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动机性推理」、「偏见」、「假新闻」、「阴谋论」等来解释。
文：Brian Resnick
图：Javier Zarracina
译：清单待完成
原文：vox.com/science-and-health/2018/4/11/16897062/political-psychology-trump-explain-studies-research-science-motivated-reasoning-bias-fake-news
2017年1月，时任白宫新闻秘书西恩·斯皮塞尔（Sean Spicer）试图宣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的就职典礼在历史上是收视率最高的，这给人感觉就像是一个「政治和公共生活的新黑暗时代的开端」。
随着它慢慢展开，「部落主义」、「恐惧」以及「我们对共同现实的感官割裂」，定义了特朗普时代的保守派政治。
而且这很让人迷惑。
我在过去几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报道政治心理学，对人类行为一些变化，咨询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专家，『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真正需要答案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提供。
以下是我不断回顾的社会科学课程，帮助我解释在特朗普时代美国发生了什么。也许你也会发现它们很有帮助。
1. 动机性推理--支持一个团队会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
2. 我们可以对令人不舒适的事实免疫。
3. 像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拥有巨大的权力来影响公众舆论。
4. 人们通常不会根据事实来做决定。
5. 政治对立派们之间的争论往往很糟糕。
6. 白人对被取代的恐惧是非常强大的。
7. 人们对大规模的苦难很容易变得麻木。
8. 假新闻会利用我们的偏见--且将很难消除。
9. 阴谋论无处不在的，这是是对一个黑暗、不确定的世界的特定反应。
在这里你可能会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安的主题，那就是我们的「领导人」、我们所在的「群体」、以及越来越多的「回音室般的媒体生态系统」，揭示了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的最糟糕的「心理偏见」。
换句话说，不管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没有人天生就是愚蠢的。「归根结底，我们都是人类，我们使用相同的心理过程。」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沟通研究员多米尼克·布罗萨德（Dominique Brossard）最近告诉我。
可以把本文看作是，对于「当前的时事与政治是如何揭示人心的」入门读物。（请注意：它并不总是完美的。）
本文的最初版本发表于2017年3月。其后已被更新，以便反映当前的时事、新的研究结果、以及之后所做的其他报告。
1）动机性推理：支持一个团队会改变你对世界的看法
心理学之所以被称为「最难的科学」， 是因为人类的思维中有许多混乱矛盾之处。即使是最优秀的研究人员也会深陷其中。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心理学理论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这种理论却可能在一个月内被新的证据所推翻。尽管心理学存在缺陷，但它仍然是我们理解人类行为的最佳的科学工具。
理解政治的主要心理学概念（也是最古老的一个），就是「动机性认知」（motivated cognition），或「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 这通常意味着，支持一个团队会改变我们对现实的看法。
在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们注意到，尽管球迷们观看了完全相同的比赛视频，但对于「谁在粗暴比赛中谁犯规」这个问题，两支球队的球迷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心理学家表示，这就像是这两组球迷在观看不同的比赛。
我们通过「团队」这个镜头来解读世界。在最近的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向参与者展示一段抗议者被警察叫停的视频。其中一半的受试者被告知，这是人们在抗议堕胎诊所；另一半被告知，人们在抗议军方对于 LGBTQ 团体权利的「不问不说」的政策。
那些倾向于支持堕胎权的人认为，堕胎诊所前的抗议者的行为更具有破坏性。而那些具有强烈的平等主义理想的人，更有可能表示支持抗议者争取 LGBTQ 权利。同样，这也是通过相同的镜头。参与者观点变化的原因是，他们所认为的抗议者是谁。
