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俊杰
一个月前,初中同学勇哥来电说已经回成都定居,好久找个时间聚一下。那段时间要么他出差了,要么我出差了,于是没机会碰面。7月23日,勇哥因为要到南区联系篮球场的事情,于是晚上大家碰面了。意外的是,一起相聚的还有一位老乡,军哥则来自同一乡的板桥村。
一、弹指一挥间,二十二年过去了
自己是96年初中毕业,掐指一算都有22年没有见面了。以前上本科、以及研究生,每次回家路过初中校门的时候,脑子里就会浮现一个画面,要是把大家再重新聚集一起到教室,一起上一堂课或者上一节晚自习,大家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这个世界很大,大到我们无法去穷尽,个人是如此的渺小。这个世界很小,小到我们总有相遇的时候,碰到熟悉的面孔,不早不晚,不悲不喜,正是时候。挣钱的多少从来与学历不完全成正比关系,但同学情谊不一样,只要自己不卑不亢,基本上是可以无障碍往来的,当然“装大装蒜装鸡毛”的除外。在同学的视野里,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也不是没钱人的,而是有心人的。
2006年的时候,意识到初中毕业10周年;2016年的时候,也意识到初中毕业20周年,但是却疏于行动。希望30年的时候,看看能否多一点人能聚起来;或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能有机会见面的话就早点面面俱到。
二、初中的故事,好比刘三姐的歌
尽管前面自己撰写过回忆初中生活的文章,包括《三两肥肠的故事》《偷竹子的故事》《有关水的故事》,可是晚上一聊天发现还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自己掌握的只是冰山一角。毕竟上学期间各自关注的领域和投入的精力有差别,于是这样形成了鲜明的个体差异。
闲聊中得知,关于群英桥河水平桥那个地方,号称“盐坛子”,勇哥说自己差点在那里洗白,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珍贵。上学的时候,记得每年都有人在那里被淹死,于是有了寻找替死鬼的说法。勇哥最不能忍受的是一次被班主任冤枉,故事听起来比窦娥还冤,因为说去女生寝室的男生背影像他,结果帽子就扣在他头上了,并且直接下了结论。
那时班上同学住集体宿舍,翻墙出校是家常便饭,也是当时大家体重标准,否则摇晃晃的墙必然会东倒西歪。当年的社会治安不好,场镇赶集的时候街上有很多“二杆子”,身上的钱不看紧的话,一不小心就被摸了。不少农民辛苦卖菜的一点钱,用方帕包了几层,结果在剃须刀的作用下不堪一击。出门还有一种担心就是被抢,包括自己后来到县城上高中,外出时都比较格外小心,担心在哪个角落碰上坏人;陪同学到邮局取生活费,得打起精神十二个小心。
说到照相,当年场镇上就只有一个地方叫王兴达照相馆,在上世界80-90年代可谓一枝独秀。我和三班的海哥一次说去合影,当时我和他的身高差距是1.4:1.7,看着相片都觉得好笑。那次照相估计老板没挣到钱,因为开始一张底片模糊了,后来又弄了张底片还是模糊,最终用了3张底片,都跑去相馆照了两次。
记得初中时勇哥很注重衣冠整齐,有点“头可断发型不可乱”的感觉。为了拍好毕业照专门到理发店弄了一下发型,聊天中他还补充了一句,说专门花了1元钱把衬衣给熨烫了一下。相比之下,我看自己各个阶段毕业证上的照片,小学和中学照得比较瓜,就是因为注重形象不够所致。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听说当年社会上的“二杆子”半夜翻墙入学校,拿着刀和火药枪到学生宿舍抢劫,现在都有些不寒而栗,感叹现在的社会治安好多了。初中的故事,就好比刘三姐的歌,好多框呢,希望有更多的笔去记录。
三、燃烧的蜡烛,现场追悼会有感
军哥和我来自一个乡,于是就聊到了中心小学的事情。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参加教师王某追悼会的事情。王某长期在村小从事教学工作,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于是在全乡被树立为先进典型。不幸患了癌症,后续在重庆的一家医院治疗。当时学校派我爸和另外一名同事,送医药费到重庆。那时的好几千元现金,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是天文数字,因为当时“万元户”的概念正火。前面提到了当时的社会治安不好,这钱如何平安送达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当时没有银行卡、没有高速公路。结果缝纫了一个小包装着钱,挂在胸前隐藏在内衣里面,时刻感受到人民币的温度,总算不辱使命,平安送达。
最终因医治无效,王某过早离开了人世。这应该是学校有史以来召开的唯一一场追悼会(待考证),现场她教过的女学生有的哭得稀里哗啦,自己耳朵里反复回荡着那句话“她就像一只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追悼会把每个村小以及中心校的老师、学生都集中在了她曾经上课的地方,场面非常宏大。每个人身上戴着一朵小百花,有老师叮嘱学生结束后不要戴回家,否则会不吉利。
我邻居的小伙伴“二娃子”也参加了这场追悼会,他说听到主持人高喊“一鞠躬”,起初还以为要跪在地上磕头,结果发现大家都站着,幸好自己没有跪下去。自己那时还小,对于死亡没有什么概念。这是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参加现场追到会,尽管也有过亲人遗体告别,但都没有追悼会的形式。
不得不承认,那时乡村教师整体工作敬业精神棒棒的,就用一句话来缅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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