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谅论

读王船山之《尚书引义》斥明之史臣曰：“鄙哉青田、金华（即刘伯温、宋濂）之为臣乎！始昧卷怀之义，后矜姑息之仁，徇流俗之浮言，悖光昭之大志，乃锡妥灌以美谥，奖余阙之怙终，列薛禅于祀典，假买的以侯封，犬豕厕于羲、农，匹雏混于三恪，褒飞廉之就戮，等张、许之孤忠，奖狐之昼奔，为纪侯之大去。其尤悖者，修《元史》以继《唐》、《宋》之书，存辽、金以仍脱脱之僭，使获麟之后，步后尘者为蜗诞之篆。顾区区以馘友谅，存士诚，侈荡定之勋，而掩其补天浴日之显功，不已陋与！”

呜呼！汉高代秦，犹能数秦之暴，史迁为史，犹能表陈项之功。列陈胜于世家，项羽于本纪。况蒙元之暴，倍于赢秦，且以夷狄乱华，以仁诛暴，有汤武吊民伐罪之义；举夏攘夷，有孝武复仇雪耻之功。此而不彰，乃徇恶美夷，祀非类于神庙，锡逃酋以美谥，而犬戎同于纪侯；褒死元之臣，而飞廉等于信公。而起义群雄，如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等有反元复夏之功，乃比于绿林、黄巾之贼，何其悖哉！与史迁之相去也远矣！

蒙元暴虐甚于桀纣，膻腥过于刘石，举五帝三王之天下而尽夷之，天地其晦矣，日月其昏矣！宋之亡，千古之痛，元之寇，万代之辱。韩山童、刘福通首举义旗，重开大宋之天，比于陈胜吴广，共戴韩林儿为明王，事同于刘项，林儿其犹楚怀王乎！奋勇击破元之群守，一旦复各州之地，使蒙元疲于应对，逮于垂亡，陈友谅之功实比项羽。而明之史臣，为显明太祖之能，则于友谅极力贬损，颇没其反元之功，清修《明史》，继之，亦隐群雄反元之绩，则友谅之功，孰与表彰乎？史之记友谅也，多叙谅杀主害上之恶，与洪武之败绩，于反元之绩，则叙之甚少，然观群史，终不可得掩也。

按《湖广总志》载：“十八年，友谅陷安庆，元守臣余阙死之。夏四月，破隆兴路及瑞州。五月，政攻武，又攻吉安路，进破抚州。八月，破建昌路。九月，破赣州。十一月，破汀州。十九年三月，遣兵略衢州，复破襄阳路。六月，复遣其党王奉国攻信州，守臣伯颜不花的斤死之。”甚矣，友谅之勇武迅捷也！一载之余，克复三郡六州，岂非群雄之铮铮者乎！而当时一心伐元，未对群雄，其义实可嘉也。

蒙元之逆过于赢秦，当贬黜之；陈友谅、张士诚反元之义过于陈项，当表彰之。而后逆顺之道分，华夷之义明。后有作史者，重修《明史》，列陈张于世家，则庶无憾乎！

逆顺不分，华夷不明，伪之兴也，汤武之放诛至于汉高，而王莽伪兴禅让至于宋祖，以隋之暴，唐高祖犹不敢举义诛之，而托以禅让；以元之夷，明太祖犹不能举义攘之，而曰取天下于群寇之手，置君臣于华夷，君臣之万不可易，虽夷狄之酋，犹曰天子不可俘，以知君之尊不可亵也，以待华夏之君则然，以待夷狄之君则失矣，春秋攘夷复仇之义不可忘也；虽夷狄之臣，苟忠于其君则褒之，以教天下之忠于其君也，然逆顺有分，华夷有别，飞廉诛于周武，未尝以为褒，而况死夷之臣！《尚书》伐暴之义岂可忽哉？船山叹曰：“王莽沙陀之区区者，乃以移数百年气运，而流不可止。自非圣人崛起，以至仁大义立千年之人极，何足以制其狂流哉！”今其时矣，明华夷之义，彰反元之功，在所必为也！

方元之未亡也，而明太祖不合群雄以共驱蒙古，乃先攻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先灭群雄，而后北伐蒙元，则太祖有私矣，岂以攘夷为急哉？刘项相合而灭秦，隋灭而后唐高扫群雄，朱陈相杀而后伐元，何其异哉？而不及汉高矣，虽驱蒙古，成光复之功，而所开之国不及汉唐矣。虑于一姓之固，驰于夷夏之防，而复陷于弱宋之祸，予深为明太祖憾也！若友谅者，固太祖之项羽也，贬之也过，而名不显；掩之也多，而功不彰。固宋刘之罪，亦太祖之咎也。夫以桓文召王请隧之逆，春秋尚与其攘夷之功，陈项屠城杀主之恶，史记尚著其反秦之绩，陈友谅反入寇百年之虏，启光复华夏之明，功大于桓文，义高于陈项，此而不表彰，乃同于樊崇、张角，尚有公道乎？特作论表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