了解动机性推理的一个关键之处就是，你常常没有意识到你在做这件事。我们能更快地识别出我们已经知道的信息，这让我们对那些不了解的事实视而不见。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加入一个团队，会让我们更容易相信并记住虚假的新闻故事。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自由主义者更有可能（错误地）记得，布什总统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难中与一个名人共同度假。保守主义者更有可能说，他们记得奥巴马总统与伊朗总统握过手（从未发生过）。
它可以使我们合理化逻辑上的荒谬。想想保守派家庭研究委员会（the conservative Family Research Council）主席的建议--特朗普应该为自己与一位色情女演员的绯闻，而得到一次重新来过（mulligan）的机会。（mulligan： 加击，即高尔夫球非正式比赛中最后一击失败后附加的一击。--译注）
当我们团队的状态发生变化时，我们的观点随之改变。盖洛普（Gallup）在总统大选前一周和后一周对美国人进行民意调查时，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推翻了他们对经济的看法，尽管经济实际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改变的是谁赢得了大选。对于共和党人来说，一旦他们的候选人获胜，这个国家的经济前景看起来就突然好多了。
我们是如此倾向于从「我们」VS 「他们」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以至于在实验中把被试者随机的分配为任意的蓝色团队和红色团队时，心理学家开始观察到，两组团队的被试者表现出「群体偏见」。
但事实上，我们的群体偏好形成的这么快，也意味着很容易改变：如果我们开始把对方看作同胞，我们就会以更积极的眼光看待他们。 哈佛大学研究群体间偏见的神经科学家 Mina Cikara 表示：『我们不是天生就憎恨或敌视外部群体。所有这些过程都是灵活可变的。』
2）进化可能给我们留下一个意识形态的免疫系统，来消除令人不舒服的想法。
我们不顾事实，进行「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是有原因的：「进化」（evolution）。
人类心智是一种聪明的工具。我们用它来向月球发射火箭，并发明了一些神奇的东西（比如披萨和空调）。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进化出这样的聪明呢？
一种假设是：我们变得如此聪明，以至于能够在群体间合作。我们已经适应了这些技能，在科学和数学等学科上取得了突破。但当受到压迫时，我们默认使用心智力量来保护我们的群体。
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是一种适应，帮助我们与他人团结，有助于我们的生存。它帮助我们的团队成员分享一个共同的现实。它引导我们去偏爱那些被视为「我们」的人，回避那些被视为「他们」的人。
它也迫使我们回避那些可能伤害到我们群体的令人不舒适的事实。你可以看到这种免疫系统在起作用。这是一种「动机性无知」（motivated ignorance）。
2017年在《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上发表的一项实验中，观点不同的参与者被提供了两种选择。他们可以选择阅读和回答与他们观点相同的问题（同性婚姻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选择相反的。如果参与者选择阅读他们同意的观点，就会进入一个抽奖池赢得7美元； 如果他们选择阅读相反的观点，就有机会赢得10美元。
你会认为每个人都想赢得更多的钱，对吧？ 钱多总比钱少好。
不是。63% 的参与者选择坚持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放弃了赢得10美元的机会。负责这项研究的温尼泊大学心理学家杰里米·弗里默（Jeremy Frimer）在一次采访中说，「他们不知道另一边发生了什么，也不想知道。」
在另一项测试中，弗里默和他的同事们，要求参与者评估自己对于学习与自己观点相异的政治观点的兴趣程度，并与「观看油漆干燥」、「静坐」、「晴日里散步」和「拔牙」等活动相比。
结果是：听取政治对手的观点并不像拔牙那么可怕，但是它依然指向可怕的方向；而且远比悠闲地散步可怕的多。
这是在讨论在线媒体生态系统中的「假新闻」（fake news）或「过滤泡」（filter bubble）问题时，许多人所忽略的一个关键点。 避免那些对我们的世界观造成不舒服的事实--这并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些被动的、无意识的习惯。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些事实确实令人不快，侮辱我们的团体，从而侮辱了我们。所以我们拒绝这些事实，就像我们的免疫系统会排斥病原体一样。
南加州大学心理学家乔纳斯·卡普兰（Jonas Kaplan）在2017年的一次采访中说，『大脑的主要责任是照顾身体、保护身体。心理自我是大脑责任的延伸。当我们的自我认为受到攻击时，我们的大脑就会实施防御，就像它保护身体时一样。』
这是让人们远离事实的最后的症结所在。人们害怕和回避的事实往往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事实会导致什么。
