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缘起
去年去了趟杭州万松书院，彼时，游人如织，谈论的焦点还是梁祝。
“梁祝”故事是中国四大爱情故事之一，流传深远，影响力空前，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最早记录“梁祝”的文献是初唐梁载言的《十道四蕃志》。到了晚唐，张读所撰的《宣室志》作了文学性渲染，故事基本定型。自宋元后该故事被频频搬上戏曲舞台，明清两代传演甚盛。如：明中晚期的《群英类选》、《秋夜月》、《缠头百练》等戏曲选集均收有散出。
将“梁祝”故事推上顶峰的是创作于明末清初的《同窗记》，传为寓居杭州的著名剧作家李渔所创作。
李渔在他的作品中把梁祝的故事与固有的书院、山川、草桥、长亭等都编织其中，如梁祝分别从家乡会稽、上虞渡钱江在草桥门偶遇而义结金兰；在万松书院同窗共读。三年后，分别时，沿着长长的凤凰山古道送别。
以上版本的梁祝故事，轮廓大体相似。叙述东晋时期，浙江上虞县祝员外之女祝英台女扮男装出外求学，在三年同学过程中，对浙江会稽书生梁山伯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学成后回家途中，她向梁山伯含蓄地表达爱情，并托言为妹作媒而许婚。当梁山伯按期访友求亲时，祝父作主已将英台另许马文才。两人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先后殉情而死。梁祝化为蝴蝶，在人间蹁跹飞舞。
古往今来，无数人沉醉于梁祝那种敢于挑战封建礼教的爱情，将两人的爱情悲剧归结于封建礼教下的包办婚姻，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2、门阀
看历史，要有纵深度。任何人都不能脱离所处的时代背景。
梁山伯和祝英台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士族和庶族壁垒分明的东晋时期。
士族的缘起，得从汉代选官制度说起。汉代选官制度为察举制，也就是让官员在管辖内考察选取人才，最后交给朝廷考核和任命。世家大族的人都受过良好教育，在当地颇有名望，所以被任命的概率很大。因为长期垄断一个地方的官员任命，慢慢就形成一股地方势力。东汉末年的诸侯背后基本都有世家支持。
魏文帝曹丕为了取汉而代之，不得不向世家让步，实行了九品中正制。该制度是士族的政治保障，意即九品以上的官员，必须从世家士族子弟中选用。以至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政治生态。
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这一时期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即门阀世家与皇帝共分天下的时代。琅玡王氏势力最大时候，朝中官员75％以上是王家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直至隋唐科举制度兴起，才终结了门阀世家对政治局面的把控。
门阀世家的门槛至高无上。贵为唐代最高统治者的李世民想要和世家们联姻，都被拒绝。世家们拒绝的理由很简单，三个字，您不配。最后气得李世民说：“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而人间又为何重之？”
在唐代尚且如此，何况在门阀世家最辉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里的“王谢”，指的便是这时期的两大士族，即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这首诗的潜台词是，当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辉煌时，他们家的燕子都不会飞到寻常百姓的家里。
3、真相
祝英台、马文才家族所代表的门阀士族，是在社会上具有特殊地位、由官僚士大夫所组成的政治集团。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累世经学，世代高官，门生故吏遍天下。
而梁山伯所代表的庶族，又被称为“寒门”，属于平民阶层，只能担任九品以下的官员。梁山伯能够担任县令，已经是庶族子弟做官的极限。由此可见，其政治地位的悬殊。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等级森严，门第观念根深蒂固。东晋的法律规定，士族不能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如果身为士族中人，却在这个圈子之外进行婚娶， 不仅法律不允许，连家族中人也会因此丢官免爵。
东晋名臣谢安的侄女、安西将军谢奕的女儿谢道韫，与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结婚后，生活得很不愉快。谢道韫是中国古代有名的才女，曾经以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名噪一时。王凝之才华平庸，碌碌无为，迷信邪教。但是，谢家宁愿将女儿嫁给一个士族里的笨蛋，也不愿意与庶族中的优秀子弟通婚。
因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庶族子弟要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之类的美梦，门儿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梁山伯与祝英台基本没有结婚的可能。
拦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之间的，不是其他，而是士族与庶族之间不可逾越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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