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大树只有扎下根基才能茁壮成长，而一个人只有拥有了思想根基，才能安身立命。
中华文化的根可以追本溯源到尧舜禹口口相嘱的十六字心传，具体就是《尚书·大禹谟》中所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尚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
尧舜禹是中国几千年来一致非常推崇的德治时期。尧把帝位禅让给舜以后二十八年，尧去世。舜选贤任能，赏罚分明，在其执政下，洪水得到治理，政教大行，八方宾服，四海咸颂舜功，最终完成了尧未完成的盛业。因此舜是明德的典范，司马迁在史记中讲“天下明德自虞舜始”。
尧舜禹谆谆嘱咐代代相传的这十六个汉字，寓意深刻，意义非凡，是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五千余年的根脉，是万世哲学之源、道统之传、为政为学的根基。理解了这十六个字，就懂得了中国文化精髓，就懂得了如何修身和管理社会。
一、人心惟危
不知从何时起，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系统文化被打上了唯心标签。传统文化说成心学没有问题，是合适的，但唯心就有些过了。正因为标签错了，所以孔子学院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开花结果，但唯唯在孔子思想的发源地，在以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大陆，对待传统文化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虽有总书记大力提倡，但弘扬传统文化还没有形成燎原之势，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多错误和偏颇。目前只是一些民间机构在极力推倡，由于缺少国家教育经费补贴，这些游离于体制外的民间学校的收费也比较高，显得有些落寞和形单影只。
其实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思想念头控制的，控制了人的思想，也就控制了人的行为。因此从社会管理来讲，融会贯通了传统文化，也就通达了人情世故，掌握了社会管理的秘诀，心学无疑是智慧之学。
人的思想天马行空，有恶念，有善念，善恶都是一瞬间 。如果不端正人的思想，不对思想进行约束，一旦恶念挣脱理性的约束，失去了节制和控制，人心之恶就会如恶魔般脱缰而出，那就是恶魔出世。其结果就是恶念最终控制了人的肢体，强奸、杀人、伤害、盗窃、侮辱、讹诈等恶行就会上演。
最典型的就是侵华日军，由于军纪不严甚至是故意纵容，造成了南京大屠杀惨案，其中日军所表现出来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发指恶行，就是活脱脱的集体出世恶魔。
还有一种是权利所造成的心魔。有些人做个普通人很正常，但一朝凡手中握有点滴权利，他内心就会失衡，暴涨的权利欲会使他双目失明、发疯发狂，迷失了自我，一旦剥夺了他的权利，就会恢复正常。
也有人说，绝对的权利就会造成绝对的腐败，虽不尽然，但缺乏制约的绝对权利确实容易出现问题。比如，古代一言九鼎、掌握无上权利的皇帝，由于才能、智慧、仁德的缺陷，有时很难听进去反对意见，下面大臣稍有不慎，如果触逆了龙鳞，就很容易被滥杀无辜，因此由于皇帝任性肆为而造成的重大决策失误就很容易理解了。现代社会中掌握财政、审批、用人大权的各级官员，在长期唯唯诺诺和赞扬的马屁声中，自我认识也会失真，大面积腐败就丝毫不会意外了。
因此说人心是危险的，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人心惟危”。鉴于此，有人说管人的工作是最难的，原因就是人心是如此危险，鬼神莫测，难着踪迹。其实国家的管理、社会的管理、军队的管理、企业的管理、学生的管理等等，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人心的管理。
对于心与行的关系，有一副对联很好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贫家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横批：善恶有报。
对于“孝”，关键是看是否有一颗“孝心”，并不是以给父母送了多少东西为评判标准。这真是通达人情！有句老话“瓜子不饱是人心”，贫穷子女把仅有的哪怕是一粒瓜子献给父母，那也是真孝，这比那些对待父母像养“犬马”宠物一样的富人更有功德。因此，对于孝来讲，“孝心”更可贵。
对于“淫乱”，不是看是否有“淫心”，而是以是否出了轨做了不该做的事为评判标准。在“淫”的问题上，偶尔产生一些非分之想，也不要过于自责，这并不影响一个人的高尚，只要能够控制住自己，没有行动就不是恶行。
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告子在与孟子辩论时说“食、色，性也”，可见圣人通达于人情，视男女之间的性欲与吃饭时的食欲为人的基本需求。同时，孔子又强调“发乎于情而止于礼”，看到漂亮异性而怦然心动可以理解，就像看到美丽花朵而内心愉悦一样，但花朵看看可以却不可以随意采摘，人的外在行为不能随心所欲，要符合“礼”这样的社会规范。
二、道心惟微
人心天马行空，如此危险，那如何驯服人心呢？“十六字心传”给出的答案，就是“道心惟微”，主张用道来把危险的人心约束住，其作用是微妙的。那么道有那么大的作用吗？什么是道呢？
子思在其所著的《中庸》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把什么是道，以及教育教化的宗旨清晰简明地说清楚了。
