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买本书真难

蛔虫带来的小人书

我唯一的一次住院经历，是因为长蛔虫，蛔虫是白白的，细细长长的，如果喝了豆油，它们就会排出来，还是活的，甚至也会吐出来，——是的，现在说起来有点恶心，但当时似乎不觉得如何，生豆油则的确是强忍着恶心才能喝下去的。有一次，爸爸给我削苹果吃，削下来细细长长的苹果皮，把它放到母亲的肩上，母亲大声尖叫起来，她以为是蛔虫呢。我开心地笑了，可惜爸爸之后的好多年都没有再这么幽默过。这是关于这次住院我唯一记得的事，那时候可能是五六岁吧。

不过，后来偶然跟哥哥提起，说：“小时候家里那么多小人书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都是从别人家摸索来的吗？”

他说：“都是咱妈特意给你买的啊，你那时候住医院老是哭闹，妈就给你买了好多小人书逗你，你不记得了？”

哦，果然是不记得了，这么说，倒是要感谢那些蛔虫了。

那时候觉得家里的小人书很多，现在想来，也不过二三十本吧，正好可以装满一个那个外面有一颗红星还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绿色帆布小书包。当时，我看见镇上有人摆小人书摊，三分钱看一本，于是就背了自己的二三十本小人书，约了小伙伴徒步走上六七里路，去镇上摆摊，二分钱看一本。

总共去了多少次，现在记不清了，挣钱最多的一次是挣了一块钱，又买了一本小人书，并且去录像厅看了三毛钱的武打片，最少的一次是8分钱，只够买一个馒头，掰开，每人一半吃了。

偷钱买书

我第一次偷钱是去亲戚家里玩，看见他们桌子上有一枚亮晶晶的5分硬币，真是可爱，就攥在手心里，去杂货店买了一盒蜡笔。大人看见问是哪来的钱，我如实说了，大人说：怎么可以拿别人家的钱呢？哦，我这才知道，别人家的钱是不可以随便拿的。

后来就开始偷家里的钱了，那时候，爸爸在村子里开了个露天电影院，5分钱一张票，因此，家里的箱子里就攒了好多一分，二分，五分的钱，因为有那么多，所以就觉得如果一次拿一点，大人肯定不知道。学校里过六一节，会发新华书店的九折优惠券，于是，到了那天，就拿了优惠券，偷了家里的钱去买书了。

那天人真挤，营业员对人又都爱理不理的，好不容易买到书，回来以后发现买错了，我想买《西游记》，结果买回来的是《西游补》；想买《木偶奇遇记》，买回来的是《木偶剧团奇遇记》。看完了，都看得半懂不懂的，但是我觉得《西游补》里面提到的那些镜子很好玩，把它们的名字一个个都抄了下来。

偷钱的事后来让奶奶发现了，她说：“你拿家里的钱了是不？你咋能偷着拿家里的钱呢？”声色俱厉的样子，吓得我不敢出声，但后来爸妈居然从来没有提起过。

旧社会的新华书店

大家都知道吧？旧社会的书店只有新华书店，新华书店都是闭架售书的，而当时新华书店的营业员，地位等于现在的公务员，你看中了哪本书，需要非常有礼貌地说：叔叔，帮我拿一下那本《上下五千年》可以吗？然后“叔叔”才会拿书让你翻翻看看，可我们这些乡下土孩子，哪里懂得这些，往往是朝书架上扫一眼，就用手一指，说：我要看那本，那本……这样子，“叔叔”们对我们经常翻白眼也就不难理解了。

有次和哥哥去县城洗澡，回来路上，进了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漫画书，哥哥用手一指，说：“那本。”

“叔叔”翻了一下白眼，说：“那本你看不懂。”

哥哥说：“我想看看。”

“叔叔”抽出那本书，翻开一页，上面画着一个人伸出手去，旁边写着“向党伸手”。他用手指头点着说：“你看，你知道什么是向党伸手吗？你懂得什么意思吗？这不是给小孩子看的。”说完，他啪一下合上书，又放回了书架。我们出了书店，骂了那位“叔叔”一路子，其实，我们根本没钱买书。

捡来的《搅水女人》

小学是在自己村子里念的，初中就到了镇上，新华书店正好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一天放学时，从楼上下来，我意外地捡到了一块钱，压根没想过问问是谁丢的或者交给老师，就去新华书店买书了，买到的是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搅水女人》。这时候我是初中一年级，压根没听说过巴尔扎克，更别提傅雷了，但这个书名对我很有吸引力，指给店员看，他轻轻侧了一下头，屁股根本不抬一下，说：“那是外国的。”（他连下面的“你看不懂”都懒得说。）我问：“多少钱？”他这才高抬贵腚，抽出那本书看了下，说：“九毛八。”我说：“我买了。”

嗯，我要感谢“叔叔”，要是他态度稍微和蔼一点，我拿过那本书，一看，好难懂，十有八九就不买了，但既然买了，而且买本书这么不容易，就硬着头皮看了下去，尽管一开头几乎不知所云，但看到二三十页之后，猛地豁然开朗起来，比起之前喜欢看的武侠小说，觉得这书别有一番说不出的滋味，书里有一种很特别的“调调”，是武侠小说里找不到的。