这被称为「解决方案厌恶」（solution aversion）。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保守主义者，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持谨慎态度；许多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案都涉及了越来越多的政府监督与规则。同样，也许这是为什么如此多的特朗普支持者，反对 FBI 对俄罗斯干预选举进行调查。因为可能的结论（特朗普的选举受到外界影响），令人感到不安。
3）像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拥有巨大的权力来影响公众舆论
我们有动机去相信我们团体的所相信的。在特朗普时代，这导致公众舆论发生了惊人的转变。
最值得注意的是，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恰好与共和党人观点的一些惊人变化相吻合。
据盖洛普（Gallup）调查显示，在2015年，只有12% 的共和党人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持正面看法。在2017年2月，调查发现32% 的共和党人喜欢他，尽管人们越来越担心俄罗斯涉嫌操纵美国选举的问题。
据 YouGov 调查显示，在2014年，有9% 的共和党人认为俄罗斯是美国的朋友或盟友。在2018年初，这个数字是23% 。
或者就拿自由贸易的问题来说：历史上保守主义者一直支持自由贸易。而据皮尤（Pew）的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17年，共和党人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率从2015年的56% 下降到2017年的36% 。
长期以来，研究人员一直想知道公众舆论的剧烈转变是「自上而下」（党派成员只是简单地附和他们的领导者在问题上的观点）； 还是「自下而上」（领导者试图反映他们的追随者的意识形态）。特朗普时代给了我们一些有力的证据，证明「跟随领导者」的效应是真实存在的。
2017年1月，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的两位政治科学家设计了一个实验，利用这样一个事实：除了移民、贸易和不愿贬低俄罗斯等少数议题之外，特朗普几乎没有一贯的政策理念。研究人员想知道：无论特朗普的政策是什么，他的支持者是否都会追随？因此就在总统就职典礼之后，他们在网上对1300名共和党人进行在线试验。
这项研究非常简单。参与者被要求评估他们是否支持或反对一些政策，诸如提高最低工资、与伊朗就核问题达成协议、对堕胎进行限制、对枪支拥有者进行背景调查等等。
三分之一的参与者阅读了声明，被告知特朗普支持自由主义的立场，如下所示：
请说明你是否支持或反对该声明。
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0美元以上。唐纳德·特朗普曾表示他支持这一政策。你呢？是支持还是反对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0美元以上？
支持
反对
不知道
实验的对照组也看到了这些问题，但没有提到特朗普的观点。另一部分的实验测试的是，当参与者被告知特朗普支持保守政策时，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当参与者被告知特朗普支持自由主义政策时，特朗普的支持者也更有可能支持这一政策。他们跟随自己的领导人。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杰里米·波普（Jeremy Pope）表示：『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公众，在座的各位美国普通共和党人们，是不会阻止特朗普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这种效应甚至在移民问题上也适用。如果特朗普支持宽松的移民政策，他的支持者也会如此。
过去对自由主义参与者的实验也发现了类似的效应：当自由主义者被告知他们的领导人支持保守政策时，他们也更有可能支持保守政策。当人们以这种方式改变他们的想法时，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正在改变。
你不必在新闻中仔细寻找，就知道特朗普特别善于让公众两极分化。看看去年秋天 ，当NFL球队和球员在国歌屈膝下跪时，特朗普对他们做了什么。几乎一夜之间，特朗普的支持者开始对NFL表达强烈的负面情绪。是的，保守的美国人表达了对橄榄球的厌恶。这在以前很难想象的。
所有这一切的结论是：尽管特朗普是一个基本上不太受欢迎的总统，但他仍然拥有巨大的权力来影响数百万支持者的观点。
但同样重要的是，不要夸大此效应在特朗普支持者心目中的影响力。这并非是说他们被彻底洗脑了，而是他们之前的信念被他们的领导人的怪念头所取代。
事实上，许多人并不是经常思考、或没那么深入的思考政策问题。当我们面对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时，比如『我对税收政策有什么看法？』。我们常常用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来代替它：『我所在政党的领导人对税收政策的看法如何？』