人从生到死的这条长长的人生之路，这一条轨迹线就是人的命，运指的是人生的某一阶段，是命这条轨迹线上的点或者线段，合起来习惯上称为命运。天命，就是大自然的运行也存在这么一条长长的轨迹线，是以他本来的自性客观呈现和存在的，这个自性就是自然之性，即“天命之谓性”。
道，就是冥冥中统率着天命这个自性，使天命沿着这条自性轨迹运行的原始动力，即“率性之谓道”。
教化，就是使人的行为能够遵循道的运行规律，即“修道之谓教”。这就是说，通过修道教化这种方式，使道能够控制住人的危险之心，像一匹野马被拴上笼头缰绳一样，纵横恣意的心就被引导到道的蕃篱里面，被道所降伏，变成为了道心。
老子《道德经》中，对自然之道进行了详细描述。比如，“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也邪？故能成其私”，“万物作焉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弗唯弗居，是以不去”，“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通过老子对“道”之性的描述，可知“道”所表现出来的自性就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用通俗的话说“道性”就是大公无私，就是牺牲奉献不求回报。
这看似傻瓜，但却是一个人生存、发展的最大智慧。要成就大的事业，在某一领域成为领军人物，必须具有这种品质并依托这种品质，这种品质就是深不可言的“德性”，用老子的话说是“玄德”。三国时期，蜀国皇帝刘备的字，就是这个玄德。
道性明了了，修道目标也就明确了。但贪欲是人的本性，要让人效法天地，做到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一个人能够按照道的要求做到恶念私念一丝不生，这就是圣人；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偶尔产生一点私念火苗，但能够迅速被自己的道心熄灭，这种境界就是贤；如果一个人做不到圣贤的境界，但能够一心寻求向善，坚持以道为追求目标，道德比较高尚，行为比较规矩，这就是君子。这种按照一个人修道所能达到境界的区分，有些像佛教的佛、菩萨和罗汉，以及我们衡量学术水平的职称，比如教授、副教授、讲师。
正因为道心作用如此之大，所以才需要“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一个全民大课题，只有全民按照道性要求修身，人的危险的、恶魔般的心才会被道所驯服，成为道心。
让人人具备道心，是一个国家、社会治理的根基，是对人心进行约束的第一道关。道心有了，就是给心带上了紧箍咒，如果一个人只有善心，不产生私心恶念，或者产生了就熄灭，这是多么理想的情况啊！
如果道心没有束缚住人的念头，还是产生恶念了，而且挥之不去怎么办？这时就要靠外在的法律法规起作用，因为违规犯法是要受到惩罚的，这样人在趋利避害的本性下，就会有所警惧，即使有恶的念头，但因为害怕惩罚而不敢付诸行动，这是对人心进行约束的第二道关。
法律法规的约束是基于事后的惩戒，因畏惧而采取自我约束和控制，但法律法规不是包罗万象的，有些领域没有立法，有些法律针对性不强导致违法成本很低，因此可能起不到应有的制止恶念作用。另外，即使法律是完美的，但人有失去理智的情况，有侥幸的时候，有铤而走险的时候，有因疾病精神失控的时候，这时候人心就会突破第一关第二关的束缚，在私欲、恶念的支配下，进行为非作歹、祸害他人或社会，这样人的心魔就会释放出去，问题就出现了。
目前对人心的管控节制，基本上就这两道关，一是靠道心，通过明德使恶念不生或恶念自熄；二是靠法律法规事后惩戒的反作用力来制止私念恶念，从而打消念头，最终不付诸于行动，也不产生实际恶果。
在第一关中，中国传统文化采用的方法是通过修道来培养道心和明德，西方是通过宗教，让一个明察秋毫、无所不知的上帝或者安拉来监管自己。
由此可见，国家在对人的管理方面，应把基础放在第一关，主要是消除人的恶念私念，采取以德治国也好，宗教治国也好，都是基于人心向善或恶念不生这个道理，这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第二关的法律法规，只能作为第一关的补充，依法治国不是万能的，如果把基石放在依法治国方面，而忽视了恶念不生这个第一关，国家将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因此传统文化对德治和法治的关系定位为德主刑辅。
本文只是探讨了道心对自我修身的影响，其实道心外用依然威力巨大，运用之微妙存乎一心，因此说“道心惟微”。
三、惟精惟一
“十六字心传”中的惟精惟一，很难理解，核心词汇是精一，那什么是精一呢？俗话理解，精一就是极纯，没有一点杂质。经过揣摩，笔者认为精一有两种境界，一是明德，是至善境界；二是道体，是一种至诚的境界。
（一）至善的明德
根据老子《道德经》的论述，道性就是大公无私，就是牺牲奉献，就是不求回报。那么我们修道要达成的那个理想道心，就是大公无私、勇于奉献、无求回报之心，这个理想道心就是老子所说的“玄德”。孔子学说衣钵继承者曾子在《大学》中称之为“明德”。日本“战神”东乡平八郎，其随身携带的腰牌上书写“一生俯首拜阳明”，这个阳明就是明朝大儒王阳明，其道心就是“天理良知”。
尧舜禹在传承中对这个理想道心的描述是“惟精惟一”，即道心中不能有一点私欲，要纯之又纯，精之又精。
（二）至诚的道心
我理解这个至诚，有点像佛道境界，无善无恶，无思无欲，心中空无一物，所以至诚能够感天动地。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像禅宗像六祖惠能这样“不识一字”的“文盲”，在通达佛道开悟后，就能慧根大增。历史上有很多高僧，其才学甚至被帝王所崇拜，比如唐僧玄奘法师就多次被唐太宗李世民盛情邀请，来担任国家宰相。
