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高深的理论，往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联系才有生命力。《道德经》看似是玄而又玄的理论，实际上却是经世治国的权、术之道。
《道德经》肯定不是老子骑青牛被函谷关关尹喜胁迫而写下的，那只是后来道教士的传说。《道德经》的成文年代，当在春秋后期至战国时代。西周时期的成文文献，都是官府的诰命或者法律，至孔子开私学，始有私家思想出现，且其思想也只是被其弟子只言片语地记录下来。至孟子、庄子时代，才出现了作者自撰的文章。而《道德经》这种段落式文章，显然是介于《论语》的笔记体和《孟子》《庄子》的论述体之间的。而这个时期出现的文章，谈玄而又玄的理论没人理会，而必然是经世致用的实用哲学，特别是能够为诸侯所能用的开疆拓土的权、术之学。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再开篇讲了一通“玄而又玄”的理论之后，在第二章，就讲到了“经世致用”之学。
在道家思想家眼里，因为人们开始给万物起名字了，道不可道了，名不可名了。人们给出了“美”“善”的划分，就有了“丑”“恶”的存在。天下都知道“美”就是美的，就是因为有丑的了；都知道“善”就是善的，就是因为有恶的了。而这其中包含了一个道理，就是既然有美就有恶，有善就有不善，则就会有有和无、难和易、长和短、高和下、音和声、前和后等的存在，而且这两个对立的面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这些对方的方面相克相生的，此消彼必长，此长彼必消，从而再达到一种平衡。这又包含了朴素的二元辩证思想。
而这一理论的最终归纳，即阴阳理论。阴阳理论是人们从自然界太阳光能照或不能照的观察出来的，如“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诗·大雅·公刘》）。太阳为阳，月亮为阴。太阳能照到的，就是阳；太阳不能照到的，就是阴。历史传统的“山南水北曰阳”，就是这个道理。山的南面，因为太阳能照到，称为阳；山的北面，因为太阳照不到，所以称为阴。而到儒家在《易传》里提出“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不测之谓神”等理论，阴阳观已从自然现象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世界是由对立而又相互转化的阴和阳构成的，阴盛阳衰或阳盛阴衰都必然引起秩序的混乱，而阴阳和谐、阴阳平衡则是维持秩序的最好方式。儒家由此引申出“中庸”的道德标准，认为待人接物保持中正平和，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
因为《道德经》的成文是在孔子之后，因此，可以猜想其作者采纳或接受了儒家的思想，即他们告诫统治者，既然世界必然会达到一种平衡，你又何必白费力气呢？你只要不过分管理社会事务，实行无言的教导，让万物包括百姓自生自长就可以了。社会发展了，你不要认为是自己的功劳。正是因为不居功，所以功绩也就不会失去。
在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以前，汉初政府奉行的是“黄老之术”，搞无为而治。黄帝是假托的，实际上就是老子的思想。而老子的思想，也是从前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庄子·天下篇》记载说：“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而庄子并不是老子思想的继承者，《庄子·天下篇》同时记载说：“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
可以明确的是，《道德经》的作者并不是一位在位的诸侯统治者，并不具有实际统治的经验，因此，从理想化的角度，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而实际上，统治社会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决非“无为”二字所能解决。强有力的政府才是实现社会管理的保障，否则，则必然出现洪水泛滥、莠秀于禾的情况，而社会必然是一片混乱了。汉初实行黄老之术，也是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情形下而实行的，而西周四百年，又何尝不是因为有了周公的强有力的礼乐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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