这是一种认知上的捷径，我们都在使用。
「这些捷径可能是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对科学权威的顺从，我们依赖组织和机构来为我们理解事情。」威斯康星大学沟通研究员多米尼·布罗萨尔德（Dominique Brossard）表示。
请记住，你在两方面都可能会有偏见--比如，倾向于相信气候科学家对全球变暖的观点--这是正确的。
4）人们能够理解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但是很难让事实变得重要。
这里有一些好消息：用「事实核查」来说服人们相信事实。而坏消息是：人们不会根据事实来做决定。
在最近的一个实验中，政治学科学家布伦丹·尼汉（Brendan Nyhan）和同事们发现，特朗普的支持者愿意承认特朗普歪曲了事实。『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特朗普的感觉。』尼汉表示。
因此，事实可以被理解，但它们并不总是会改变我们的行为和观点。
事实上，研究发现，了解更多政治事实的人更有可能固执和偏见。我们不会用我们的智慧去了解真相。相反，「人们正在利用自己的能力成为符合社会期望的人。」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卡汉（Dan Kahan）表示。 换句话说：我们有很大的压力来符合我们团队的期望。我们越聪明，就越能把自己的脑力用于此目的。
在他的研究中，卡汉经常给参与者不同的数学问题。
当问题涉及非政治性问题时，比如判断一种药物是否有效，人们倾向于用他们的数学技能来解决问题。但是当他们评估一些政治性的问题时，比如枪支控制措施的有效性，数学知识不再重要。在这些政治问题上，数学知识实际上使得党派成员更有可能产生偏见。Ezra Klein 在一份关于卡汉作品的简介中解释道，「一个人智力上越聪明，政治上就越愚蠢。」
这不仅仅在数学问题上。卡汉发现，当涉及气候变化问题时，科学知识水平更高的共和党人，更加的固执。这种模式是一致的：我们掌握的信息越多，就越能利用它们服务于我们的政治目标。
这是关于「假新闻」的争论被误导的另一点：如果人们掌握确切真实的信息，那么所有人都会意见一致，事实上并非如此。
5）通过与政治对手争论来改变他们的想法是非常困难的。
消除两极分化和政治分歧的解决方案，并不是简单地让人们接受另一种观点。
最近，杜克大学、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付费给一批包含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推特用户，让他们阅读对方的观点。作者写道，『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社交媒体上的群体间接触减少了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在这次试验种，共和党人实际上变得更加保守；而民主党人变得愈加自由。
一种叫做「道德基础」（moral foundations）的心理学理论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我们的争论在改变思想方面经常失败。
「道德基础」是指，人们拥有影响他们的世界观的稳定的、直觉的道德观念。自由主义者的道德基础包括平等、公平和保护弱势群体。保守主义者的道德基础倾向于团体忠诚、道德纯洁和尊重权威。
「道德基础」解释了为什么强调平等和公平的信息会与自由主义者产生共鸣，为什么像「让美国再次伟大」等爱国主义的信息会让一些保守主义者心潮澎湃。
想想无休无止的枪支管制辩论吧。自由主义者以「限制拥有」（restricting access）为理由，旨在保护弱势群体和维护社会公正。（即，许多美国人不得不在枪支暴力的恐惧中生活，这是不对的）。与此同时，保守主义者以「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为理由。（即，我应当能够保护自己）。
问题是，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他人的「道德基础」与我们的不同。当我们进行政治辩论时，我们都倾向于高估那些自认为有说服力的争论的力量，并且错误地认为对方观点会被动摇。
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罗伯·威勒（Robb Willer）和马修·费恩伯格（Matthew Feinberg）让包含约200名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派主义者的参与者撰写文章，说服政治对手来接受同性婚姻，或让英语成为美国的官方语言。
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在这项研究中，只有9%的自由主义者提出了反映保守主义者道德原则的论点；只有8%的保守主义者提出了有机会说服自由主义者的论点。难怪改变他人的想法是如此的困难。
最重要的是：保持同情心，有助于与他人争论。
6）白人对被取代的恐惧是一种强大的刺激因素。
去年八月，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举行游行，他们不以为耻的高呼：「你们不会取代我们」和「犹太人不会取代我们」。
