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绪论

秦汉文学中的小问题：为什么秦朝文学流传的那么少？

①这是因为秦朝时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比如我们所知尤的焚书坑儒，先不说到底坑的究竟是儒生还是术士，就烧书这一行动来看就知道当时思想主流就是不希望民众有自己的思想，因此当时文化创作空前冷门。

②秦朝存在时间短暂，文化创作甚至来不及成自己的体系秦国就已经灭亡了。

其流传下来的作品知名的有吕不韦门客集体撰写的《吕氏春秋》以及李斯的《谏逐客书》。

据此我们就可得知为何汉朝文学发展昌盛了：两汉王朝总共四百余年有足够的时间去发展属于自己的文学体系。

01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

1.解读文学典籍的时尚。在诵读五经过程中，文人受到熏陶，文学素养得到提高。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对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起到了催化作用。

2.献纳辞赋的风气。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录用人才办法，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机遇。

诸侯王、天子和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对广大士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促使汉代作家群体持续生成。

3.乐府、东观、鸿都门学等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

4.时断时续的游宦风气，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

02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1.包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使汉代文学具有巨丽之美。　

2.立功扬名的价值取向，使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就像司马迁史记的书写。文人在作品中寄托圣主贤臣理想，

3.表现出对机遇和命运的感慨。

4.批判与赞颂的更迭：批判秦朝暴政—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批判现实。

5文人从独立到依附。正如汉代文学的发展从批判——赞颂——批判这般，文人的发展也是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再次向个性独立回归，并达到更高的层次。

6.从浓郁的浪漫色彩到现实理性精神的日益增强。此时道教兴起，佛教传入。

7.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互渗互动、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

03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

汉代文学和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学作用于文学，文学也影响经学，二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征。

1.作家群体中的经师儒士促进了汉代文学和经学的互渗互动。　

2.铺张扬厉的文风和繁琐的解经习气，使得汉代文学和经学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不厌其繁，多多益善，铺天盖地而来。

3.神秘化的经学为浪漫文学提供素材和动力，而神秘化的经学也借鉴了浪漫文学的精神和表现手法。

4.文学的重摹拟风气和经学的固守师法家法习气互为表里。

5.文学和经学的从繁到简：抒情小赋取代汉大赋，《汉书》对《史记》篇幅缩减，五言诗取代辞赋的文坛地位；经学的删繁就简之风大盛。　

6.经学对文学思潮有很深的影响。

《毛诗序》 又称《诗大序》。汉代解说《诗经》有齐、鲁、韩、毛四家，后来前三家失传，仅存毛诗。

毛诗在《诗经》各篇名下都有解释诗义的序言。首篇《关雎》下有一篇总纲式的序论，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诗歌的性质、作用、体裁和表现方法，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

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有很浓的“工具论”色彩。

汉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以《毛诗序》的上述观点为尺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

04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汉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总称，包括骚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其中大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

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

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并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

赋既有诗歌讲求押韵和形式整饬的特点，又有散文句型自由、无严格的格律限制的特点，兼具诗歌与散文的表现功能，是两者的综合性文体。

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

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

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

同时，张衡的《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辞赋的分工与合流：许多楚辞类作品都依傍于屈原，和新体赋形成了大体明确的分工：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谕，而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而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相近。

在发展过程中，楚辞类作品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类作品称为骚体赋，有时也以赋命名。

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的发展：司马迁的《史记》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

《吴越春秋》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东汉时期大量出现的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推动下走向成熟的新文体。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可视为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游记。

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西汉时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东汉时大量出现文人五言诗，班固、张衡、秦嘉、蔡邕等人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东汉时五言诗已成熟，叙事诗有《孔雀东南飞》，《古诗十九首》是五言抒情诗的典范，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西汉时已出现标准的七言诗句，辞赋中往往参杂七言诗句或七言段落，有些已可视为首尾完整的七言诗。

