才从死亡的沙谷把他拉了回来。
父亲老了，何耀伟的照顾便成了我这个表哥难以推辞的职责。就像我的老人一样，没什么给买什么，要什么给什么，每隔几天我们俩就得去看一次；过一段时间我得去一趟包头六医院，给买一回药；妻子每个月还要给他打一针长效的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
一次，我妻子去看望他，一进门看见满地都是水，足有半尺深，自来水还在“哗哗”地流淌着。何耀伟蜷缩在门后的圪崂一动不动，把妻子吓了一跳。我妻子推了一把不会动，喊叫了半天也不答应，以为死了，上手一摸还有点气息。用尽了浑身力气把他从水坑里拉出来，赶忙送往医院抢救。住院期间，我爱人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细心呵护，嘘寒问暖。无微不至的关照，赢得了疯子的无限信赖。事后，疯子感激涕零，向妻子磕头作揖，结结巴巴对我妻子说：“救 命 恩 人！救 命 恩 人！”！
何耀伟孤苦伶仃，缺失亲情，你只要真心地对她好，他对你会有十二分的感激！人说“老嫂顶母”，至此何耀伟将我妻子当做母亲。其实，他和我妻子同岁，只是她强他弱，从我妻子身上得到了人类最伟大的母爱，逢人就结结巴巴夸赞：“我嫂嫂比我妈还亲！”
何耀伟得的是一种抑郁型的精神分裂症，主要症状是睡不着觉，一般药物无济于事，需要服用大剂量的镇静剂，吃的全是氯氮平之类的剧毒药物。长期服药产生了巨大的抗药性，吃药剂量翻了几十倍依然无法安睡。平时不言不语，脑子一阵清楚一阵糊涂。病情加重时不吃不喝，有时也会疯跑疯逛。
一次犯病严重，我去看望，只见疯子在一排一排的起脊房顶上轻身如燕，行走自如，我们几个人想把疯子从房顶上拉下来，但年轻力壮的几个后生小试身手，无疾而终，甘拜下风，只能由其任性。
第二天再去看望，则不见踪影，找遍树林召的大街小巷影无踪迹。一日，我下班开车回家，忽见疯子在大街上行走，我急忙停车，跑过去一把拽住，疯子愣怔，定睛细看是我，眼里流出几滴浑浊的泪水，乖乖地跟着我回了家。
疯子总是戴一顶破旧的遮阳帽，穿的破破烂烂，低着头，弯着腰，浑身脏兮兮的，言语模糊，吐字不清。清醒的时候见人还会傻笑一下。我们家人从来没有嫌弃，更没放弃，定期给钱，定时给他打针吃药，吃不上饭送饭，喝不上水送水，丢了找回来，“死了”救过来……就这样折腾了几十年。
后来，我买了一个楼房下面的车库，装修出来让他住进去，居住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我又帮他申请，得到了政府的关照，吃上了“低保”、“残疾保障”，住进了政府分配的“廉租房”。50多岁时，生活自理困难，我将疯子送进养老院。
八
一年，清明节，何耀伟专门跑来要和我一起去扫墓。
我帮他将一块简陋的墓碑立于坟头。他跪在父母的坟前，双手合一，两眼微闭，嘴唇在微微颤抖…….