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恐惧（被取代的恐惧）是荒谬的。在美国建国之前，白人（尤其是白种男人）就一直是最主要的政治和经济阶层。
他们事实上也确有这种感觉。2017年4月，一组心理学家在一项在线调查中，获得了447名自称的右翼分子的样本（不是那些参与夏洛茨维尔集会的人），并让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问卷调查。然后将他们与382名非右翼分子的在线样本进行了比较。
调查显示，与对照样本相比，这些右翼分子更担心自己的内群体处于劣势地位。他们害怕被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和外来者所取代。是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潜在的受害者。
人们很容易认为这些恐惧是可恶的，且仅局限于边缘人群中。但是在主流人群中，在那些不认为自己是种族主义者的人群中，较小程度上也确实存在这种恐惧。
这种对外来者的恐惧、对被取代的恐惧、以及种族仇恨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煽动器。41% 的白人千禧一代投票支持特朗普。政治科学家发现，在这个群体中，这种白人正在被其他种族所取代的感觉非常普遍。 政治学家 Matthew Fowler、Vladimir E. Medenica 和 Cathy J. Cohen 在《华盛顿邮报》上阐述了他们的研究结果。
在实验中，当白人参与者被提醒，大多数美国人口将在短短几十年中属于少数裔群体，他们开始对其他种族的成员不那么热情了。一项测试甚至表明，提醒白人这一趋势增加了他们对特朗普的支持。
「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偏见（并且是自由主义者），也显示出了这些威胁的影响。」种族偏见的领军研究者 Jennifer Richeson 表示，她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当人们听到一个群体的数量不断增加时，「一种群体之间零和竞争意识就会被激活。」 与 Richeson 合作的 Maureen Craig 表示。当人们听到一个群体正在崛起时，他们自然而然地担心，这将意味着自己群体的衰落。 即使怀有善意的人也会这样想。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白人都怀有极端的种族敌意。这意味着，对于政客来说，「恐惧」是一个及其容易按下的按钮。我们不假思索地害怕。恐惧支配了我们的行动。恐惧促使我们相信那些声称能够消除我们的恐惧的人。
还有一个事实尚待解决：消极的、可怕的信息几乎总是比积极的信息更加牢固和难忘。
我们倾向于夸大我们不喜欢的人的威胁。2012年的一篇论文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测试很简单: 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估计从纽约到墨西哥城的直线距离。那些对墨西哥移民表现出更强烈敌意的参与者，与那些受威胁感较低的参与者相比，前者认为墨西哥城离纽约的距离要比后者认为的要近几百英里。在前者看来，敌人似乎上比实际上要离得近得多。如果人们认为两国之间的隔离墙是安全的，这种效果就会消失。
精明的政治家明白，恐惧是一种刺激，并且制造出能够激发恐惧的信息。 很难责怪人们的恐惧，而像边境墙这样的想法则会让人们感到更安全一些。这是我们的天性。但是你可以责怪那些煽动恐惧以此牟利的政客。
7）对他人的痛苦很容易变得麻木
你可能会认为，每当我们看到一起枪击死亡事件时，或被提醒到世界上各地有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时，我们都会感到越来越多的同情、越来越深的悲伤。
事实并非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感到麻木。
一种深刻而令人愤怒的心理概念，可以解释此现象。在美国面临诸如大规模枪支暴力等长期存在的、缓慢滋生的悲剧时，人们变得日益麻木。这就是：随着悲剧事件中受害者数量的增加，我们的同理心、我们愿意做某事的意愿，反而减少了。
这种倾向被称为「精神麻痹」（psychic numbing）。它描述了悲剧是如何在我们的头脑中变成抽象概念，而抽象概念是如何轻易地被消弱乃至被忽略的。
俄勒冈大学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 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人类的生命没有固定的价值，在一场较大的悲剧背景下，单一个体的生命价值就会降低。」
他最近的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斯洛维奇和他的同事询问参与者，他们是否愿意为有需要的儿童捐款。研究采取的措施是提高受助者的数目，从一到二的增加，然后就发现了参与者对儿童的同情和捐赠的减少。
在另一项实验中，斯洛维克发现，如果难民营拥有25万个难民，而非只有1.1万个难民，那么参与者就较少可能对难民营的4,500条生命感同身受。尽管在任何情况下，4,500条生命都应该是同等的重要。这真是令人气愤。
