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首相级官僚中，出身商人的非常少，仅有先秦的管仲、元朝阿合马、镇海和桑哥、民国宋子文和孔祥熙。管仲很长寿，活到八十多岁，他早年潦倒，盛年治齐。吴晓波先生认为，管仲是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在公元前7世纪，地球上绝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蛮荒时代，中国却诞生了管仲这样一位经济大师，实在算是一个奇迹。他所辅佐的君主是齐桓公，此公有“三好”：好吃、好田、好色。而管仲本身是一个战场逃兵和失败的商人，曾经“三辱于市”，这样一对奇怪的组合，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也是最成功的经济大变革，四十年而成霸业。
不要完人只要正常的人——舒生读《论语》之五十七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这句话是孔子评价管仲的话，他说：“管仲这个人，器量真小”。有人说：“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收取大量的租税，专职人员很多，怎么称得上节俭呢？”“那么管仲懂得礼制吗？”“国君兴建宫殿照壁，管仲也兴建照壁；国君为外交国宴，有安放酒盅的专用设备，他也有。如果说管仲知礼，还有谁不知礼呢？”
孔子批评了管仲三个缺点：器量小、不节俭、“不知礼”。似乎孔子眼里管仲这个人就并不怎么样，如此看来，孔子应该是否定管仲的。再往后看《宪问篇》，而当有人问孔子对子产、子西和管仲三人的评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问“子产这个怎么样?”、“子西这个人怎么样?”、“管仲这个人怎么样?”应该是问孔子对这三人的总体评价。孔子回答：“人也”。《论语译注》将“人也”翻译成“人才”。这里，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应该是肯定的。或许是管仲办事能力强，或许是管仲秉公执法，历来说法较多。总的来说，孔子对管仲是肯定的。
管仲、召忽曾经辅佐公子纠，是公子纠的人。齐桓公即位，逼鲁国杀了避难于鲁国的公子纠，而召忽也自杀，所谓“从主死节”。管仲不但没有“从主死节”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因此，子路、子贡似乎都觉得管仲不能算“仁”，便问孔子。殊不知孔子却回答：“如其仁!如其仁!”，就是因为管仲使“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而“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不轻易许人以仁的孔子，这里却毫不犹豫的许管仲以“仁”。
不要完人只要正常的人——舒生读《论语》之五十七
这里涉及到孔子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说管仲不懂礼，但却又说管仲“仁”。就是“大行不拘细节”，造福于民得功业大德高于某些行为细节和个人私德。这与宋明理学以来评价人物偏重个人私德的标准尺度不一样。一些治世能臣、乱世奸雄，从桑弘羊、曹操到张居正、杨炎等，均因不符合理学“内圣”标准而遭宋明理学家贬斥。如傅雷先生所说的“从南宋的理学起一直到清朝末年，养成规行矩步，整天反省，惟恐背礼越矩的迂腐头脑，也养成了口是心非的假道学、伪君子”。眼界与胸怀也越来越小，最终无聊到把眼光盯着“妇女再嫁”之类的个人私事，把“仁”变成了“吃人”而不自知。
事功在个人私德面前一文不值，这样的趋势到今天仍然是主流。所以很多人都信奉“明哲保身”“洁身自好”“爱惜羽毛”的那一套，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文化对人的评价上。一个毫无建树的“完人”往往比一个有些缺点的“能人”更受推崇，甚至后者根本就无法生存、不得善终。这样把为众人做事的政治与为自己修为的私德混杂在一起的做法，让每个想做官做事的人，不得不把个人私德当成头等大事，追求“内圣”的安全基础上的“外王”。重视什么，什么就被异化。私德被抬到很高的位置，标准便不是常人所及，“伪装”“造假”“两面人”自然层出不穷。
德才兼备因为德在前，本来只是前提和基础的德，却成为看人的主要指标。选人用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用什么人，这是导向，二是不用什么人，这是底线。德是底线，才是导向，但往往倒置。而且“德”与政治交叠，德又变成了“忠君”的代名词，如此而来便奴才遍地，哪里还有人才？所以，防止私德的异化，就要让政治的归于政治，道德的归于道德。
不要完人只要正常的人——舒生读《论语》之五十七
但同时，我们也要明白，不异化私德，不是不要德，德是底线不能失守。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包括掌权的“达”者在内的公众人物，其私生活隐秘权是小于一般公民的。像媒体大炒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若是对一般平民那就构成侵犯隐私权，但对于总统，即使传媒夸大其词，你又能怎样？所以，秦晖先生说“达则独善其身”，就是大权在握时尤其要注意自律，不能“有权就任性”。所要防止的是吧“德”仅仅局限于“忠”，听话便是好人，其他与我何干？如此选人，一叶蔽目，岂不可怕？
所以，回归本来，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的人”而是“正常的人”，大家都做个正常的人就好，无论是高官还是学者。否则，虚伪的面具扯下后，露出的狰狞只会让道德跌下神坛，也撕裂了信任的基础。说到底，还是正常一点，那些“高大全”的“完人”，还是少来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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