附属于辞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反映了早期七言诗的特点。

02秦汉文学的分期

01初创期（高祖—景帝）

这时的作品题材多联系实际，内容质实深厚；形式和风格则基本沿袭战国文学的余绪，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

《七发》等作品为汉赋体制奠定了基础；政论大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楚声诗歌广为传播，成为庙堂之曲。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他们的辞赋和政论都有较高的成就。

02全盛期（武帝—宣帝）

a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

b史传文学发展到高峰，司马迁撰写出不朽的传记文学名著《史记》。

c政论散文本经立义，在风格上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发展。

d乐府得到强化，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宫廷文人也竞相创作乐府诗。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司马迁、东方朔、枚皋、王褒等。

03中兴期（西汉元帝—东汉和帝）

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继涌现出扬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班固的《汉书》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文坛的模拟风气日趋严重，王充的《论衡》以其“疾虚妄”的批判精神独树一帜。

04转变期（安帝—灵帝）

张衡的《归田赋》引领抒情小赋时代的到来，京都大赋也发展到顶点。

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很强。

五言古诗进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作家在诗文中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04秦及西汉散文

从秦到西汉是中国古代散文诸体渐趋完备的时期。秦国的《吕氏春秋》文风畅达，李斯的《谏逐客书》辞采华美。出自李斯之手的泰山等地刻石为我国最早的碑文体。

汉兴后，陆贾、贾谊、刘安诸人总结前代历史教训和诸子百家之说，其文铺张扬厉，纵横捭阖，犹有战国遗风。

董仲舒的策对和刘向的奏议叙录以如何巩固中央集权制为讨论重点，雍容典重，宏博深奥，形成汉代议论文的主导风格。

01《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 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成书约在公元前239年，出于众人之手，内容不免驳杂，风格不完全统一，因此《汉书·艺文志》将之列为“杂家”。

全书分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8篇；六论，每论6篇；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

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组成了一个“法天地”的完整体系。书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往往点明寓意，一语破的。

《吕氏春秋》预示了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即将出现之际，诸子百家思想逐渐从分到合，朝着为封建大一统建构理论的方向演变。

02李斯的散文

《谏逐客书》的艺术特色：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

文章中间一段，语辞泛滥，意杂诙嘲，语奇字重，兔起鹘落，可谓骈体之祖。刻石文的艺术特色：以四字为句，大多数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读来朗朗上口。总体上气魄雄伟，文字典雅，以浑朴为体，各篇铭文又各具特色。

03贾谊的政论文

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可分为三类：1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2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3一些杂论。

《过秦论》的战国策士遗风：

1.运用鲜明的多侧面对比手法，造成巨大的感情落差，使作品的体势随着心律的搏动、历史形势的迅速巨变而跌宕起伏。

a把秦朝兴盛期的天下无敌和灭亡时的不堪一击相对照。

b把秦始皇子孙万代为天子的愿望和秦朝三主而亡的历史事实相对照。

c把陈胜的起义军和六国诸侯进行对比。

2.浩荡的气势：以数量取胜，文字包含着丰富密集的信息，形成充沛的语言符号的长河；以感情相驱动，作品情深意切，具有很强的内在张力。

3.以古鉴今，密切联系现实政治，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现实的积极参与精神，在观察兴衰之理的过程中流露出深沉而悠长的历史沧桑感。

4.词语讲究，多用修饰，行文流畅，处处流露出诗人的气质。

04《淮南子》及其他散文

《淮南子》 由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成，共21篇，十几万字，是西汉的一部大著述。原称《淮南鸿烈》，作者自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为汉代治国法典，实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

作为一部理论著作，其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1.多引用历史、神话、传说，带有鲜明的浪漫色彩。

