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降，随着“大革命”的狂飙猛进和“旧制度”的轰然倒塌，中国社会进入了“旧力将竭而新力未生”的失序状态。人生与人心该如何措置，成为知识界念兹在兹的焦点议题。在礼治秩序已然破坏而法治秩序尚未形成的窘况面前，知识分子们孤心苦诣，上下求索，力求开出一条决然不同的新路来。尤其是随着西学东渐日甚，欧风美雨狂吹，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立宪救国、革命救国等各种社会思潮迭起，于是法学遂也有机会逐渐由末流变为显学，跻身于济世之学的行列，一代代法学家们粉墨登场，力图在士林寻得一席之地，开出一济济治国良方。自清末变法改制以降，迄而至今，已然历经五代人矣。
然而，或许是先天不足加后天失调，法学长期以来被指称罹患幼稚之病。此说虽不一定为通说，却也得到了法学内外很多人的附议。为何幼稚？据区区在下看来，以下两端或为病灶所在：其一是很多法学人自说自话，所论仅限法学一隅，甚至就是在法学这一亩三分地上，也是壁垒重重，阡陌纵横，跳出自家那一块小格子，就患上了失语症，所谓形成不了科际交流是也，这在治部门法的学者身上尤为明显。其二是大部分法学论著或言之无文，干巴巴的堆砌一堆专业术语，令人望而生畏，读起来更是味同嚼蜡；或故弄玄虚，把明白话往糊涂里说，把简单道理往复杂处讲，直让人如跌入云里雾里，“云深不知处”了；或数典忘祖，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起码的了解，对当下中国人的生存境况也缺乏应有的关注，笔下不是这个斯基就是那个斯鸠，不是福柯就是福山，早已是“今人不见古时月”，把老祖宗忘记得一干二净了，所谓的研究完全脱离了中国的人生与人心。以上种种，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中国的法学研究总体上缺乏应有的人文素养、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
以上所述，大抵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法学研究的普遍状况，或许会有偏颇，却绝非虚妄。当然，也不能就此以偏概全。特别是晚近20余年，法学研究的幼稚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一大批法律学人薪火相承，接续用力，精耕细作，厚积薄发，在打通古今、媒介中西方面积劳积慧，用心用意，推出了一批精品力作。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许章润算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
初识许章润，从他的论文集《说法活法立法》开始，真正对他着迷的，却集中于《六事集》和《坐待天明》两本散文集。除了《红楼梦》，能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去品读的书，就数许章润所著。用章诒和的话说，许章润的文字，纯如酿，灿似花；既有法学精神，又有文人传统。吴稼祥更是对《坐待天明》中的《天数》一文推崇不已，直道此文之美，无可评论，建议选作中学课文。许章润的文章，无论是法学论文还是散文随笔，篇篇皆为有感而发，字字俱是珠玑之笔。昔者太史公言，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此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身何尝不是身罹宫刑，在既辱且愤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后人留下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许章润的文章，接续中华传统，勾连社情民意，自日常洒扫应对中探寻中国民众的人生与人心，在排郁疏愤中讨一个说法与活法，文章中以笑当哭、以笔为枪之处在在皆是，处处彰显着儒家风范、侠义情怀。
这不是给他贴儒家的标签，而是认同了许章润关心当下的道义担当。查究百度百科，给许章润所贴的标签是“新时期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许君章润，1962年生于安徽庐江，依次求学于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获授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供职于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以教授法学为业。以本科就读来看，笔者忝为章润师弟，每每对师兄辈们倾慕不已。说来也奇，学法出身的，历来不乏偏才、怪才、奇才。著名诗人海子，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当代儒家蒋庆，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法学“鬼才”邱兴隆，亦是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可惜去年已驾鹤西去。章润初治刑法学（给法学“鬼才”带来巨大学术声誉的《刑罚学》一书，即为邱兴隆与许章润合著），后渐感部门法学枯燥乏味，转治法理学、法哲学、宪政理论和儒家人文主义与法学等，拒绝空泛的、普世的“宪法爱国主义”，偏重从历史中探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的生存发展轨迹，意欲求得天意、人意与法意的契合。许章润的研究和写作，始终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以及其中的生命持有一份温情与敬意，有极强的历史纵深感和现实关怀感，立足点是法学领域，却有效实现了科际整合，能够与其他人文学科进行深入对话，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法学研究的品质。
许章润的文章，散文随笔集中于《六事集》和《坐待天明》，法学论著则有《说法活法立法》《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汉语法学论纲》《国家理性与优良政体》《政体和文明》等，另外还主编了“历史法学文丛”“汉语法学文丛”，翻译外国著作若干。许章润的写作，散文随笔中凝练着法意人情，法学论文中浸透着人文关怀，但不论文章形式如何，无不体现了对众生、对自由、对生活热爱之“意蒂牢结”。他的散文随笔，常常是从一件具体而碎屑的事由说起，渐次铺陈开来，剥茧抽丝，夹叙夹议，看似满天星斗，实则形散神聚，于细微处展现真情，从生活中提炼法理，让人于不胜唏嘘中去领悟天道、公理、法意、人情。他的法学论文，深得历史法学之个中三昧，既着眼于“历史深处的忧虑”，又建基于当下之现实需求，力图集历史渊源、民族精神、世道人心为一体，在接续道统、发愤写作中展现了深深的赤子情怀。尤其是《汉语法学论纲》，作者坚持中国身份、华夏立场，对中国法学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和法意体系，是近年来法理学、法哲学研究的翘楚之作。中国政法大学舒国滢、清华大学江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全喜、西南政法大学董彦斌等教授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该著作从历史法学沿革的解读进一步梳理了“道”的演变及其与法律的关系，是基于中国当代或者近百年思想、中西文明交汇的一本忧思之作，是中国版的历史法学的绪论，是跟大传统相联系的法理学，是中国版的新自然法学的起点，是中国法学在全球化过程中应对竞争和挑战的激烈之作。侯猛更称《汉语法学论纲》为“中国法学的再造”。
正中於兴中所言，中国的法学家不能只是“在中国 ”做法学研究，而是要做 “中国 ”的法学研究。许章润的写作，人文素养与法学涵养兼备，镶嵌了深深的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堪为文学与法学相结合的典范，切实不啻为中国法学的再造和汉语法学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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