何耀伟疯疯癫癫，说不了一句完整的话。我知道他内心是精明的，他觉得愧对父母，生前没有尽孝，死后没有尽责。内心在拷问，心里在忏悔……
他知道，为了他，父母亲受苦受难、流血流泪；为了他，父母亲甚至献出了本来不该终结的生命……
对于何耀伟和何耀伟父母的养老，我和父亲一直在思考。我们想拉扯一把还在农村种地的我的表姐和表姐夫，这是他们唯一的至亲。让他们过得好一点，有能力来赡养自己的父母，照顾自己的弟弟。
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表姐夫出来做点小买卖，吃住在我家。我说：“姐夫，你干脆搬家吧，出来打工受苦也比你在农村种那两铧子地强。”就这样，我的表姐、表姐夫从伊旗搬到了达旗，从农村住进了城里。
来到达旗后，我帮姐夫找了一份工作，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我姐姐也是省吃俭用，勤劳致富，没几年功夫，便买了房。
在我们的帮助下，不久表姐和表姐夫便将自己的父母也搬来达旗，与她住在了一起。我们共同生活在树林召。
两位老人一生勤劳，进了城也坐不住？老俩口除了给女儿女婿做点家务外，一有空便捡垃圾。他们想为女儿减轻点压力，为儿子积攒点医药费和生活费。因此，是树林召有名的两位“破烂王”，在这个不大的小城，人们随处可见两位老人乞讨捡拾破烂的情形。
时间很快就到了上个世纪末，定于农历2000年11月18日我姐夫要给儿子完婚。那几天，我表姐忙得不亦乐乎，在穿越马路时不幸葬于滚滚的车轮之下，当场毙命。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9岁。
我姑姑一辈子没好活过一天，被儿子折磨得死去活来。生活的打击和岁月的无情写满了她那张原本俊俏的脸，满头黑发变得花白。两位老人一眼看下儿子指望不上，晚年生活只能依托女儿女婿，然而现实残酷无情，梦想彻底破灭！
听到女儿走了的消息，两个苦命的老人“尘满面，鬓如霜。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送走女儿以后，老俩口暂时还居住在女婿那里，两个老人把满腔的悲伤压在心底，以拼命的“捡”，来换取那一点点可怜的收入。所以看上去实在是脏，手是黑的，脸是灰的，衣是破的。饿了、渴了就敲开人家的门讨要一口饭吃，好多好心人看见可怜，给米给面给钱。每当捡破烂换回钱的时候，是老俩口最高兴的时候。即使这样，他们也舍不得买一根纸烟抽，还是拿出他那个旱烟锅吸几口。
有一回，我与妻子去看望他们，外面阳光明媚，到了他们住的那个粮房真成了“凉房”，觉得黑乎乎，冷飕飕的，屋里没有一丝光线，没有一丝热气，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两个老人蜷缩在那个冰冷的屋里，他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舍不得用电、舍不得烧炭……因为他们所有的生活来源全部靠“捡”，穿的是捡的，用的是捡的，烧的是捡的，甚至吃的也是捡的……就因为不停地“捡”，又“捡”出了一条人命！
那天是2001年的8月30日，女儿走后的九个月，我姑父与往常一样穿梭于大街小巷、灰堆垃圾场，当他穿越还是撞死他女儿的那条210国道时，被一辆疾驰而过的农用车撞倒，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与他女儿的命运一模一样。
在人生的终点，老人家用自己的一条命换了两万元赔偿金，死后给何耀伟留了一笔生活费。
我姑姑就这么命苦，所有亲人都一个个离她而去，她成了一个孤寂无助、孤苦伶仃的孤寡老人。
父亲看见可怜，将他这个一母同胞的姐姐接过来，与他住在一起，为她颐养天年。
然而，没想到的是姐姐的命却毁在了儿子的手里。那是2001年农历的腊月十五，何耀伟来看望他妈，临走非要拉他妈妈去他那里住几天。
何耀伟当时有两间烂土房，晚上睡觉时，让他妈住另一屋。临睡时怕他妈冻着，便生了一炉子火。然而，这炉子炭火却成了他妈妈的杀手。
第二天早晨，何耀伟起来不见母亲动静，推门一看，老人早就没了气。
……
何耀伟跪在那块墓碑前，那个短路的大脑不知哪根错搭的神经又恢复原状，链接起这些不堪入目，荡气回肠的画面…… 两滴老泪流过那张病态的胡子拉碴的脸，跌落坟头！
九
司炉工帮我将何耀伟的骨灰装入骨灰盒，我用一块红布将其包裹，抱着何耀伟上车。在谷子梁那片坟头林立的荒野找到何耀伟父母在荒野里的那座坟头。在何耀伟竖起的那块简易墓碑的脚下，我成了他的掘墓人。
何耀伟一辈子没女人，我将事先准备好的一个银制女子用一块红布包裹，与疯子合葬。
谷子梁那片坟头林立的荒野又添了一座新坟，我跪下，将假钞点燃，向着坟头深深地叩下去。空荡荡的旷野一个声音在飘荡——姑舅，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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