2.采用辞赋写法，广征博引，反复论证，以描写和叙述的方式来明事说理；3以多样化的排比句式，形成铺张扬厉的风格，造成波澜壮阔的气势。

董仲舒的阴阳灾异思想和逻辑严密、雍容儒雅的文风，对西汉后期的说理散文创作影响甚大。

《天人三策》行文逻辑严密，环环相扣，联类引证，雍容儒雅。《春秋繁露》缺乏文学性，许多篇章比较艰涩枯燥。

刘向的奏疏文结构严谨，逻辑清晰，往往先以正论开篇，继之以反证，然后总结所提出的观点，最后结合时事以证之。

其说理散文《新序》与《说苑》，采集群书中的逸闻轶事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编纂而成，寓含劝诫训教之意。

西汉政论散文比先秦诸子散文缺少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度，但显得严谨质实。

武帝以后，向着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而那些以剖白个人思想心迹为主的书信体散文，叙事抒情均富有感染力，成为汉代散文史上一枝旁逸斜出的奇葩。

05汉代辞赋：贾谊之赋

汉初以骚体赋为主，贾谊是其代表作家。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今属河南省）人。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而闻名于郡中，得到郡守吴公的赏识，收为弟子。

文帝即位后，因吴公的推荐，任为博士，掌文献典籍。其时，贾谊不过20多岁，在博士中最为年轻，但以见识和议论，赢得博士中年长者的尊敬，受到文帝的重视,不到一年,被擢升为太中大夫。

朝廷上许多法令、规章的制定，都由他主持进行。贾谊的才华和文帝对他的信任，引起了一部分朝臣的不满。他们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流言,动摇了文帝对贾谊的信任,结果文帝让贾谊离开长安，去做长沙王的太傅。

后人称贾谊为贾长沙、贾太傅。在长沙任职的三年中，贾谊的心情一直抑郁不欢。文帝七年(公元前175),贾谊被召回长安，任梁怀王的太傅。此时文帝虽仍赞赏贾谊的博学。而对于他多次上疏陈述的政治主张并不采纳。

后来梁怀王骑马时摔死，贾谊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经常悲泣自责，不久死去。

对于贾谊这个人，笔者曾经的记忆里，唯有《过秦论》让人印象深刻，毕竟当时要求的是全文背诵。也对它的用词造句感到惊奇，文采非凡，言辞恳切，他是一个一心为国的臣子，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的臣子。

后来在短视频中刷到过他，才知道他是那个时代的天才，但是古代不需要天才，也不需要独立于世的人才。若是有出现者，只有极少数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大多数被现实困住。

于是他郁郁寡欢，终于早早离世。只能为他一生的命运感慨，生不逢时，也不过如此。

贾谊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文58篇，赋7篇,其文即现存的《新书》，亦名《贾子》，曾经西汉末年刘向校定,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有所错乱和散失,但基本可信。首篇《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文中的名篇。另一篇著名政论文《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载于《汉书·贾谊传》。

据班固称，是他从《新书》58篇中选择“切于世事者”(《汉书·贾谊传赞》)，经过合并删削而成，题目是后人安上的。贾谊的辞赋大多已亡佚。

贾谊赋作继承了《离骚》的讽怨精神，具有很强的抒情色彩，感情深沉激切。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继承了《离骚》的比兴传统，风格接近楚辞。在体制上沿袭楚辞句式，多用“兮”字，句式整齐而富于变化。

《鵩鸟赋》的艺术特点：

1.以人鸟对话展开赋作，形式奇特，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

2.以议论为主，抒写对生命忧患的思考，阐发人生哲理。

3.常运用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议论的形象性，也常用感叹语气来加强议论的情感性。

4.语言凝炼精警，形式整齐，通篇用韵，多用兮字，富于抒情色彩。

九体：在贾谊《吊屈原赋》之后，出现了一系列以悼念屈原为主题的骚体赋，诸如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这些作品一脉相承，九章成篇，体制固定，主题相类，作为骚体赋的一种体制，虽然规模未大，却具备了独有的格局，与大赋中的“七体”互相辉映，是为“九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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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辞赋中最喜欢的作者是算得上熟悉的贾谊，所以最后只详细写了关于贾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