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建明
母亲家门前没有院子,只有一块“稻场(场地)”
三间两层小楼坐北朝南,静静地承受着风雨的侵蚀。靠东边向南伸出一排小屋,青砖红瓦,安置着她围转了一辈子的土灶,铁锅,橱柜,吃饭的小桌椅,还有忙碌的身影。西边是窄窄的一溜小棚子,里面十几只鸡整天咯咯嗒嗒的,像是没吃饱过一样,母亲给它们喂食的时候,总是要同它们唠叨几句,再忙也是如此。鸡的邻居是一把把柴禾堆起的矮墙,靠着柴禾边安放着两口大缸,以前花钱买回盛米、麦、六谷的,现在不用了,舍不得扔掉,养了两缸荷,夏天有荷花鲜艳着,冬天还能摸几节藕出来炒菜。
鸡舍和锅屋对峙的中间是一条不太宽的空场地,水泥摸得光光的,尽管我们还叫它稻场,但现在却没有什么可晒的了,能见到的是一些晒干的豆角,萝卜丝,少许红、绿豆,菜地里收回来的,每次我们返城时,母亲总是用瓶,袋装一些放到车子上,我们总是带走很多,却带不走她的目光。
还有一条我们回家时车可以直接开到门口的小路。
如果在南边装上一扇大门就算有院子了。父亲在世的时候不愿意装,说来人、出门都很麻烦。儿子开车回家还要等着人来开门,更不方便,几十年都是这么过过来的,装门做么事。
父亲说的没错。自我记事后,村里就没有一家有围墙,有院子的。只有一块或大或小的稻场,像敞开胸脯的庄稼人,能见到泥土色的皮肤,一根根凸起的肋骨,凹进去但还扑扑跳的心窝。
还有的是平淡的日子。
住在老屋的时候,稻场很大,和叔叔家小爹爹家连着的,像条街道。每天傍晚,我们都要将门前的落叶,灰尘,还有鸡划的痕迹打扫得干干净净,到了夏天,为了防止扬尘,得先洒一遍水。黄梅过后有了一口晒酱的陶瓷大钵,不管风吹雨打从不肯离步。偶尔有点东西晒的母亲捡拾回家的零星的麦穗,稻穗,还有叭叭叭地连枷声。虽苦虽穷,到腊月时,门前还是晒些做米糖的饭坯,米面,花生,也有我们打闹地嘻嘻哈哈声。
盛在屋子里的是幸福和满足。
成年后,父母将老屋分给了我和兄长,他们就和弟弟住在了现在的屋基地上,那时还是三间平房。
我初次出门的时候就是在这柴垛边向父亲道别的。三十多年了,我仍然记得清楚那个黄昏时刻。我将蛇皮袋小心地靠在篱笆上,独自拐进通向父亲门前的小路,袋里装的是我在外面的“家当”:黄球鞋,铝饭盒,穿的,用的,几只小塑料袋包装着,裹着它们的是棉被。妻子知道我怕冷,选床九斤的厚被,两个人硬塞死拽才将它们塞进写有“尿素”字样的蛇皮袋里。
虽然还是新春,父亲却没走亲戚,他坐在小凳子上,旁边是一堆树枝,手中的弯刀起起落落间,一根根树枝变成了树棍,前面还削成尖尖状,想来是用搭豆角,瓠子或丝瓜的架子。似乎我的到来他没看见,以至于我说要出去的时候,他手中的弯刀也没停下来,只是我耳边听到他很干脆地声音,出去好,出去好,在家日子怎么过?
出了村庄上了江堤这话还在我耳边回响,也像那树枝乱抽在我的心头上,一下下直至流血,儿时什么都向父母要,总会得到满足的心,忽地就感到被冷落,我固执的认为,在父母的心里,分了家的儿子也就成了邻居,或路人。那时的我其实需要一句话,去哪里?做什么?
默默地离开了村庄,家乡,在夜色中我渐行渐远。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去竟是三十年。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浪花一朵,我却经受了无数的风雨,老屋倒塌后,兄长在废墟中重建了楼房,而我一家四口变成了无根的浮萍,每年一次回家的那几天都住在老丈人家里,尽管如同住在家里,但年夜祭祖的鞭炮声仍如同声声爆炸在心头上,“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就是我当时最深切地感受。
后来我在镇上买了房子,有了私家车,回去的次数勤了些,不知不觉中父母年纪就老了。有次外出,我透过反光镜见父亲靠在门框上,手抬到胸前朝车子缓慢摆手,眼眶似乎有泪溢出。这是我第一次发现父亲流泪,在我的经历里,父亲一直是个高大也是个坚强的汉子,再难的事情也没有听他说不行的。但我确实看得很清楚,我没有和妻子说,只觉得心里酸溜溜的。
他的手已抬不高,或许是怕我看见故意放在胸前的。后来每次外出都是这样,终于有回妻子发现了,对我说,她看到爹爹(和孩子叫爷爷的意思)对我们挥手,还淌眼泪了。我没吱声,将音箱调得大大的。
不仅仅是我的父母,这些年村庄里几乎每家稻场上都很清闲,坐在屋檐下的要么是一个,要么是几个聊天的老人,他们看着太阳慢慢升起,在黄昏的背影里,收回注视着门前小路上的目光,然后缓缓地关上大门。
在村庄的后面也有我的一栋房子,建好几年了,大门一直是锁着的,门前没有院子,也没有稻场,只有一条小路绳子般系在渠边的大路上。也许早该做点规划,稻场应该用不上了,栽点花草,果树是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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