斯洛维奇解释道，「这种感觉系统并没有真正的增加。它无法叠加；也不能很好地处理数字。」
十分之六的美国人支持某种程度上禁止难民进入美国的旅行禁令，这就不足为奇了。许多立法者对于成千上万人失去医疗保险的可能性并不感到惊骇。全世界都在旁观着数百万人死于战争和在苏丹达尔富尔发生的种族灭绝。 作为一个阿片类药物泛滥的国家，我们并没有真正做出努力来解决阿片危机（阿片危机在2015年夺去了33,000人的生命）。
政治领导人常常对难民视而不见；当面对成千上万的儿童时期被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时，就变得冷酷无情。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8）假新闻会利用我们的偏见--且极其难以消除。
恶作剧、阴谋论和捏造的新闻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今天，在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它们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导致了可怕的后果。
假新闻之所以有害，是因为它利用我们的偏见。「假新闻具有完美的可传播性：它是令人震惊的、惊奇的、能够影响人们的情绪的，这就是传播虚假新闻的秘诀。」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沟通研究员 Miriam Metzger 表示。
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校园枪击事件或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等悲剧之后，我们看到了虚假的新闻故事和谣言在社会媒体上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往往超出了真相的传播速度。
最近，《科学》（Science）发表了一篇研究，证实了这种感觉，至少在 Twitter 上传播虚假信息的时候是如此。这项研究分析了2006年至2017年间发送的数百万条推文，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立的结论：「在所有类别的信息中，虚假信息比真相要散播的更远、更快、更深、更。」报告还发现，「相较于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科学、都市传说或金融信息等方面的假新闻，此结论尤其适用于虚假政治新闻。」
但或许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揭示了是谁在为虚假新闻故事推波助澜。它不是那些有着数百万粉丝的具有影响力的网红 Twitter 用户，也不是自动发布假新闻的俄罗斯机器人账号。而是普通的 Twitter 用户，他们的粉丝寥寥无几，很可能只是与他们的朋友分享假新闻故事。这也许归结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虚假的故事往往比真实的故事更令人惊讶。
令人沮丧的是，像 YouTube 推荐视频推送（video feed）、 Facebook 的新闻推送（newsfeed）、谷歌新闻（Google News）等算法经常会推荐虚假故事（也许部分原因是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内容比较吸引人）。
但每当读者在 Facebook、Google 或者其他任何地方读到这样的故事时，就会留下一种微妙的印象。每一次，故事变得愈加熟悉。这种熟悉感使人产生这就是真相的错觉。
心理学家称之为「真相错觉效应」（ illusory truth effect）。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发现，即谎言越是被重复，就越有可能被人相信。（俗话说谎言重复一千次即成为真理。--译注）
当你第二次或者第三次听到某事时，你的大脑会对它做出更快的反应。范德比尔特大学研究学习和记忆的心理学家丽莎·法齐奥（Lisa Fazio）表示：「你的大脑错误的把流畅性当成是真实性的预兆。你听到的次数越多，就越会有这种直觉，认为这是真实的。」
9）阴谋论无处不在，这是对一个黑暗、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的特定反应
当人类心理与超党派（hyperpartisanship）、算法驱动的社交媒体传播相互混合时，产生了也许是我们这个古怪时代最黑暗的结果：「阴谋论」--通常那些生猛的、破坏性的，也是最易传播的。
在帕克兰校园枪击事件发生造成17人死亡后不久，YouTube上的头号热门视频就是基于一个谎言。该视频声称，帕克兰枪击案的17岁的幸存者大卫·霍格（David Hogg）是由一名演员扮演的。枪击案后，大卫·霍格成为了一名引人注目且令人同情的枪支管制的支持者，在有线新闻上巡回演讲，
阴谋论所造成的痛苦是巨大的：直到今天，在桑迪胡克小学枪击事件中遇害孩子的父母，依旧被指控捏造了整个枪击事件（包括他们孩子的生命）。
想想在2016年被谋杀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塞斯·里奇（Seth Rich）家人的痛苦吧。尽管没有任何证据，阴谋论者和知名的保守派专家一直在煽动人们怀疑，塞斯·里奇是被克林顿竞选团队策划谋杀的。