吃了三年咸菜疙瘩

在这之前，我已经在自己写武侠小书，写了好几万字的样子，被我当老师的四叔发现了，他说：“你写这个干啥？还不如写点小作文呢。你要真想写小说，先看上几十本世界名著再说。”

这话对我刺激很大，自己的作文一直是受表扬的，小说却遭到了如此恶评，有点受不了，但自己从头看看自己写的东西，也确实很不像样，就在天井里挖了一个坑，把写了一整本（100页的硬皮本）的武侠小说手稿埋掉了，烧掉还有些不舍得，埋掉的话似乎还可以再挖出来，不过终究没有再挖出来。

同时，虽然对四叔的话感到不服气，也想多看点名著了，但哪里有呢，这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有图书馆这种地方，即便知道，最近的图书馆也似远在天边，除了自己买书没有别的办法。又不好意思开口跟大人要钱，只好把大人给的生活费省下来。我的生活费是每周两块钱，如果不吃炒菜，不喝豆腐脑，也不吃肉火烧，只吃馒头咸菜，一周就可以节省一块多钱，大概两三周就可以买一本了。

从学校门口往西100米的街口，有个老头和老太太在那里卖茶水，卖给大人是一毛钱一杯，卖给学生则是五分钱一杯，咸菜疙瘩是三分钱一块，这样，我天天在他们那里花8分钱吃一顿，成了他们最忠实的顾客。有次我四婶来镇上，也去他们那里买茶水喝，卖水的老汉问：“你是哪个村的？”“菊花村的啊。”“你们村有个在中心校念书的你知道不？他天天来我这里，一顿就一个咸菜疙瘩，老俭省咧。”

钱是从牙缝里生出来的，买书的时候就只能挑性价比最高的，同样的书，有精装，有平装，只能挑平装，有字号大的，有字号小的，只能挑字号小的。岳麓书社的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名著普及本是我那时候的首选。吃了三年疙瘩，终于攒了一橱子的书。

军大衣换来的《资治通鉴》

初三语文课本上有一篇选自《资治通鉴》的《孙权劝学》，让我知道史书原来是可以写的这么有趣的，后来在书店看到岳麓书社的四册本《资治通鉴》，心就痒痒起来，问了价，60元，是我当时见过的最贵的书，不禁兴叹：这要吃多少顿疙瘩才能攒出来啊。

当时，甚是流行黄绿色的军大衣，穿上去都觉得飒爽英姿分外娇，哥哥缠着母亲花六十块钱给他买了一件，我见到了就跟母亲说：“我不要棉大衣，也给我六十块钱我去买套书吧。”

这是我第一次开口跟家里要钱买书（不连小时候长蛔虫住院那次），母亲说：“你要是真喜欢，就去买吧。”

我拿了钱，兴冲冲到了书店，明明是营业时间，结果却关着门，瞅了老半天，不甘心，就来到书店后院他们的宿舍区找人，站在小院子里喊：“有人吗？要买书啊。”一个没见过的年轻人从宿舍探出头，说：“买什么书？”我说：“资治通鉴。”他说：“你真的买？”我说：“真的买。”同时拿出钱来，年轻人则掏出了钥匙。

捧着四本词典一样厚的书回到家，哥哥已经从外面回来了，说：“买的什么书？这么贵？这什么时候看得完啊？还能退回去不？”我说：“已经买了，不能退了，早晚会看完的。”

我终于在高中毕业的时候看完了它。

题外（一）卷了灯芯的线装书

曾祖父是一位私塾先生，因此老家里留下几本清末线装书，小时候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看见大人把书页撕了卷成长条做煤油灯芯，自己也会撕了玩，书页很黄，很薄，不像现在的书一张纸印两面，而是只印一面，然后对折装订起，来。后来，认字多了，知道这几本书有一本是《论语》，一本讲算术的，还有一本是《留青广集》，里面是些贺寿祭奠用的诗词，作者里我只知道解缙，我看不懂，却很喜欢，抄了一些在本子上，六一节晚会，胡乱唱给班里听，谁也不知道我唱的是什么，我很是得意。至今还记得“玉堂金马何须道”“才能却似陆平原”的句子，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陆平原是谁。

等自己开始买书了，才意识到这几本书的珍贵，再找出来看，前后都缺了好多页了，我把它们珍藏在箱子底，可惜自己常年在外上学，不能长期守着它们，这几本线装书最后竟不知所终了。

题外（二）窃书贼

嗯，我也偷过书，图书馆的英文原版的。一本约翰生传，一本玻利瓦尔传。之所以选这两本，不是因为对约翰生或者玻利瓦尔特别感兴趣，而是这两本书都是小开本，可以从领口塞进去，外面穿着毛衣，显不出来，如果敞开夹克，尽量坦然地走到图书管理员那里办手续，对方便不会注意到什么。我倒是很想要那本精装的Crime and Punishment，可是那么厚，实在不敢下手。玻利瓦尔传很乏味，但波斯威尔写的约翰生传很有趣，我不后悔做了这次孔乙己。

后来，……

自己挣钱了，反而没有那么强烈的买书欲望了，也没有多少故事可讲了。年轻时省钱买的书，有被人借了不还的，有莫名其妙散失了的，但还是有很多留了下来，有的到现在还在读，还没有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