《黄帝阴符经》中讲，“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也。故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
我个人理解，宇宙万事万物都是相通的，都来自于宇宙最初的本体，随着时间演化，宇宙本体这个原始的“根”，生发出万事万物，并在冥冥之中“道”的作用下各自运行，看似众物芸芸、繁杂无序，其实一旦回归本源，天下之理即可了然。这就像散乱放置的一具降落伞，一旦返祖归宗，找到了最初的结点，就可轻易地提纲挈领，一切繁杂皆消失于无踪之中。
因此，当一个人的精神修炼到宇宙之始的“道体”境界时（至诚境界），其就具有了神通，宇宙的能量与个体能量就会互相交融而贯通，个体的灵感、力量尤如扎根于宇宙能量的沃土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个人就会拥有无上的智慧。
就目前人类的智慧，对意识精神领域的问题还很难用科学理论去解释和验证，我们暂且可以这样理解，给自己建立一个精神模型，只要有利于自己智慧增长和学业进步就好，不用过于较真。
对于传统文化和的诚，非常不容易把握。从文章角度来讲，孔子之孙“子思”所著的《中庸》，写得很乱，第一段写得最好，主旨明确，后面则论述冗长，有点东拉西扯，很多内容空洞而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与曾子的《大学》和孔子的《易经系辞》差距还是很明显的。但《中庸》最后提出了“诚”的概念——“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化”。也正因为自思所说的诚，才引起了笔者对诚的思考。当然这有点妄议圣贤了。
对于精一的道心，在一时一事上容易保持，说说也容易，但如果能够始终保持就太难了，有时自己初衷是无私的，但囿于自己见识、修养、智慧，或者受了他人蒙蔽，结果却是背离初衷的，没有做到公平公正，也就是说只有好的初衷还不行，在实践中能够始终保持精一的道心难之又难。因此《中庸》的第二句话是，“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一点也正是毛思的精髓“事实求是”的功夫所在，其难点在于一个“实”字，所有的官僚主义都是在“实”上出了问题。在此提一下，其实毛思的灵魂就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后再详细讨论。
四、允执厥中
“允执厥中”就是执允于中，意思是自己的道心要做到公允，要永远保持“中”的境界。故宫中和殿中间悬挂的匾额正是“允执厥中”。
中国的“中”，不是简单的中央之国那么简单，中国文化的精髓都体现在这一个“中”字。一个人修道保持精一之道心是最难的，因为人有七情六欲，人有各种喜好偏见，人有喜怒哀乐，这些都会影响一个人“精一道心”的保持和发挥。
正是因为做到允执厥中非常不易，其中的关键点又是很难做到公平持中的“中”字，有感于斯，孔子之孙子思专门作了《中庸》这篇文章，中庸就是用中的意思。
我们在射击时知道，要打到10环区域非常不易，更何况打到那个圈圈里的圈圈里的正中央呢。人在修道时，保持精一道心与此同理，它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最终很可能偏离初衷。
因此子思在《中庸》里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也就是说，真正做到“中”，就要不能有各种情绪和情感因素掺杂，一掺杂肯定偏离“中”。一般人很难做到“中”，但这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理想目标，是我们道心最根本的基石，决不容动摇，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在做到“中”方面，孔子提出了四绝，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比如当了领导人之后，往往心中执著于我而没有他人，执著于己之意而听不见别人意见，并且固执己见，自信必然如自己所料，自己肯定是正确的，偏执于领导怎么能错呢？错了还是领导吗？最终结果就是好多领导官越大脾气越大，变得越来越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听不进不同意见，沉不下心去，眼中只有孤芳自赏的自我世界，而看不到外部世界。
同时，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又生活在社会当中，人情世故不可少，如果能够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还能够控制好自己情绪，把握好原则，像钟摆一样，事事能够符合规则，始终围绕中但又不偏离中太远，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正是后天世界的常道——“和”，即“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能够做到和道，才是真正通达于道。
以上通过中国文化“十六字心传”，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是围绕“道心治心”这一核心而一脉相承的，这条主线在中国以修道做一个社会需要的人（儒的本义）的“儒学”所指代和承载。而儒学修道的“道心”所能达到的最高目标“圣贤”，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目标，两者是高度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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