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有一只小坐柜，是外婆留下的一件用物。小座柜不大，长不过三尺，宽只有二尺多，高也也不过二尺。顶盖板上，有一个一尺多见方的盖子，上面钉一块正方形小铜皮锁，中间一个小孔，一把黄铜钥匙伸进去，旋转九十度，便能把盖子打开。盖子锁好时，柜子可以当凳子坐。
小时候，每当梅雨季节一过，母亲便把这个坐柜搬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曝晒。这个时候，我特别爱围着柜子转，看母亲珍藏在柜子里的那些宝贝。
其实，里面也没多少值钱的东西。一块毛巾里面，包着四块袁大头，我和弟弟小时候戴过的两根银项圈，一根二尺不到的银链子，妈妈的一只银手镯。除了这些，就是大人和我们的几件衣服，都是平时不舍得穿的。我想找找有没有“田契”什么的，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当年，只是朦朦胧胧地听说，只有地主家，才有这种被称之为“变天账”之类的鬼东西。倒是有一块木头刻成的长方形印章，三指宽，上刻“丁合興號”四字，母亲说，这是当年太姥爷丁公做生意用的货戳子，后来被我玩丢了。
在坐柜曝晒的时候，柜子底板引起了我的好奇。底板总共才二尺宽，却是七零八落地分开的木板，竟然有七八小块，每块都是活动的。我问母亲，柜子底板怎么这样零碎？她说这个坐柜，还是外婆当年的陪嫁，后来又作为母亲的陪嫁，跟着来到我们家。母亲七八岁的时候，汪伪政府的“和平军”，老百姓俗称“二黄”、“二鬼子”的，驻在镇上，隔三差五地，下来“清乡”扫荡。这次外婆没来得及逃远，两个伪军逼着外婆，交出坐柜的钥匙，外婆不交，一个伪军一枪托把外婆杵倒在地上，另一个把柜子倒扣过来，用枪托猛砸，三两下，就把柜底砸破了。幸好外婆把家里仅剩的十几个光洋，事先埋在床底下，柜子里只有几件旧衣服，两个“二鬼子”一无所获，骂骂咧咧地离去。
这个装着家里衣物的柜子，后来改成了母亲专用的储备“粮柜”。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八十年代初，近二十年里，这个柜子总有满满的一柜粮食装着。不到麦子孕肚见穗，日子再难熬，母亲也不肯动它一粒。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周边不少地方饿死人，我们村虽然没有人饿死，但是，我们吃过玉米苞衣，那是从上年预留的牛饲草上掰下的；吃过发霉腐烂的胡萝卜缨，那是二三月份从土缝里抠出来的；吃过河坡苔藓，吃过水草榆皮。这些东西，难以下咽的感觉，永久埋在记忆深处。
公社食堂散了之后，母亲平时精打细算，十分吝啬地安排家里下锅的口粮，南瓜、山芋、萝卜、青菜，还有野马齿苋、野枸杞叶、野小蒜、野盐蒿……，什么能下肚顶饥，就拿它下锅，能多省一点麦子玉米，就多省一点。反正，不到麦子孕肚抽穗，楞是不肯动这个坐柜。近二十年，这柜储备粮，就是为全家人留的“家底”，就是青黄不接的“三春”头上，全家八九口人的保命粮。正常情况下，母亲还有一个篮色的小布包，埋在柜子深处，那里面包着全家人的布票、油票、糖票、火油票、火柴票、肥皂票……当然，也有生产队年终分红的钱款，只是少得可怜。
八十年代初，实行“大包干”以后，地里打的粮食多了。开始几年，母亲还如前些年一样，继续装满一柜粮食，以防青黄不接。直到后来粮食市场完全放开，她自己也觉得，这样做，完全是多余的了。坐柜这才又成了母亲放她宝贝的专用柜子。
那些年，我先后在镇上和县城工作，孩子还小，带着孩子回家的时候，她会从柜子里拿出为我们大大小小做的单鞋、棉鞋，亲手为孩子做的衣服，还有就是别人送给她，自己舍不得吃的吃食。
才工作的那些年里，我们的工资一直紧巴巴，经常是月尾接不着月头。想买一双皮鞋球鞋，总要谋划数月。狠狠心买了一辆二八杠自行车，有两年手头都不宽松。这个时候，母亲给我们做的布鞋，给小孩做的衣服，就帮了我们大忙。
再后来，家用电器渐渐普及，我们也给固执地不肯挪窝的父母亲，在老家装备了电视、冰箱、洗衣机等等，装衣服的家具，也由小柜变成了大橱。这个时候，母亲从坐柜里掏出来给我们看的，便是些零头碎脑的存款单。这些单子，用线绳扎得紧紧、再用一个大玻璃瓶装着，几十元一张的，几百元一张的，也有少量一两千、二三千的。这些都是父母亲这么些年来，老两口卖粮食、卖蔬菜的劳动所得。当她把这些东西拿给我们看的时候，总是流露出一种自豪和得意，表明他们虽年已七八十，还能自食其力，不给子女增添麻烦。
前几天，我跟老母亲谈起那个柜子，她说，“那柜子和我一样，九十多年了，老了朽了，早就没大用了，里面装了我一辈子酸甜苦辣。等我有一天去见你外婆，你们就烧了，给我带走。”听了母亲这话，我竟一时语塞，眼眶发潮。
大凡一个物件，时间用久了，它的身上，便承载了许多生命信息，便浓缩了部分家庭历史。我家的这个坐柜，它就象一本家庭史书，客观记录着我们家、我们这个社会的今昔变化，反映了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国家的兴衰。
如今，翻翻这本再平凡不过的“史书”，不禁想起我那性格温和、却事理通透的外婆，想到母亲为我们大家、几个小家大半辈子的辛苦操劳，让人平生出许多人生感慨。而且，我们还能从它身上，读出几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沧桑变化，激发起一股热爱生活的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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