他的父母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塞斯的死已经变成了一场政治足球。每天醒来，我们都会看到新的头条新闻、新的谎言、新的事实错误、新的人接近我们企图利用我们和塞斯的遗产。』（请放心，阴谋论也在左翼传播。）
正是如此，特朗普多年来一直在宣称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为这种阴谋论火上浇油。「特朗普试图打击媒体，使媒体失去合法性，并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阴谋论被视为正常化。」德州理工大学研究动机性推理心理学家 AsheleyLandrum 告诉我。
他解释说，阴谋论是一种动机性推理。在帕克兰枪击事件之后，青少年幸存者被指控是演员的这种阴谋论，可能会削弱他们发出的强有力的反枪支信息。
但也有一种更具同理心的方式来看待阴谋论：「这是一种人们的自我保护机制。」研究阴谋论的心理学家 Jan-Willem van Prooijen 去年告诉我。这些理论是一种工具，人们可以通过这种工具，在这个可怕而动荡的世界里，感觉更有控制感以及找到解释。
他发现，那些感到无能为力和更加悲观的人，也更有可能相信阴谋论。这就是教育和援助能够起作用的地方。实现更高层次的教育与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安全感相关，而这反过来，又似乎可以防止阴谋论的心态。
想到孩子们在学校被枪杀，这是很可怕的。为什么我们要在一个坚持认为它不那么糟糕的理论中寻求庇护呢？
| 进一步阅读：特朗普时代的政治心理学
如果你想阅读更多，下面是我的建议：
政治身份塑造是如何了我们的信念：NYU psychologists Jay Van Bavel and Andrea Pereira have a great, easy-to-read academic explainer on how our political identities shape our beliefs. Follow the citations in this article and learn nearly everything there is to know about political psychology.
非人性化心理学：Racial bias isn’t always subdued and implicit. It’s often explicit, and people are not ashamed of it. The psychology of dehumanization helps explain racial animus. Researchers Nour Kteily and Emile Bruneau find in their work that literally thinking of some racial groups as less than human is uncomfortably common in America.
政治如何使我们变得愚蠢：Ezra Klein’s How politics makes us stupid was one of the first pieces published at Vox, and it’s still relevant. In it, he discusses Dan Kahan’s work on how we use our intellect to benefit our groups, not the truth.
社会规范是如何改变的：After Trump’s election, America may have grown coarser, meaner. At the New Yorker, Maria Konnikova explains how societal norms change.
种族仇恨是川普崛起的关键因素：Vox’s German Lopez sums up the evidence that racial resentment was a key factor in Trump’s victory.
减少种族偏见：Lopez also has a great, thorough discussion on ways to reduce racial bias.
减少偏见：And finally: Political persuasion is very hard. But it’s not impossible. Here are two promisingefforts that show it’s possible to reduce b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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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初发表于《VOX》上，基于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由「清单待完成」翻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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