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自负

记得某位学人说，西方很多经典的学术著作大多结论简单，论证繁复细致，逻辑性强。我深以为然。在我看来，西方很多经典学术著作的价值在于其逻辑的思辨性上，后人读之，往往受益匪浅。

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作为一本批判性的书籍已经为众人所熟知，其中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将源头拉回到了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黑格尔、马克思继承了历史主义的传统，将历史主义的演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历史主义倾向于认为，历史发展有着其内在的本质，具有某种必然性。

历史主义往往能够讨得一部分人的喜欢，人是不喜欢“不确定性”的动物，总是倾向于用一种理论来解释世界，并预测历史，在这一点上，它有着与“阴谋论”相同的特质。我们想象一下，这个世界总是处在不断进步之中，历史发展的潮流云云等语言往往并不需要太多的论证就能说服大多数人。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最大的缺陷之一，在于对理性的背叛。或者说是一种“理性”的自负，当柏拉图试图建立宏大体系的“理想国”，黑格尔想建立绝对权威的国家主义。我们发现纵使相隔两千年，历史主义的幽魂依然存在，而且还以其他的形式继续影响这个世界。哈耶克曾以“致命的自负”来描述社会主义的计划性，乃因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苏格拉底式的“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是对理性的一种审慎态度，对世界了解得越多，就越知道人性的局限性，当然在这里要区别理性主义和“唯理性论”，理性主义能够认识到理性的局限，而“唯理性论”强调理性至上，无所不能，则实际上是对理性经验的背叛。马克思企图预言历史，但很可惜的是，他的预言被经验现实击碎，相反，社会主义试验在世界范围内却无一例外地遭遇失败，历史终究不像物理、化学试验那样能够被预测，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

当然，历史主义若仅仅作为一种学说倒也不会对历史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与极权主义的结合。乌托邦是美好的，但实现乌托邦所采用的手段却往往并不光彩，通往天堂之路，往往造就人间炼狱。如秦晖所说，“乌托邦不可怕，可怕的是强制”。人道灾难的发生并不是因为乌托邦太多，而是因为强制太多，一切美好的事物只要跟强制挂钩，那么终将失去道德制高点，善的一面终将被恶所替代。马克思是一名真正行动上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一名人道主义分子，后人却把他的理论发挥过度，酿成种种人道惨剧。

历史主义预言历史可能造就的一种不好的影响是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自由意志不过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作为时代产物的人将被裹挟在历史潮流之中，如果过度强调历史预言，那么将会消解掉人的道德责任感，这是实际是一种对理性的绝望。因为历史终将如此，人的主观意志将不能改变历史的进程，那么许多人怀疑自己的理性能力，放弃自己拥有的“积极自由”，而投入虚无的怀抱，在这里，道德责任被解构，极容易造就犬儒主义。而正是这种心态可能会对后世的发展造成很大影响，因为不是历史的发展必然性使得世界成为那样，而是作为时代一份子的不作为使得世界变成那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承担着某种道德责任。

实际上，不管作为哪一种“决定论”，其依据终将是贫乏的，文化决定论也好、制度决定论也好、地理决定论也好、社会学主义也好，都是一种本质主义，虽然与历史主义有着不同，但本质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它将世界的现状用一种本质来解释。这其实是一种智力上的懒惰，倒不是说这些理论没有可取之处，相反，有些理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终究都存在致命的缺陷，世界与历史的发展终究不是单一变量的发展，而是极为复杂的过程。

那么这是不是说理论都是无价值的呢？当然不是，无人能够否认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学术成就，波普尔所反对的是将某一种理论夸大、神话，并将其用来解释一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是一种理性的自负，历史当然是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制度因素等方面的综合，某一个学者都可以采取某一种价值取向，波普尔并不反对对某一因素的强调，但过头就不好了。比如，我自己作为一名读书者，在吸收大家的思想基础上，实际上也会有某种价值取向，我会更看重制度对社会历史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学术思想注定是一种“偏见”，可惜人总是期望能够运用自己的观念去解释所有事物。如果一种体系能够解释所有事物，而不费脑力，用一种廉价的智力思想就获得了所有真理见解，那也意味着真理的终结。比如黑格尔式的“正反合”论题，由于黑格尔强调进步主义，通过将矛盾综合，现有历史代表着最进步的历史，实际上它也就超越了道德，变成了一种“存在即合理”，那么最后的结果终将是“强权即公理”，它解构了所有道德，因为它意味着现有的即最道德的。当我们注视这一思想时，貌似它具有深刻性，但这不过是一种伪科学，通过一种巧妙的诡辩，回避了所有的合理性的批评，这是一种每个人都可以运用的辩证法，廉价而无思想性。真正的思想（包括科学）首先一定是要在逻辑上能够被证伪，如果将所有的可能性全部囊括其中，那必定是一种伪科学，因为它无需接受经验上的检验，无论怎么说他都是正确的。

所以波普尔只是在解构一种宏大体系，并无建立无所不包的宏大体系意愿，这种观念在现代哲学那里已经不断得到强化，放弃庞大的理论体系或许正是应有的理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