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俊杰
一个月前，初中同学勇哥来电说已经回成都定居，好久找个时间聚一下。那段时间要么他出差了，要么我出差了，于是没机会碰面。7月23日，勇哥因为要到南区联系篮球场的事情，于是晚上大家碰面了。意外的是，一起相聚的还有一位老乡，军哥则来自同一乡的板桥村。
一、弹指一挥间，二十二年过去了
自己是96年初中毕业，掐指一算都有22年没有见面了。以前上本科、以及研究生，每次回家路过初中校门的时候，脑子里就会浮现一个画面，要是把大家再重新聚集一起到教室，一起上一堂课或者上一节晚自习，大家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这个世界很大，大到我们无法去穷尽，个人是如此的渺小。这个世界很小，小到我们总有相遇的时候，碰到熟悉的面孔，不早不晚，不悲不喜，正是时候。挣钱的多少从来与学历不完全成正比关系，但同学情谊不一样，只要自己不卑不亢，基本上是可以无障碍往来的，当然“装大装蒜装鸡毛”的除外。在同学的视野里，这个世界不是有钱人的，也不是没钱人的，而是有心人的。
2006年的时候，意识到初中毕业10周年；2016年的时候，也意识到初中毕业20周年，但是却疏于行动。希望30年的时候，看看能否多一点人能聚起来；或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能有机会见面的话就早点面面俱到。
二、初中的故事，好比刘三姐的歌
尽管前面自己撰写过回忆初中生活的文章，包括《三两肥肠的故事》《偷竹子的故事》《有关水的故事》，可是晚上一聊天发现还有很多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自己掌握的只是冰山一角。毕竟上学期间各自关注的领域和投入的精力有差别，于是这样形成了鲜明的个体差异。
闲聊中得知，关于群英桥河水平桥那个地方，号称“盐坛子”，勇哥说自己差点在那里洗白，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珍贵。上学的时候，记得每年都有人在那里被淹死，于是有了寻找替死鬼的说法。勇哥最不能忍受的是一次被班主任冤枉，故事听起来比窦娥还冤，因为说去女生寝室的男生背影像他，结果帽子就扣在他头上了，并且直接下了结论。
那时班上同学住集体宿舍，翻墙出校是家常便饭，也是当时大家体重标准，否则摇晃晃的墙必然会东倒西歪。当年的社会治安不好，场镇赶集的时候街上有很多“二杆子”，身上的钱不看紧的话，一不小心就被摸了。不少农民辛苦卖菜的一点钱，用方帕包了几层，结果在剃须刀的作用下不堪一击。出门还有一种担心就是被抢，包括自己后来到县城上高中，外出时都比较格外小心，担心在哪个角落碰上坏人；陪同学到邮局取生活费，得打起精神十二个小心。
说到照相，当年场镇上就只有一个地方叫王兴达照相馆，在上世界80-90年代可谓一枝独秀。我和三班的海哥一次说去合影，当时我和他的身高差距是1.4:1.7，看着相片都觉得好笑。那次照相估计老板没挣到钱，因为开始一张底片模糊了，后来又弄了张底片还是模糊，最终用了3张底片，都跑去相馆照了两次。
记得初中时勇哥很注重衣冠整齐，有点“头可断发型不可乱”的感觉。为了拍好毕业照专门到理发店弄了一下发型，聊天中他还补充了一句，说专门花了1元钱把衬衣给熨烫了一下。相比之下，我看自己各个阶段毕业证上的照片，小学和中学照得比较瓜，就是因为注重形象不够所致。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听说当年社会上的“二杆子”半夜翻墙入学校，拿着刀和火药枪到学生宿舍抢劫，现在都有些不寒而栗，感叹现在的社会治安好多了。初中的故事，就好比刘三姐的歌，好多框呢，希望有更多的笔去记录。
三、燃烧的蜡烛，现场追悼会有感
军哥和我来自一个乡，于是就聊到了中心小学的事情。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参加教师王某追悼会的事情。王某长期在村小从事教学工作，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于是在全乡被树立为先进典型。不幸患了癌症，后续在重庆的一家医院治疗。当时学校派我爸和另外一名同事，送医药费到重庆。那时的好几千元现金，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是天文数字，因为当时“万元户”的概念正火。前面提到了当时的社会治安不好，这钱如何平安送达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当时没有银行卡、没有高速公路。结果缝纫了一个小包装着钱，挂在胸前隐藏在内衣里面，时刻感受到人民币的温度，总算不辱使命，平安送达。
最终因医治无效，王某过早离开了人世。这应该是学校有史以来召开的唯一一场追悼会（待考证），现场她教过的女学生有的哭得稀里哗啦，自己耳朵里反复回荡着那句话“她就像一只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追悼会把每个村小以及中心校的老师、学生都集中在了她曾经上课的地方，场面非常宏大。每个人身上戴着一朵小百花，有老师叮嘱学生结束后不要戴回家，否则会不吉利。
我邻居的小伙伴“二娃子”也参加了这场追悼会，他说听到主持人高喊“一鞠躬”，起初还以为要跪在地上磕头，结果发现大家都站着，幸好自己没有跪下去。自己那时还小，对于死亡没有什么概念。这是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参加现场追到会，尽管也有过亲人遗体告别，但都没有追悼会的形式。
不得不承认，那时乡村教师整体工作敬业精神棒棒的，就用一句话来缅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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